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
唐代于今广西南宁设邕州，属岭南道辖地。罗秀山亦名罗山（铜鼓山），古属邕州宣化县境，位于今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塘村赤里坡，因昔晋罗秀隐修于此“升仙”而名。罗秀山以其“罗峰晚霞”而为古邕州八景之一，《古今图书集成》载：“峰在望仙坡之西，与青山拱揖，旭日凝烟，霞光散彩，亦邕州胜景也。”然而当今世人多数却不知晓的是一一罗秀山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因为就在这里出了一本《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是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佛经
《六祖坛经》是禅宗的基本经典，其记录了慧能的一生及主要讲法，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撰说并被称作“经”的佛教典籍。慧能是中国佛教禅宗第六代祖师，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真正创始人，世称“六祖慧（惠）能大师”，其对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祖慧能大师俗姓卢，唐代新洲（今广东新兴县）人。他家境贫寒，3岁丧父，年纪稍长时即卖柴养母。一次在卖柴途中，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悟，遂到湖北黄梅拜五祖弘忍大师学法。慧能初见弘忍，数语之下，得到五祖关注，被派后院破柴踏碓。
8个多月后，弘忍决定要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慧能以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再得弘忍重视，于三更之时得到五祖弘忍传授农钵，继承东山法脉。为了防止他人伤害，慧能连夜远走南方，开始了在今广东四会、怀集及广西象州、永福等地15年的隐修生活。
大约16年后，慧能来到广州法性寺，公开了自己的嫡传身份，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禅宗很快在大江南北盛传开来，并形成了“一花五叶”的繁荣局面。慧能大师圆寂后，肉身不腐，被后世弟子供奉在广东韶关南华寺至今，即“六祖真身”。唐代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3位大文豪先后分别为慧能撰写碑记。
慧能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即为《六祖坛经》。《六祖坛经》与儒家祖师孔子《论语》、道家祖师老子《道德经》，一起成为影响中华文化的儒释道三大本土经典。后世有人将孔子、老子和慧能，并列称为“东方_三圣人”。
毛泽东主席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他曾赞誉岭南孕育了两大伟人，一位是孙中山，另一位就是慧能。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人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
惠昕本<六祖坛经》出自罗秀山
《六祖坛经》自慧能圆寂后而由法海等弟
子汇集而成。《六祖坛经》在随后的世代相传中，人们不断地修订补充，从而成了许多不同的版本。但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虽然版本繁多，但真正独立的、具有代表性的只有四种，即为敦煌本、惠听本、契嵩本、宗宝本。其中惠听本因其是惠听禅师所整理编辑而名，但因之前在中国已佚失而缺乏相应的研究。
1933年，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在京都掘川兴圣寺发现了由禅僧惠听重编的二卷十一门本《六祖坛经》古刻本。此本经名同《六祖坛经》，编者是“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听”。此清楚地表明了此《六祖坛经》出自邕州（今南宁）罗秀山的惠听禅师。
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得到铃木大拙所赠兴圣寺本并对其研究，他根据惠听序中所记“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而推断其成书时间的“丁卯”年为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并称其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其后的专家学者基本都认可这一断代时间，认为其为宋本而加以标注。
但根据笔者的研究，惠听禅师是唐代人而非宋代人，因此惠听本《坛经》应是唐本。
惠昕禅师是唐代僧人
关于惠听禅师的史料记载，除了《六祖坛经序》中有“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听述”外，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多处记载。
