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晋杰
周恩来与陈嘉庚一生历经清朝、民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是跨世纪、跨时代的伟人。周恩来比陈嘉庚小24岁，两人相识相知相交于抗战时期，交往20多年，在共同参与的抗日救国活动中结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两人在祖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同奋斗的日子里，心心相惜，交往更加密切，建立了忘年之交的深厚友谊。周恩来称赞：陈嘉庚有可贵的民族气节
周恩来最初知道陈嘉庚是在1924年7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时。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陈嘉庚在故乡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里秘密建立和发展了国民党左派的革命组织，并于1925年秘密组织共青网支部，1926年秘密组织共产党支部，集美学校成为闽西南革命的发源地，被誉为福建的“民主堡垒，革命摇篮”。周恩来在与集美学校党、网组织联系中，知道了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知道他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发动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与陈嘉庚的直接交往，是在抗战爆发以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尼拉中华商会捐助给东北和热河的义勇军20万美元。1932年1月初，菲律宾华侨为救国事业征集了25万美元，另给东北马占山抗日部队寄去40万美元。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后，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发动华侨，筹款1 15万元支持困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保卫上海。白1931年至1933年的26个月中，共筹得捐款200万美元。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同年在上海“八·一三”事件的翌日，由陈嘉庚倡导和组织的“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困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成立，陈嘉庚被选为大会主席。同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东南亚地区45个埠的168位代表，选举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困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再次被推选为总会主席。
“南侨总会”是一个团结各地域、各阶层、各种职业、各种不同信仰的千百万华侨，以爱国一家组成的抗日救国的社会组织，主要任务就是发动华侨以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援祖国抗战。在“南侨总会”和陈嘉庚的领导下，在报刊上登出“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的誓言，先后领导和发动30多万华人、华侨直接或问接参加赈救祖困难民的活动，至此，东南亚抗日救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此时在中央苏区，他从困统区和香港报刊上得知这些消息，对陈嘉庚的抗日救国活动高度赞许，认为“南侨总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领袖，这一点应该肯定。全南洋800万华侨要团结在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的周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担任困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曾指示在政治部三厅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陈乃吕对陈嘉庚做宣传联络工作。周恩来高度评价说：“陈嘉庚早年参加同盟会，为恢复中华，创立民国而奋斗，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倾资兴学就是他爱国主义的最难能口J^贵的表现。日寇侵略中国，妄图沦我为殖民地，陈嘉庚对此是同仇敌忾的。你是集美学校学生，现在文化宣传T作岗位上，正好可以寄些宣传书刊给嘉庚先生，通报困内团结抗战情况，他会欢迎的。”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繼失守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侵华方针上也发生了变化，把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敌后战场，集中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网加快其叛国投敌的步伐。准备公开投敌。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集团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抗日前线部队的三分之一调到后方，三分之一调到敌后进行所谓的“游击战”，实际上是限制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与共产党制造军事摩擦，仅留三分之一的军队与日军对峙，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曲线救围”幌子下降日成了伪军。
