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
罗家伦（1897-1969），“五四”时期的主将之一，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他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个概念，最初就是由他提出，然后获得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认可。之后，他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生于读书家庭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父罗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从小接受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5年，罗家伦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他“孔夫子”。1917年夏天，20岁的罗家伦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罗家伦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正好蔡元培到北大担任校长。罗家伦曾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地方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楼的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人时常在那里;另一个是一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就辩，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总是满的。”
罗家伦与胡适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是从北大开始。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而是先兼了一段罗家伦所在的外文系的课。1918年，罗家伦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在《新青年》上发表，从后来很多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
1919年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罗家伦起草的。4日那天上午，罗家伦从外
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又推举罗家伦来写。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罗家伦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思考片刻就写好了宣言。宣言虽然只有180个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罗家伦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罗家伦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这5位优秀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当时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后来在不同的领域都各有建树。最初罗家伦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奖学金被迫中止。这年秋季，在结束了3年的留美生涯后，罗家伦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穆氏企业破产后，罗家伦一度以译稿补贴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据。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罗家伦1500元，让罗家伦完成了在国外最后一年的学习研究。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罗家伦终于回国。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長的蔡元培让罗家伦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罗家伦只有31岁。罗家伦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大学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罗家伦到清华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罗家伦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罗家伦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此举在当时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罗家伦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罗家伦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罗家伦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的任期时间里，罗家伦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罗家伦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办成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
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实罗家伦当时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当时罗家伦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他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了罗家伦。
罗家伦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自己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罗家伦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国民政府政党要人向他推荐教授，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也一概不接受。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担任校长时，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的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1937年，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约1万名学生的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要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罗家伦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批准了第一批240万元的建筑费。罗家伦又派人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南京周边选择合适的校址。最后选定了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石子冈一片地方。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罗家伦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4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罗家伦就开始准备迁校。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谈”的可能，他们认为罗家伦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罗家伦也不解释，关于新校址的选择，大家也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往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至武昌珞珈山。罗家伦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选择重庆最好。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而且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罗家伦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年，罗家伦就叮嘱总务处定造了500多只木箱，并钉上铅皮，以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迁移之用。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搬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3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罗家伦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没船、没
