韩洪泉
“自古乱世出英雄”。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正是这样一个出英雄的乱世，特别是当时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天才。三国时期有“东吴四杰”之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前后相继，共同奠定和支撑了孙吴政权的半壁江山。纵观整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的地位与作用，都与当年的“东吴四杰”颇多相似之处。笔者又进一步根据四人的性格特点和人生遭际，分别名之为“英杰”（杨秀清）、“雄杰”（石达开）、“豪杰”（陈玉成）、“俊杰”（李秀成），聪明秀出谓之英，膽力过人谓之雄，勇武奔放谓之豪，开明通达谓之俊。如此定性，虽有简单划一之嫌，却也可以借此概略勾勒出他们四位的神采与风貌。英杰：杨秀清
如果说金田起义之前，冯云山在组织宣传群众上居功至伟的话，那么金田起义前后直到1856年这段时间里，杨秀清则是太平天国当之无愧的头号功臣。这位原本以烧炭为业的的年轻人，一经投身起义队伍，就展现出了超人的谋略和胆识，协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替洪秀全指挥全军北上、东进，定鼎金陵，在短短数年间便在军事上开创了鼎盛局面。
1851年1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正式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开始建立五军主将制度，而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在金田起义爆发之后的半年内，杨秀清就肩负起编组和指挥太平军的重任，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艰苦周旋，屡屡破敌。
1852年4月，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巧妙地从永安突围，北攻广西省城桂林。因城高墙厚、防守严密，太平军作战月余未能攻克。杨秀清及时改变计划，避实击虚挥师北上，于6月3日占广西全州，12日占湖南道州，从此摆脱被动局面，转入外线作战。进入湖南后，在太平军怀恋故土、不愿远走他乡，而领导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杨秀清力排众议，主张进军两湖，-意金陵。他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和“天土”洪秀全的肯定。后来历史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杨秀清的这一设想，也证明了他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在战略上，杨秀清日标明确而不失灵活，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恋战于坚城之下。1852年7月下旬攻长沙不利，即下令主动撤围，疾趋湖北，于次年1月12日占武汉三镇。2月9日又下令撤离武昌，水陆并进，沿江东下，克九江，夺安庆，于3月20日占领江南第一大都南京。定都之后，军事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天京处于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包围之下，太平军不得不以有限的兵力在3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杨秀清统筹全局，居中调度，先后派兵北伐、西征，并组织保卫天京的艰苦斗争。
后人评价这段历史，多认为太平军以偏师北伐，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又分散兵力多线作战，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战略。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杨秀清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要整军全力北上，且不说沉湎于在南京“小天堂”中享乐的洪秀全等人不愿意，就是多年转战渴单安定的广大将士对继续远征也有畏葸情绪，而且北伐之战绝不会像之前沿江东下那样顺利，清政府必定会集中全力调兵固堵，一旦电兵于坚城之下，又没有后方根据地，结局更难预料。在太平军全力北上已不可能的情况下，杨秀清只能采取北伐、西征、防卫天京的战略。不能说杨秀清的指挥没有任何失误，比如北伐军的孤军深入，在无后方作战的形势下孤悬敌后，几路“添柴式”的援军不仅未能达到接应的日的，反而被清军分而制之，白白损失数万精锐。然而从全局来看，经过3年多的艰苦作战，到1856年夏，太平军在西线战场连战连捷，又在天京外围打破了清军设下的江北、江南大营，杨秀清苦心孤诣支撑的天国，终于达到了鼎盛局面。
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即深居不出，安享太平，把军政大权委于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杨秀清，这无疑在客观上助长了杨秀清的野心。随着外部环境的相对安稳，杨秀清虚荣、骄傲、擅权的一面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他借“天主下凡”的名义，屡屡申斥甚至要责打洪秀全，直闹到逼洪秀全到东土府封他为“万岁”，甚至将洪妻赖氏也叫到大殿上训斥一番，这几乎是要与洪秀全摊牌了。对当时已是太平天国第三号人物的北土韦吕辉等以下众人，杨秀清更是毫不客气，任意欺凌。随着这些矛盾的日益激化，1856年9月2日，韦吕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大都是为天国出生人死的“老兄弟”），前后达2万多人，不久韦吕辉又为洪秀全所杀，这就是著名的“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围由盛转衰的标志，失去了杨秀清的天困，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那样的全盛局面。近年来也有研究者指出，杨秀清“逼封万岁”一说证据不足，其死难真相仍有待考查。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在1857年即为杨秀清平反，说他是“遭陷害”;1859年又接受洪仁轩歼的建议，将9月2日（天历7月27日）杨秀清被杀的日子定为“东王升天节”。这到底是出于笼络杨氏部下的需要，是出于对杨秀清功勋的怀念，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无法明确得知。雄杰：石达开