同年10月28日，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发去一个电报，内有三宗提案，“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其中第一宗提案的原文这样说：“在敌寇未退出困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困贼论。”此提案的文字，经会议秘书处精简为11个字，即：“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会议一致通过。陈嘉庚“棒喝”汪精卫的“十一字提案”，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海内外。12月18日，汪精卫经昆明转越南，逃往日本驻越南领事馆，越境叛困投敌。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叛国投敌的“艳电”，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也先后叛国投敌。他们终于成了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1939年4月12日，陈嘉庚致电蒋介石，谴责汪精卫投敌叛国，指责蒋介石让汪精卫一伙汉奸逍遥法外。对此，周恩来称赞“陈嘉庚有可贵的民族气节”。陈嘉庚：国共联合抗日 才能取得抗战胜利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顽同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密令在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侵占了抗日根据地的大片地区，破坏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的群众团体，煽动反动分子叛乱，屠杀共产党员、抗日战士和革命群众。而日军占领了我国沿海许多大中城市，海外对国内抗战情况不甚了解。为了帮助海外华侨了解国内的抗战情况，了解筹赈T作的实际效果，以便鼓励华侨更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筹赈活动，陈嘉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圉慰劳视察网”（简称“慰劳团”），并rf1潘国渠任团长。“慰劳网”设3个分团，共51人。时年67岁的陈嘉庚和秘书李铁民等人于1940年3月26日飞抵重庆。
在重庆，陈嘉庚受到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要员的“热情接待”，蒋介石还授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设宴招待陈嘉庚，“宴间朱君招陈入国民党”，被婉拒。蒋介石几次会见陈嘉庚，除攻击谩骂共产党外，还连续3次征求陈嘉庚对国民党的意见，意欲拉陈入围民党，仍被婉拒。陈嘉庚抵重庆时，恰逢周恩来回延安，在重庆的共产党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会见了陈嘉庚。陈嘉庚在重庆慰问考察前后近两个月，会见了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他在重庆实地考察的结果：“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身居国家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陈嘉庚对围家前途的忧虑像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他的心中，沉甸甸的。陈嘉庚一直认为，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一再希望：“国共两党，真减团结，共同抗战、以救亡为前提，则国家幸甚;否则海外华侨必痛心失望。”
正当陈嘉庚对祖国前途深感忧虑之际，毛泽东从陕北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此前，陈嘉庚已有意访问延安，不过他对延安知之甚少，所闻谣言则甚多。因此，他是抱着“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
1940年5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延安方面如何”的复杂心情，决心前往探明真相，才不负南侨之重托。他不顾年老、不会普通话和多年来腰骨酸痛不能久坐等困难，冒当时延安临近前线，不断受到日机空袭的危险，毅然前往延安。行前，他无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婉言劝告”，官方反对;途中，他识破向他状告共产党罪恶的伪装农民闹剧。5月25日，陈嘉庚一行抵达西安，适逢周恩来巾延安返lul重庆路过西安，邀请陈嘉庚见面，陈嘉庚欣然应允。但临行时，因“慰劳网”所用车辆被国民党接待人员有意调用他处，使陈嘉庚失约。翌日，陈嘉庚拟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会见周恩来，但此时周恩来已启程赴渝，失之交臂，陈嘉庚深感惋惜。
一路上，陈嘉庚冲破困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直到5月30日，终于到达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热烈欢迎。5月31日，延安各界7千多人集会，欢迎陈嘉庚。陈嘉庚在欢迎会上致答词，他说：“南洋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现在日军占领我国广大国土，我方内部不断发生摩擦，汪精卫又叛国当了汉奸，形势堪忧。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围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陈嘉庚一行在延安9天，其间，会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延安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西塞县的兵T厂、印刷厂等，与福建籍的财政、公安、司法官员交谈，并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茶话会等。
陈嘉庚与毛泽东会晤时，他说：我对国共两党的希望：一是坚决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国共合作，兄弟间的一切摩擦等打败日本后解决。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共产党一贯坚持抗战，坚持围共合作……”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陈嘉庚表示满意，他在离开延安的前夕，和延安的归国侨生和集美、厦大的学生座谈，高兴地表示：这次亲临延安，时间虽短，收获良多。陈嘉庚经过实地考察，相信共产党言行一致，官兵一致，共产党网结抗战的立场同海外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慰劳网”从1940年3月初到12月底共9个多月，对全国15个省进行慰问和考察，陈嘉庚于该年7月1日回到重庆。周恩来与陈嘉庚的首次会面