车，没办法带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禽畜，一只不少的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场长和员工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罗家伦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在抗战期间，罗家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罗家伦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在当时全国“联考”中，三分之二的考生都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罗家伦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中，承担了很多压力。
邂逅一段马拉松爱情
谈及罗家伦，最为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和妻子的那段马拉松爱情。1919年12月，罗家伦作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前往上海展开学生团体串联，不料想，在美丽的黄浦江畔，罗家伦竟然就此邂逅了青年女学生张维桢，引出了一生的爱情传奇。
那是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次集会，罗家伦虽然貌不惊人，但是，他是当时名声远扬的学生领袖，他亲笔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更是在当时大学生中间争相传阅，这篇简洁而慷慨的宣言激起了全国学生的爱国热情。罗家伦一出现，就让现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激情澎湃的演讲更是让现场成了沸腾的海洋。当时，上海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张维桢站在台下的一隅，她满脸红晕，用一双深情的眼睛专注地从头到尾一直默默注视着罗家伦，他的每句话、每个手勢和每种表情都让清秀文雅的她着迷。罗家伦写的“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早已铭刻在了张维桢的心中，只是两个人一个在北平、一个在上海，之前并不相识。此刻，激情、睿智的罗家伦就站在张维桢的面前，他的演说一字一句地敲击着她的心扉，贴近，火热，直人她的心田。在这一瞬间，爱情产生了，张维桢被爱情赋予了强大的力量，她在人山人海中居然挤到了会场的最前面，大声地对罗家伦说：“我名叫张维桢，今后请你多多指教！”说完，她把自己的联系地址写在一张字条上递给他。面对张维桢的热情大方和青春美丽，罗家伦的心在那一刻暖融融地被惊动了，原本口才出众的他在那一刻竟然腼腆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小男孩，只是慌乱地说着：“好，好！”
张维桢和罗家伦一见钟情而相爱，他俩的爱情信物有点特别。罗家伦给张维桢的爱情信物是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这信物虽然并不名贵，但是却包含着罗家伦渴望和张维桢比翼双飞的心意。张维桢读懂了其中的含意，她回赠给罗家伦的爱情信物是她的一张玉照，玉照上的张维桢笑靥如花、青春美丽。罗家伦收到张维桢的玉照后在日记里写道：“就是你的照片，使我看了生无限的愉快。”从此，张维桢和罗家伦开始鸿雁传书，漫长的爱情之旅启程了。张维桢和罗家伦在信中谈人生、谈理想、谈各自的生活，有时也会小心翼
翼地相互试探彼此对对方的爱。张维桢和罗家伦从一见钟情开始的美丽爱情就这样娓娓动人地进行着。
1920年8月，罗家伦从上海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他本想与张维桢在上海见面，畅叙相思之情。不凑巧的是，此时的张维桢已从上海女子学校转学到湖州的一所女校读书，而罗家伦到了上海后就病倒了，一直发高烧，虽然上海和湖州相距不过百余公里路程，他俩却没能见面。张维桢后来收到了罗家伦临登船时写给她的信：“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已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就这样，张维桢未能和罗家伦相见，就依依不舍地和他分别了。在分别的几年间，张维桢收到了罗家伦寄来的好几本书，还收到了罗家伦写给她的许多信，在这些信件中，张维桢感受罗家伦在字里行间出现的微妙变化是对她的称呼，罗家伦的来信中，从“维桢吾友”自然变成了“维桢…‘维桢吾爱”，到最后成了“我生生世世最爱的维维”。张维桢明白，她已成为罗家伦心目中最珍爱的人，同样的感情也在张维祯的心中生根发芽，张维桢读着罗家伦那一封封漂洋过海而来的信，心中暖意弥漫。
张维桢和罗家伦在信中除了谈论民族兴亡和学习之道，也像世间所有热恋的男女一样，传递绵绵情谊;有一次，张维桢收到罗家伦寄给她的一串珍珠项链，上面的珠子是他为她精心挑选的，他在信里对张维桢说：“我选的一种颜色，自以为还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为我想起你的纪念。”此时，两人只见过一次面，分别已经5年，张维桢被罗家伦这份遥远而珍贵的礼物所带来的一片心意深深地感动了。1926年新年，她回赠了罗家伦蜜枣和松子糖。
1926年4月，张维桢接到罗家伦的信，说他决定回国了。可是，就在这时，张维桢却申请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计划在该年秋天进入研究院深造。张维桢知道，罗家伦在国外的这几年忍受着分别的痛苦，一直盼望着她到国外一起留学，日日相见。如今张维桢要到国外去了，可是，罗家伦偏偏又要回国了。张维桢非常体谅自己心爱的人，她不想让他失望。为了让罗家伦早日回到上海，张维桢给罗家伦汇去了500法郎作为路费，让他早日回上海见面。罗家伦接到张维桢的汇款时，他的心放下了，他明白张维桢是在告诉他，她愿意为他们的爱情而等候。
1926年6月18日，在张维桢的殷切盼望中，罗家伦在马赛登上了回归的船，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他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张维桢的身边。但是，两个人真正相聚的日子却仅仅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甜蜜日子里，两个相爱的人互订了终身。1926年9月，张维桢前往美国留学。1927年11月，张维桢回国后便与罗家伦在上海结婚了。当时，他们都已年近30，从1919年12月他俩一见钟情开始到结婚，经过了整整8年的时间。
女儿眼中的父亲
1934年，罗家伦和张维桢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取名罗久芳。罗家伦为此作了一首詩：“春到江南挟大风，远天凝霭紫薇
红;会知生命奇葩萼，吐自呻吟疾楚中。”
在女儿罗久芳的眼中，父亲罗家伦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位和蔼的好爸爸。罗久芳的童年在抗战中的重庆度过的，当时她印象中的父亲，总是一边忙工作，一边带着家人躲避日军的炸弹。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罗家伦和所有有骨气的中国人一样，对战火丝毫不畏惧。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由于过于劳累，腰痛得厉害，连连在床上打滚。她回忆，如果父亲出门在外，每周必写一封家信，其中必有一段文字是用正楷毛笔字书写，其目的是方便年幼的儿女们阅读。父亲做事的细腻、认真和周密，成为子女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1949年后，罗家伦前往台湾，妻子张维桢则在澳大利亚工作，夫妻俩商定让女儿到澳大利亚读书。罗久芳十四五岁便出国留学，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念完高中。1955年，罗久芳于悉尼大学文科毕业，同年人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主修近代史。1956年获硕士学位，1958年获博士候选人资格，曾任密大中文系助教、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研究助理。1962年到1964年期间，罗久芳的丈夫到台湾大学授课，罗久芳也回到了台湾，这才经常见到父亲。
罗久芳真正了解父亲，还是在罗家伦去世之后，她开始整理父亲留下来的文稿。她发现父亲后来生活在台湾的20年里，收集了不少东西。和父亲生命交集很少的罗久芳，通过整理父亲的遗稿、文物开始慢慢进入了罗家伦曾经生活过的时代，撰写了回忆录《罗家伦与张维桢一一我的父亲母亲》《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协助出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等，并于2013年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家伦》，向世人展现父亲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
罗家伦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五四运动也不例外。”诚如斯言，罗家伦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他的思想也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洗礼，由此坚定了信仰，确立了努力的方向，并渐渐成长起来，之后数十年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他在教育界的辛勤耕耘影响了几代青年人为发奋学习、振兴中华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