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白巾、民生幸福倾注了毕生精力，在中困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身为一个远见卓识的革命家，他不仅对中困革命作出了贡献，而且也满怀热情地关注和支援其他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和白巾的正义事业。在他开展革命活动的初期，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困革命和当时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在革命外交方向上定下了“必须吲东南亚联系起来”的策略。为此，孙中山亲自出面或指示其战友给东南亚各国革命以不同程度的支持，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曾得到过孙中山的大力支援。
一部曲折的民族独立史
如同其他苦难深重的被压迫国家一样，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史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菲律宾的沿海先进地区不仅很早就拥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且白古以来便同周围困家与地区有着频繁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受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影响尤深。但是随着欧洲冒险家的到来，这个小国的宁静生活就被彻底打破了，白1565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以后，菲律宾人民坚持了几个世纪的反抗斗争。19世纪末，菲律宾资本主义获得了初步发展，同殖民者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开始出現风起云涌的资本主义革命运动。1896年8月26日，在“不战胜毋宁死”和“菲律宾独立万岁”的口号声中，人民开始举行起义，菲律宾独立战争正式爆发。经过奋战，起义军于1897年II月2日建立了菲律宾临时共和国，并宣布了临时宪法，推举新的独立运动领袖艾米利奥-阿奎纳多为总统。西班牙殖民总督里维拉看到镇压起义已无希望，便向起义者提出所谓的和平解决方案，革命经验不足和意志尚不够坚定的阿奎纳多轻信殖民者和本困买办资产阶级许下的民族平等、保护人身自由等虚伪允诺后，同意自动解散临时政府，停止战斗，缴械投降。然而西班牙殖民政府并没有遵守诺言，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们被迫流亡香港，菲律宾独立战争遇到了挫折。但是，菲律宾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起义军中不愿投降的激进派将领马卡布洛斯等人率军反攻，解放了菲律宾中部的广大地区，阿奎纳多等人也在香港成立了“爱团委员会”，并重新获得了革命领导权。
正当菲律宾人民同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艰苦战争之际，羽翼渐丰的新兴大困美国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也参加了在菲律宾对西班牙的作战，并戴着“救星”和“同盟者”的面具直接插手菲律宾独立战争。1898年5月，美国海军在菲对西班牙舰队开火。不久，与美困合作的阿奎纳多乘美困军舰返川菲律宾，他回国后即号召菲律宾军队向西班牙殖民军发起进攻。1898年6月12日（即今菲律宾国庆节），阿奎纳多在甲米地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菲律宾正式独立，成立了以其为首的中央政府，1898年8月，除马尼拉和南部一些地区外，菲军几乎解放了全部领土。1899年1月23日，在马洛洛镇举行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的成立典礼。这时，美军却阻挠菲军收复马尼拉，更不希望菲律宾真正独立，而是准备替代西班牙成为该困新的宗主困，进而踏入东南亚，染指亚洲事务。早在1898年12月，美西两困在巴黎签订结束战争的条约时，阿奎纳多的使者却被拒之门外，未能参与会议，美困明显欲将菲律宾据为已有。直到此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的菲律宾人，终于认清现实，放弃了借助美国力量获得本国独立的幻想，在阿奎纳多领导下奋起抵抗。
1899年2月5日，菲律宾共和国向美国宣战，菲律宾人民抗美战争（菲美战争）正式爆发。但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1901年3月21日帕拉南失陷后，阿奎纳多被俘投降，菲律宾第一共和困失败，通过鲜血和牺牲得来的短暂独立昙花一现，作为有组织的、统一领导的抗美战争告一段落。1902年7月4日，美国宣布美菲战争结束，菲律宾变成了美困的殖民地。
一段珍贵的革命友谊