周恩来与陈嘉庚的首次会面，是于1940年7月21日在重庆陈嘉庚寓所，二人相见甚欢。周恩来向陈嘉庚介绍了共产党对抗战时局的主张，指出：“国共合作是历史的潮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三大主张。顽固派搞摩擦是不会得逞的。”初次见面虽是一波三折，但两人对彼此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陈嘉庚评价周恩来“何等儒雅，何等英明”，是难得的国家栋梁;周恩来评价陈嘉庚是“很爱国的，很公正的”。这是两人莫逆之交的开始。
陈嘉庚于当年7月25日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的邀请，作《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陈嘉庚列举了在延安所见的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派新气象;而他看到的国民党统治区，则是上下贪污、误民弊政的现象。他把延安和重庆一一对照，认为重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延安的各种流言，更是无中生有，鬼话连篇。摆在眼前的延安的共产党领袖与群众的艰苦朴素，真减亲切，民生安定，政治清明，使他衷心感到无比的欣慰。他总的体会是：中国有了希望，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陈嘉庚在重庆所作的《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通晓闽南话的陈乃吕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连夜抄写一份送到周公馆，周恩来当晚就看到了。第二天周恩来飞往延安，第三天《新华日报》就详细报道了陈嘉庚演讲的全部内容，使大后方的广大人民耳日一新，受到极大的鼓舞。陈嘉庚将重庆和延安两个地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抗日态度作了对比，认识上发生了飞跃的变化。他高兴地说：“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断定说：“中国大有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各族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中共和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1940年12月31日，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就向侨胞如实地报告了他在国内考察的见闻和观感，使广大侨胞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区的光明，把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推进了一大步。1941年1月，陈嘉庚突然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看到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为江南死困难者致哀”的题词，十分震惊。他连忙通电国民参政会转中央政府、全国军政长官、全困同胞公鉴，电文略述乐观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统一对外，堪忧困共摩擦后果，着重阐明“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表达海外华侨的忧虑与愿梁。电文指出：“南归未逾一月，危机又遍国中。值此敌焰犹张，国仇末雪，如复白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事变严重至关“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华侨无党派立场，无利害私见，睹兹异象，弥切杞忧。”最后，代表广大海外华侨“一致主张，弭止内爭，加强团结，抗建前途.实利赖之。”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的言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蒋介石诬蔑陈嘉庚是“已受共产党包围”“拥护中央政府是口是心非”。先是派人跟踪，后又发电报给英国驻新加坡领事馆，提出禁止陈嘉庚入境。围民党海外部长吴铁城亲到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开展毁谤陈嘉庚和分裂侨胞的活动。在陈嘉庚受到国民党当局攻击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致电陈嘉庚，予以精神鼓励。周恩来对陈嘉庚则大力赞扬：“不良权势，凭良心与人格，根据事实直言，不指鹿为马，是非分明，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甚是钦佩。”周恩来认为，“陈嘉庚1940年回国时发表的抗日爱国言论，对推动团结抗战，反摩擦、反分裂的局面是有作用的”，从根本上符合包括广大华侨在内的全圈人民的意愿与利益，深受国内外同胞的钦敬与拥戴。
周恩来与陈嘉庚的 第二次会面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向全困和海外人士发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号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后排左一为周恩来，前排右二为陈嘉庚。召，得到了包括陈嘉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各海外侨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II月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香港分局电，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将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及陈嘉庚等各方面代表几十人，护送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并对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作了周密的布置。但陈嘉庚却因气候、语言等顾虑迟迟未起程。