太平天国首义五王之中，石达开最年轻，也最为后人所怀念，这或多或少与他的悲剧性结局有关。石达开是典型的少年英雄，他幼年丧父，八九岁即独撑门户，并练成文武全才，13岁时就因处事稳重、侠义好施，被乡人尊称为“石相公”。16岁被洪秀全、冯云山求访出山，19岁统兵，20岁封王，牺牲时年仅32岁。
在世时，石达开就获得了极高声誉，不论敌友，都给他以很高的评价。李秀成在谈及各王优劣才能时，“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陈玉成认为太平军将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左宗棠也说他“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骆秉章说他“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是“首恶中最狡悍善战者”。直到石达开死去近40年后，“江淮问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
白金田起义开始，特别是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牺牲后，石达开率部屡当先锋，固长沙，夺岳阳，占武汉，略金陵，曾经28天挺进600公里，战胜攻取，所向披靡，清军闻风丧胆，称之为“石敢当”。建都天京后，他更是成为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顶梁柱，哪里战事最重最急，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西线战场危急时，他奉命主持西征，湖口-战逼得曾国藩跳水，遂困湘军于江西，并遣军西进三占武汉，使西征达到全盛。天京危急时，他率军往救，与秦日纲等攻破围困天京3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危。旋即武汉告急，他又奉命往解武漢之围。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麦高文在其通讯中如此描绘石达开：“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化身——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石达开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得（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
就在太平天国与翼王石达开的事业都蒸蒸日上地发展时，“天京事变”发生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石达开应该在事前了解到将要发生的事变，并对“天王”洪秀全要诛杨表示了支持。但当他在事后回到天京时，发现韦吕辉杀戮太重，就进行劝阻。已经杀红了眼的韦吕辉顿起杀机，石达开虽然得以逃出天京，但其在城内的家人与部属却惨遭杀害，于是他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要求诛杀韦昌辉以平民愤，并得到全体军民支持。洪秀全只得下诏杀掉韦吕辉，并于1856年11月诏石达开同京主持军政大计，尊其为“义士”。石达开不计私人恩怨，努力稳定人心，终于使“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面临的内外被动局面逐步扭转过来。
然而，经历了这场变故之后的洪秀全，疑忌之心更重。此时首义五王只剩下石达开，而石的能力之强、威望之高不在杨秀清之下，洪秀全因此对他处处提防、事事掣肘，并意图加害。石达开不得不于1857年5月再次避祸离京，前往安庆。之后，他拒绝洪秀全要他同京的邀请，率部独立作战，先后转战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但战事并不顺利。1863年5月，所部被困于四川大渡河畔，面对骆秉章的诱降，石达开决心舍一己性命以保全部属，后被押往成都，被施以凌迟酷刑。在刑场上，石达开从容就义，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在太平天困领袖之中，石达开是少见的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又有务实的政治头脑的人物。1853年3月定都天京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已有，唯有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他在主政安徽期间，一改太平天圈初期“只破不立”的作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几，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材，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这也是他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望的原因之一。
李秀成在被俘后总结太平天国十误”时，把石达开率军出走作为一项极大的失误。后世也多认为石达开与洪秀全的公开分裂是战略性的错误。事实是，在当时的情势下，石达开又能如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时摆在石达开面前有几种可能：一是无所作为地让洪氏兄弟杀掉;二是除掉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人独掌大权;三是取洪秀全而代之;四是逃出南京，带领一支队伍继续反清，仍用太平军旗号;五是拉起反清队伍，不用太平军旗号;六是投降清朝。石达开选择了第四种。天京是回不去了，作为一代雄杰，他不可能束手以待，他也做不到像后来李秀成那样的忍辱负重。他选择了继续斗争，在太平天困的旗帜下，而不是在洪氏兄弟的压制中。这是一个战士、一代雄杰的选择。