成书于南宋中期的国家地理总志《舆地纪胜》（王象之编纂）卷之一百六《邕州·仙释》有载：“正恩大师。罗秀山在宣化县北。天宝三载正恩大师惠听于此开山。”此记载表明惠听禅师于唐天宝三载（744年）开始在邕州罗秀山驻锡建寺修行。
在南宋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晁公武所著的《郡斋读书志》有载：“《六祖坛经》二卷。右唐僧惠听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复有序。”此亦表明此《六祖坛经》的编辑者惠听是唐代僧人。
由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减、李清照夫妇所撰写《金石录》中也有唐代惠听禅师之记，其卷六有载“第一千六百五十五。唐惠听大师碑。齐推撰。正书。姓名残缺。贞元十七年。”经考，齐推为唐代人，其工于正书，曾于元和五年（810年）為名臣李德裕所撰唐圮上图赞，为其所书。
由以上资料可知，惠听于唐天宝三载（744年）到达邕州罗秀山驻锡修行，其后在罗秀山建成惠进禅院。
六祖慧能的南宗顿悟法门当时在岭南盛行，惠听在惠进禅院中也倡修此法，并且接触到了当时的不同的《六祖坛经》手抄本。但惠听感到“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于是他决心将《六祖坛经》重新进行整理编辑，并最终完成于“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由此推论此“丁卯”之年应是唐德宗李适贞元三年（787年），也就是说惠听所编《六祖坛经》完成于唐贞元三年（787年）五月二十三日辛亥时，此时他驻锡罗秀山已有43年。
在唐贞元三年（787年）后至贞元十匕年（801年）之问，惠听禅师圆寂。唐贞元十匕年（801年），当时的名家齐推以正书为其书刻“唐惠听大师碑”，其时距惠听始驻罗秀山的时间已有57年。
后来可能是巾于惠听禅师编辑《六祖坛经》等的杰出功德，官方将其追授为“正恩大师”。而后在《舆地纪胜》中的《邕州·仙释》便有了“正恩大师”之记：“罗秀山在宣化县北。天宝三载正恩大师惠听于此开山”。
2018年6月，在由广西历史学会主办的“广西（象州）六祖文化研讨会”上，笔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惠听本<六祖坛经>略考》一文向大会提交，得到了参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支持。中困社会科学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在大会的总结讲话中特别指出：“这次会议披露了惠听本《六祖坛经》是在南宁罗秀山禅院完成的，而且时问是在唐代，改变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令人振奋！”
罗秀山佛禅文化的兴衰
罗秀山白唐天宝三载（744年）惠听禅师在开山驻锡后，佛禅文化于此地大兴。从现残存的历史资料中也口可一见端倪。
宋代著名诗人陶弼（1015-1078），时任邕州知州，曾写有《寄罗秀山嵩禅师》一诗（见明代嘉靖《南宁府志》卷十），描写嵩（山）禅师在罗秀修禅的自在生活。诗为：
寻山人罗秀，旋结草堂居。
花露生瓶水，松风落架书。
闻猿得句后，见月出行初。
此夕云林下，无因梦使车。
明代著名人物董传策（1530-1579），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土，授刑部主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因偕同僚上疏弹劾奸相严嵩积恶误国六大罪，被拘入狱，后谪戍南宁。在南宁期间，他游罗秀山探仙寻禅，写下著名的《罗秀山记》，其中有“……循麓而登，古废寺基在焉，有墉踏卧草间。又循而登，爰覩一寺，奂轮新餙彤髤宛然，佛俨颜坐上坐……”其文后被吴秋士选录入被列为《围学珍本文库》之一的《天下名山游记》，罗秀山也因此而成为了“天下名山”。游罗秀山过后，董传策还写下《罗山纪游限韵》，其中有“梵守松青罗秀山”“下界微茫辩佛心”之语。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粤西游记》中记载记载其重阳节登临罗秀山：
越涧登山，越小山一重，内成田峒。又越峒过小桥而上，其路复大。路左有寺，殿阁两重甚整，望之无人，遂贾余勇先直北跻岭……。乃还从岐约一里下，从路旁入罗秀寺，空无人，为之登眺徘徊。又一里，下至前田峒，由其左循大道，共二里，抵赤土村，宿于陆氏。
邕宁县明代万历丙午-科举人陈瑾曾写下《罗秀山纪游》一涛，在其引言中记有：
……且地灵人杰，仙佛同廛。在晋则葛洪觅丹砂而仙迹俱存，在唐则慧（惠）昕开山而佛宇齐焕，宋朝则嵩山驻锡而粉昙兆瑞于丰年，元季则觉生整饬而金地大典于功德。故迹虽湮，丰碑可考。其入明，法席愈盛，千斤洪钟铸于未乐年间，万栋精蓝创于成弘盛际，五百僧过堂粥饭之缘，不乏七祖掩室再来之谶必符。迄于今，灵济孤塔一灯犹然，罗秀丹炉伏火尚热，圣迹奇蹝尤非他山所有也，山旁左右尚有感果寺、明天寺、渌楼祠、龙门龙潭诸景，指不胜屈，另详之。
其诗为：
千峰变紫入遥林，禅室枝灯向夕阴。
僧未闭关容小饮，时方休夏得长吟。
品题泉石疲双眼，位置溪山役片心。
莫放痴憨还我癖，任教雅俗判升沈。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举人赖廷宣在其所写的《罗峰晓霞》诗中有“古寺光含花闪闪”“年年芳草护禅扉”之言。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人刘德清（后任永宁知县）在其《罗山寺》诗中有“古寺空传黄叶满，野僧已云白云留”之句。