1949年5月5日，陈嘉庚在庄明理等人陪同下，从新加坡启程，途经香港，于6月3日乘船抵天津，翌日乘车到达北京。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中央高层人士及华侨学生代表100多人前往车站迎接。7日，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陈嘉庚，这是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二次历史性见面。随即周恩来陪陈嘉庚一起去香山见毛泽东。陈嘉庚对毛泽东说：“在延安临别时（指1940年陈嘉庚首次访问延安之行），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了。头一件，我回到重庆就跟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为抗战，对困民党绝无恶意，劝他要和共产党网结合作，但他就是不听，我也拿他没办法。第二件，我不等回到南洋，在国内各地就把我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如实介绍。蒋介石因此对我产生恶感，我也不顾，凭我的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呀！”
毛泽东对陈嘉庚如此重信义、重承诺，仗义执言，无所畏惧，深感敬佩。他对陈嘉庚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如今解放战争又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以最快速度肃清残敌，统一全中国，进行各项建设。现在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全国新政协筹备会就要召开了，请你一定参加。”陈嘉庚说：“毛主席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对政治素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恐怕会辜负主席的美意呀！”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陈先生过谦了，众所周知，你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语言不通不要紧，有翻译嘛！”他们当天的交谈内容还涉及许多中外大事，深夜始归。
翌日，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马寅初等在京诸多好友、老友，分别前往北京饭店看望陈嘉庚，大家异口同声劝说陈嘉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林伯渠说，祖国抗战，华
侨出钱出力贡献很大;郭沫若说，心通胜于言通;周恩来也再次相劝：“先生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召开新政协是国家大事，华侨首席代表非你莫属，如果你不当那谁能当？语言不通不碍事，郭老讲得对，心通胜于言通嘛！”陈嘉庚为周恩来及诸多好友的真心减意所感动，终于同意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为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各界代表人物的组成卤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49年9月30日，首届全困新政协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被选为首届全圈政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陈嘉庚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中侨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圈侨联主席等职），从此，他也更加积极投入参政议政工作。 周恩来与陈嘉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交往
1950年5月21日，陈嘉庚结束在新加坡的侨居生活，回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议期间，陈嘉庚曾向周恩来再次表示，担心自己不懂政治，不会做政府工作，不能有所贡献。周恩来溅恳地劝说，今后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广大华侨的大力支持。陈嘉庚接受了周恩来的真减挽留，并决心以身作则。陈嘉庚于1950年9月5日返回家乡集美定居。因为他已打定主意，在晚年还要继续发挥余热，为家乡和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要扩建他一手创办起来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同时，他深感家乡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渴望在福建早修铁路，在厦门早建海堤，以期为福建乡亲造福，对海外闽侨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圈成立后，人民政府着手进行民主革命（剿匪、反霸、土改），恢复国民经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对私改造，发展圈营经济。陈嘉庚于1920年侣办的同美汽車公司和1943年倡办的集友银行，创建时都是以盈利提成支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经费的实业，而当时却面临经营闲难，不仅维持不了，而且亏损，成为陈嘉庚和集美学校的负担。为此，陈嘉庚面对现实，为服从国家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先后于1954年12月13日和1955年2月6日，两次致电周恩来，请求人民政府接办或改为公私合营。3月16日，周恩来发给厦门市人民政府转嘉庚先生电文答复：一、同美汽车公司事：汽车物资等由交通部负责，按价收购;人员T薪白本月一日起，由政府负责拨发;人员安排统由政府负责解决;至于公路权暂缓处理，待全困对私营公路解决办法定后，再做处理。二、厦门、上海集友银行事：仍继续营业，业务上由国家银行帮助，多分配一部分侨汇与贷放任务，保证集友银行有利可图，不至亏损;多余人员可安置在国家银行。上述二事，已令交通部、中困人民银行执行。陈嘉庚读完电文后激动不已。从此，沪厦两地的集友银行在国家金融机构的领导、支持下，业务蒸蒸日上，年年盈利，使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经费基本有了保障。