相传曾困藩曾向石达开作《劝降诗》五首，石达开义正辞严，回复以《答曾国藩诗五首》，其文采与豪情均可称同类诗作中的上品。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恨苍天昏瞆瞆，欲凭赤手拯元元。三军揽500壮士乘夜进攻东门。他派300人在东门进行正面佯攻，白率200人趁守军不备，于隐蔽处将绳子甩上城墙，套住城垛，攀援而上，随即砍杀守军，打开城门，一举夺占武昌。他也因功被提升为殿右三十检点，统领陆军后十三军和水师前四军，并在一破江北、江南大营的战斗中屡立奇功。
陈玉成作战勇敢、治军有方，兼之少年才俊，因此从用兵到做人都透出一股豪气。在战略战术上，他大开大合，擅长避实就虚、辔悲赢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成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这段诗歌往还的故事，更为石达开的形象增添了儒雅俊逸的风采。豪杰：陈玉成
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天国朝中老成凋谢，四面强敌压境，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顶替上来，成为天国后期的两根主要梁柱。
陈玉成虽然比李秀成小14岁，但他在1858年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制时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封王也比李秀成早，因此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头号人物。时人说他“威名震天地，是天朝第一个好角色”。《清史稿·洪秀全传》中这样评价他：“玉成凶狠亚杨秀清，而战略尤过之。”
陈玉成投身义军时年仅14岁，是一名“娃娃兵”。他苦练武艺，作战勇敢，练就了一身好枪法，很快当上了童子军的首领。1854年随西征军攻武昌，陈玉成主动请缨率迂回包围、灵敏快速、声东击西，被称为“三十检点回马枪”。曾国藩曾感叹“白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
陈玉成的经典之作是三河镇大捷。1858年9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合兵攻克浦口，二破清军江北大营。此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乘太平军在浦口作战之机偷袭皖北，围攻三河镇。陈玉成产即巾六合率部西进，于11月联合李秀成所部，并与三河镇中的太平军里应外合，三路兵马围攻李续宾大营，全歼湘军主力6000人，李续宾兵败自杀。战后，湘军首领胡林翼哀叹：“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丧，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此后一年多，湘军不敢东犯。1859年陈玉成被封为英王，第二年又率部会合李秀成、李世贤部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东征苏州、常州，迎来了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形势最好的时期。
此后，湘军恢复元气，在曾国藩、胡林翼的统一指挥下，全力争夺安庆这一战略据点。安庆是陈玉成的根据地，也是武汉、九江失守后在上游屏障天京的最后一座战略性城市。因此，湘军志在必得，陈玉成志在必守。但rt1于太平天国内部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不统一，导致陈玉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率军东征西战，始终未能集中力量于安庆保卫战中。
1860年9月，陈玉成到苏州与李秀成商议进军大计，酝酿第二次西征。随后根据洪秀全的旨意，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分别率主力沿长江两岸向西挺进，计划于1861年4月会师武汉。如果陈、李两军能按计划重占武汉，必然会牵动湘军全局，“安庆之固”将随之解除。可惜的是，陈玉成先是于11月在桐城西南挂车河与清军悍将多隆阿接战失利，接着在绕道西进后，于1861年3月攻克离武汉只有80公里的黄州时，又受到从汉口赶来的英国参赞巴夏礼的恐吓与欺骗，加上李秀成进兵迟缓、约期末至，遂决定率主力回援安庆。
第二次西征计划的落空，使得从战略上解围安庆的希望完全破灭，唯一的办法就是苦战解围了。川师后，陈玉成屯兵在安庆外围据点集贤关，洪仁玕等也率军前来增援。曾国荃、多隆阿、李续宜等部湘军密切配合，深沟高垒，围城打援;陈玉成则指挥太平军在城内阵地防御，在城外阵地攻坚。经过几个月的鏖战，湘军于9月5日炸塌安庆北门城垣，突入城内，守城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安庆失陷后，陈玉成受到洪秀全的督责，并被革职。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退守庐州，并先后派马融和、邱远才和陈得才、赖文光等率队远征西北，以期发展势力。1862年3月，清军进攻庐州，陈玉成孤立无援，率部突围，在寿州被反复无常的叛徒苗沛霖诱捕。苗把陈玉成送往清将胜保营中，胜保本是陈玉成手下败将，此时得意忘形，左右也纷纷叫陈玉成下跪。陈玉成大骂道：“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云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灭，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饶你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白重的物件！”胜保又想以荣华富贵来诱降，陈玉成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遂于1862年6月4日英勇就义于河南延津，时年25岁。