孙中山对菲律宾革命的支持和援助，是从认识菲律宾政治家马罩亚诺·彭西开始的。时任菲律宾“爱困委员会”书记长的彭西是菲律宾著名的革命家和宣传家，也是阿奎纳多的亲密战友。当时，菲律宾人民正处于即将取得驱逐西班牙殖民者斗争胜利的前夜，也处于与美国貌合神离的微妙时期。在此之前，彭西与阿奎纳多等革命领袖在流亡香港期间也反思了自己前期向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妥协所犯的“政治幼稚病”，正在继续组织人民革命独立军开展斗争，彭西则代表菲律宾一方到日本洽购武器。早在香港期问，彭西就久闻中国革命党首领孙中山的大名，到了日本横滨以后，他多方打听其行踪，1898年3月，经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犬养毅等人的介绍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彭西是马德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早期从事过医生职业，后来也和孙中山一样弃医参加革命，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奋斗日标，使得这两个志同道合的革命领袖很快成为了莫逆之交。熟悉之后，他们多次就两国人民革命互相支援的问题，进行了反复商谈和研究。孙中山甚至与彭西约定，如果能够确定登陆地点，当菲律宾独立军对帝圈主义侵略者进行大举反攻时，他将率“兴中会”会员人菲助战。彭西也在阿奎纳多的支持下，以菲律宾独立军的名义馈赠10万日元给孙中山作革命活动经费，并承诺日后将派人到中国内地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之后，孙中山派遣了数百名中国人参加菲律宾革命军，援助菲律宾的革命。
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后，彭西长期侨居日本，孙中山与他仍往来不断。后彭西又移居越南西贡，孙中山每次路过西贡时，“辄往访之，彭亦频贻书总理”，两人互相关心着对方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中圈武昌起义胜利后，彭西不禁为中国的革命而欢欣鼓舞。1917年4月，彭西启程来华准备与孙中山会晤，不幸在旅途中于4月26日在香港逝世，终年54岁。彭西在其所著《孙逸仙——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一书中写道：“孙逸仙能把出现在远东许多困家中的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这些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点。因此，他便成了，一群来自朝鲜、中围、日本、印度、泰国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鼓动者之一。”可见，彭西对孙中山的卓越见识推崇备至，他们之问的革命情谊是无比深厚的。一单秘密的军火采购
孙中山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给予的直接支持，还具体体现于他曾不遗余力地为菲律宾革命军解决军械困难。当时，阿奎纳多和彭西等人面对美国背信弃义的举动，决心进一步推进本国独立革命运动，争取早日获得国家的真正独立与白巾。1899年3月，彭西曾明确向孙中山表示菲律宾革命军面临的最大闲难就是军械缺乏，自己此次到日本的主要使命就是购置军火。
彭西还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当时正和西方列强谈判修改有关条约，需要美困的支持，而美国又因为正插手菲律宾独立战争而使得其与菲律宾关系非常微妙和复杂，因此日本官方不愿得罪美围，拒绝向菲律宾出售军火。彭西请求孙中山利用其与日本进步人士有密切联系的便利条件，帮助菲律宾革命军购置军火。孙中山听后，毫不犹豫的答应，表示自己将全力支持。
孙中山当时为英属香港公民，侨居日本横滨，并不涉及日本军界、政界，而事实上他又与日本政界、军界、商界，甚至各类团体都有联系，具有一定的人脉上的便利办理采购军械一事。孙中山接受彭西的委托后，刚刚着手办理采购军火事宜，就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特别是当清政府驻日公使馆知道孙中山在采办大量械弹枪炮时，不禁大为紧张，以为他又要回国发动起义，于是天天到东京警视厅和日本外务省打探情况;美国当然也听到了有关军火交易的风声，遂严厉向东京方面抗议。为了避免麻烦，孙中山同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商量，决定民党众议员中村弥六承办此事，此人是日本国会议员，曾担任过大隈内阁的副司法相，经常出入日本参谋本部，与军方关系密切，而他也非常乐于帮助奔走此事。