1950年5月，陈嘉庚以实际行动在全困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福建有12万平方公里土地，1200万人口，竟未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局面必须迅速改变。”他的建议获会议通过，并经中共中央领导同意后，由铁道部派员到福建实地勘察线路，只因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后又遇上抗美援朝这桩国家头等大事，以致修路的事一时难以兼顾而被暂时搁着。陈嘉庚眼见修铁路之事久无动静，心里着急。1952年5月，他索性直接致信毛泽东：“福建乏铁路交通，如人身血脉麻痹，关系民生至重大，困苦难以言喻，万祈主席迅令开办，不但造福闽民，亦适应海外数百万闽侨之企盼。”毛泽东接信后，即指示有关部门说：“如果国家财力实在安排不开，宁可将其他项日推迟紧缩，也要保证福建铁路首先上马。”
1953年7月20日，周恩来致函华东行政委员会转闽、厦两级政府转陈嘉庚说：来电阅悉。铁道部经过一年来搜集资料，曾对此路线（即福建省铁路线路）提出上海至厦门、福州至厦门、鹰潭至厦门3个方案。经反复研究，以采用第3方案较好。好处是：“第一，建筑里程短，沿线地形T程难处较少。第二，从发展经济上看，对照顾发展福建省的林业、煤、铁及轻工业，农业方面较广。第三，从铁路事业发展方面看，此线建成后，可逐步向福州、潮汕、赣州等地发展。”“从运输上看，由厦门至上海，至南昌均较第一、二方案近”。所以，“拟采用第三方案，并非单纯为节省经费而变更”，为此征询陈嘉庚的意见。该方案确定后，在铁道部、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闽赣两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54年初，鹰厦铁路全面动工，于1956年12月提前一年建成。铁路通车后，陈嘉庚十分高兴，连连称赞这是共产党施行福困利民政策的成果。 周恩来和陈嘉庚对祖国统一的心愿与共识周恩来和陈嘉庚对于解放台湾、祖困统一大业问题有着共同的心愿和共识。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围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我们重视海外广大的爱围侨胞在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困采取对立态度的少数海外华侨，认清是非，审察大势，跟广大的爱国华侨站在一起，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困事业作出贡献。”
陈嘉庚坚决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在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的座谈会上，他指出：国外广大华侨，包括许多国民党员在内，都是爱国的，只有少数华侨由于不了解祖圈的实际情况，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国政府采取敌对态度。我们希望他们能认清是非，发挥爱祖国、爱家乡的热忱，跟广大爱困侨胞站在一起，积极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从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同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廖承志筹备成立中华全困归困华侨联合会，巾陈嘉庚出任主席。10月5日，“全国侨联”成立，陈嘉庚致开幕词说：“当前，归国华侨联合会应该更广泛地团结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并帮助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华侨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围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
1959年，陈嘉庚发现患上皮鳞状癌后，赴北京治疗，在周恩来的关心与安排下，从崇文门马匹厂移居圆恩寺的一座四合院。两年间，病情恶化，住进北京肿瘤医院。周恩来对陈嘉庚的病情十分关心，多次赶往陈嘉庚的寓所探视。有一次，周恩来突然来访，详细问候陈嘉庚的起居饮食后，又匆匆离去。陈嘉庚对此感动至深，周恩来走后，陈嘉庚一句一句说：“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只顾别人，不顾自己。”同样，重病中的陈嘉庚也念念不忘周恩来。1960年4月，住在北京肿瘤医院的陈嘉庚，得知周恩来要到印度与尼赫鲁谈判，当时中印关系紧张，他连忙给周恩来写信，表示担心其安全问题。临出国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在百忙中抽时间来看望陈嘉庚，请他安心静养和治疗，并解释和安慰说：“中印问题必须解决，尼赫鲁估计我们不会前往，以便借口说是我们毫无减意解决边界问题，我们去了，使他被动，主动权就在我们这边。当然，出门多少是会有危险，但为国家做事，也顾不了個人的一切，预料大乱子是不会有的。”陈嘉庚表示理解，但一再叮咛周恩来多加小心，注意防范，可见两人的相互关心及深厚感情。
1963年3月，陈嘉庚很清楚H己的身体状况，趁清醒时向身边亲人交代了3条遗嘱。庄明理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第一，丧事应按嘉老的意愿办理，运回集美安葬;第二，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一定照嘉老的意见继续办下去，请他放心;第三，解放台湾是全围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爱围侨胞共同的愿望，嘉老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嘉老如醒过来，请告诉他，台湾|UI归祖国一定要实现。”
6月23日，陈嘉庚病情恶化，周恩来闻讯赶来时，陈嘉庚双眼紧闭，已不能说话，也失去知觉，处于弥留之际，周恩来在北京肿瘤医院邀集中西医务人员及陈嘉庚亲属谈话，郑重嘱咐：“竭尽全力抢救！”陈嘉庚虽经抢救，终因全身器官功能衰竭，回天无力，于8月12日零时15分逝世，终年88岁。陈嘉庚逝世后，中共中央成立了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周恩来亲H担任主任委员，当天向全围人民发出讣告。8月14日，周恩来参加陈嘉庚遗体人殓仪式，后灵柩移往中山公同中山堂，接受公众吊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第二天，首都各界隆重举行陈嘉庚先生公祭仪式，主祭人是周恩来，廖承志致悼词。公祭毕起灵，由周恩来和朱德领先执绋到北京火车站，用火车运至故乡集美。20日，安葬在鳌园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