陈玉成的失败，从安庆失守的那一天已经决定。太平天国的失败，从陈玉成去世的那一天开始变得更加不可避免。
陈玉成去世，太平天困的丧钟也敲响了。俊杰：李秀成
李秀成与陈玉成是同乡，都是广西藤县人，两人还是很好的朋友。“后石达开时期”的太平天国有此二人，真是幸事。李秀成生于1823年，参加起义时已经28岁，因此他处事与用兵都比陈玉成稳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也提醒老师：“李秀成狡谋框怯，其用兵较狗逆稳。”
由于英勇善战，李秀成逐步升迁，到1856年初已经升为地官副丞相，在燕王秦日纲指挥下解镇江之围;3月，占领扬州、浦口;4月，大胜于高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5月，大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1857年9月，洪秀全以蒙得恩兼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兼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副掌率兼后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將，李世贤为左军主将。后又封李秀成为忠王。此后，李秀成东征苏南、浙江，西征江西、湖北，合兵以救天京，北袭以分敌势，千里转战，马上驱驰，为维护太平天国战斗到最后一刻。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将H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自己改乘一匹劣马率兵保护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突围。天明时分，与大队人马走散的李秀成潜抵城郊方山一座破庙中暂避，却因随身所带财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两个当地村民缚送清营，至8月7日傍晚被曾国藩下令处死，时年42岁。
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领袖，李秀成有两点与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迥异之处，一是他的愚忠，二是他的开明。也正是从这两点上，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通达时务的“俊杰”品格。
天围后期，李秀成东征西援，独力难支，洪秀全不仅不从自身昏聩导致天国危亡方面找原因，反而一再严令甚至斥责李秀成，“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洪秀全置之不理，反而把李秀成拴在京城，使其不能出救苏南。当时天京军民也都倚忠王为长城，李秀成说：“我到京，阖城欢乐，知我出京具（俱）各流凄（涕）。”在天京无破国希望时，李秀成一再恳请洪秀全撤离天京以求长远发展，洪秀全却被自己的天国梦迷住了心窍，“天话”连篇：“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1864年，在坚守天京的最后时光里，洪氏家族依然怀疑李秀成的忠心，时时处处加以提防和压制。一面是倚为泰山长城，一面是疑为贰臣叛将;一面是赖以守城护国，一面是责以雷霆霹雳。难怪李秀成说：“六解京围之后，并非主计，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我为其将，随军许久，末乐半时，只有愁烦。”可以说，李秀成的遭遇比石达开更令人伤心绝望，其才能、威望也不在石达开之下，但他却选择了愚忠于天王。
李秀成在亲自主持苏福省期间，曾经以积极的姿态、开明的政策对这块天国的财源地锐意经营。他注重改变太平军在士绅阶层中的形象，注意保护传统文化，积极救助难民和恢复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他自称：“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末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是以苏省百姓之念我也。”在围攻杭州期间，他射谕入城，对杭州将军瑞吕、浙江巡抚王有龄劝降：“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城破之后，李秀成单骑入巡抚衙门，觅得自杀的王有龄尸首，装殓后发给路费差人送回，并放还了俘虏的清军总兵米兴朝、林福祥。与大多数太平军将领对清朝官员实施诛杀政策相比，李秀成在多方面表现出了罕见的谦和与大度，也表现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远见卓识。
毋庸讳言，李秀成的“投降”问题是后世讨论最多的话题，这也决定了人们对他褒贬不一的态度。几十年来，论者各抒己见，“伪降说”“投降主义说”“就事论事说”等等，并末达成一致意见。一种可以讲得通的解释也许是，李秀成深知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天王已死，幼天王逃脱的可能性也不大，在他之下诸将既无帅才更不团结（其后汪海洋坐视李侍贤的失败和刺死前来投奔的李世贤就是明证），天国已不可复振，再长期斗争下去，只能是天困将士的无谓牺牲和中国实力的，“重内耗。我们是否能认为，李秀成正是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爱惜天圈将士生命的角度出发，提出“收齐章程”（招降、保护和遣散太平军余部）的呢？
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位非常相似的天国将领，身后遭际却大不相同，一个相对寂寞却英名长存，一个是相对热闹却毁誉共之。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全在于李秀成在生命的最后16天里留下的让后人难揣难测的言行。也许正是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甚至带了神秘色彩的忠王，才更能吸引人们长久的关注、敬重和同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