孙中山与中村经过协商，决定通过日本的一个特殊的网体一一“政商”来完成这项任务。“政商”其实就是一些资本雄厚、事业昌盛，并对政治充满兴趣的日本商人，他们也同政界高层保持着长久又密切的联系。梅屋庄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孙中山反清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们的好友，更是孙与日本政界的重要牵线人之一。很快，中村通过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大佐联系到了陆军次官中村雄次郎少将，进而得到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大将和陆军大臣桂太郎的支持，接着又疏通了外务省，至此武器弹药的来源就基本有了着落。而正式出面购买的则是梅屋庄吉熟识的另一位“政商”大仓喜八郎，他以自己商社“大仓组”的名义，向日本军部购入枪械弹药，然后再转卖给一名并不存在的德国人温格伯所开办的公司（其实就是转手给孙中山）。最后，孙中山终于从日本陆军仓库中购得子弹500万发、步枪1万支、机关枪10挺、大炮1门、望远镜7部，以及火药压榨机和制造弹药的材料等一大批军用武器装备。因为保密的原因不便雇用其他船只，于是中村弥六在神户购进一艘2000吨的旧货船“布引丸”，专门用以运输这批武器装备。通过繁琐的操作程序，这批足可武装1-2万多人的军火装备终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一场海难令计划暴露
1899年7月12日，天气晴朗，“布引丸”离开神户，13日装载上军械弹药后待发。为了通过长崎税关检查，专门请相关政界人员给长崎海关长写了介绍信，称此船上货物乃是枕木，为湘广总督张之洞委托密运中国湖南的，这样才混过了海关检查。7月19日上午“布引丸”正式启航前往菲律宾，原计划这艘船停泊于马尼拉附近的某个小岛，由菲律宾游击队员负责接应卸货。也有相关资料显示，还有两名孙中山亲自指派的押運者同船出发，这两人其实是孙中山代彭西聘请的富有战斗经验的日本军官（也是“兴中会”会员），准备帮助菲律宾革命军训练部队。没想到，20日II时40分左右，“布引丸”在浙东马鞍岛50海里附近突然遭遇强台风而触礁沉没，包括船长三川和孙中山派出的2名押运者在内等17人丧生，其余船员获救，但所有械弹全部损失。
第一批军火虽然损失了，但是孙中山和彭西等人并没有气馁.他们立刻订购了相同数日的第二批军火待运，计划取道台湾运往菲律宾。1899年10月16日，彭西白香港致函孙中山，决定再次启运。但是他们前期的活动就已经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也引发过美国的官方抗议。“布引丸”的沉没是当时一起影响颇广的重大海难事件，而且既有船体残骸，又有不少幸存者，其航行H的地和担负使命H然无法掩饰，于是美困很快就知道了“布引丸”所载的货物及航向，他们立即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为维护国际外交准则，日本政府只能严禁一切军火出门，并严格搜查每一艘驶离日本港口的货船，于是此事只能暂时搁置，而这批武器弹药则被彭西转赠给孙中山，拟用于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但由于期间耽误数月，且经手人过多，该批军械后因故散失。孙中山援助菲律宾的计划虽然屡遭失败而无法实现，但他仍然继续想方没法对菲律宾独立革命予以支持。1906年6月，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等自横滨乘船赴香港，拟筹划广东起义。他在离开横滨前谈道：“菲律宾的朋友对我们寄以期望，而我们也有希望日后借助他们的力量以成事的想法，故已将数百人秘密运往菲律宾，给他们以各种帮助，这些人员中，有不少曾在清政府从事过军务。”孙中山派遣许多中国的革命志士和菲律宾革命军并肩作战，极大地鼓舞了菲律宾人民的斗志。为此，菲律宾史学家蔡德对孙中山给予菲律宾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指出，菲律宾人民“永远感激中围的恩德——一种不是用鲜血或金钱所能报答的恩德”。
孙中山支援菲律宾的反美独立斗争，在其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中菲两国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合作，开始了孙中山与亚洲圈家革命者的广泛联系，通过与彭西等人的交往，菲律宾人民敢于以弱胜强的斗争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孙中山，坚定了他的信心。1905年他在东京对华侨和留学生演说时就曾以菲律宾为例，批驳“改良派”并号召人民革命。他说：“菲律宾……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以中国土地之多、人口之众，更应敢为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因而奋斗。美困侵占菲律宾，是进一步侵占中国和亚洲其他困家的先导，孙中山清醒地、有预见性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侵占菲律宾，“就使美国成了中国最近的邻邦之一”“中国就是它必须注日的第一个国家”。而彭西对孙中山经济上的支持，不但使其有可能开展新的革命活动，而且孙中山正是利用这笔经费开办了革命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正式发刊，中国革命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宣传工具，从而打破了“改良派”独占中国改革舆论的局面，其重大意义是不言白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