2018年，笔者曾专程前往南宁罗秀山实地考察。其内古寺早已被毁，近年村民重建了简陋的庙宇，称其为罗山古寺。其内古文物碑刻基本无存，但仍有古代的佛像存放于后面的小房之内，年代待考。
全华田自然没有亲眼日睹祝涛英勇牺牲。但是，在他儿时，村中的大人已经向他讲述过祝涛的英雄故事。全华田说：“当时，农会主席全钜开经常向村中及周边村的人宣讲祝涛的故事，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村中80多岁的全荣佳，当过兵，后来又当过支书，是我们村的老支书。我读小学时，他已经成家有了孩子，他现在还健在，而且，耳聪日明，如果去采访他，就能够知道更多祝涛的故事。”
可惜的是，我们去拜访家在省道附近白竹晒坪边的全荣佳老人时，大门紧闭，老人并不在家。不过，在与全华Ⅲ细细长谈中，我已经慢慢还原了故事的經过一一
1949年11月7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9个兵团40多万兵力发起广西战役，加快速度解放广西。12月5日下午，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一五四师四六一团从平南登上轮船，迎西江水溯江而上，兵锋直达桂平。该网从桂平三角咀地带登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及当地武T队配合下，列队进入县城，桂平城区人民迎来解放的光荣时刻。12月7日，桂平县城市治安委员会成立，解放军四六一网团长康念祥任主任，四六一网政治部主任张进凡、桂中支队十六大队政委李捷三任副主任。部队进驻县城后，继续推进各区乡的解放。12月中旬，桂平县城市治安委员会改为桂平县军政委员会，负责管理桂平县的军事和行政工作，解放军四六一网政委杨国峰任主任，张进凡、李捷三任副主任。至此，桂平县的解放战争宣告结束。
共和困成立初期，为维护政权稳定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困民党隐藏的残余部队及正在被组织起来的十万大山及大瑶山土匪，广西全境迅速进入了严峻的剿匪战争。
四野作为南下部队，有相当多的山东兵员。山东人历来给南方村民群众有一种“人高马大”的形象及感觉，因此，到达南渌乡（即今南木镇）的祝涛一行解放军队伍也被当地人称为“山东马”，这“山东马”意为战士们一马当先，奋勇向前，如战马般勇猛，是对山东兵的赞许。
祝涛一行在南渌乡了解匪情时，村民群众说到猖獗的匪情，都群情激愤，有的群众甚至痛哭流涕。村民们说，这些土匪藏在山里很饿，看中这里的土地肥沃和有的村民也有点小积蓄，一头半个月就要下山抢掠一次，搞得整乡整村鸡犬不宁！有的家庭为此家破人亡。
1936年出生于黑石村（今黎明村）的辛鸿聪对当时的匪情印象深刻，他说：“由于此地近山，土匪特别多。西面弩滩村有温仕珍伪乡长匪帮，西北面有高塘村匪军长黄铭新匪帮，黑石村贵德堆交界的莲塘村有大地主陆宝珊匪徒，黑石村流澜附近有紫荆山匪首刘谨堂派来的土匪，刘谨堂在流澜冲边曾霸占有一百几十亩田地。1950年农历六月初六，土匪来这里，烧了辛钜松的房子，拉了辛城东的几只牛，抬了辛钜才的一只猪，拉了辛海伦、辛洁英、辛钜德、农会主任春分的儿子阿倍共4人，光天化日就敢绑票！土匪们叫我们交出黑石村所有的枪支才放人。辛祝遐当过村长，与匪首黄铭新有过一面之交。匪首黄铭新说，要辛祝遐来谈判，才能放人。辛祝遐对黄铭新说：‘成立农会了，枪枝上缴政府，做不到啊！匪首黄铭新说做不到就要经济上补偿，要我们用两万斤谷去赎！土匪抢我们的牛、猪、鸡，见到能吃的东西都不放过！他们杀人呀！放火烧屋！家无一日宁，村无一日静！”
辛鸿聪说起土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们村的辛巨维一讲到当年的剿匪，现在还老泪纵横！他的母亲就是1950年农历六月初六被土匪杀死的！连手无寸铁的女人也不放过，土匪实在是灭绝人性！”
村民群众说得最多的是南渌匪乱事件。1950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三），被闪土豪陆宝珊向副乡长黄铭新（南渌乡高塘村人）行贿。黄铭新与胞弟乡民兵队长黄观龙商量后，决计搞叛变，他们勾结“反共救国军第六支队”副司令员温仕珍（又名温八）一股土匪，
于半夜时分采取里应外合之计，偷袭新生的南渌乡政权。由于是半夜行动，乡政府人员完全没有防备。土匪们将南渌乡长黄善贤、副乡长韦范文、驻乡工作队长邵华（四六一网连级干部）杀害并肢解，将13名乡工作人员和民兵抓走（其中，黄天荣逃脱，林绍光被放走，其余外县人被俘到匪巢高塘村，在遭胁迫叛变不从后被杀害）。匪帮还趁机掠去长短枪14支，劫走陆宝珊。该匪乱一天内致革命同志先后牺牲14人，轰动一时。后来，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刊登此事件，并配有革命烈士们的血衣及匪徒杀人的凶器（3把大马刀）等图片，将广西桂平南木的匪徒暴行公诸于世。
匪徒猖獗，只有以子弹痛击，扫清匪患，才能保平安！祝涛的队伍化悲痛为力量，经常活动于密山村、山峡村、汪屋村（后3村合并为今合山村）以及前锋村（今龙富村）、渡头村、黑石村、白竹村等，时刻提防着土匪的突然侵犯，并等待机会与大部队合剿各股土匪。
白祝涛率兵机动巡逻于南渌乡及周边后，小股的土匪听说有“山东马”在村中，都不敢轻举妄动，望着南渌乡的猪牛圈空流口水。为此，土匪恨得咬牙切齿，伺机“干上一票”。
据回忆，祝涛是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身高一米八余。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祝大哥”，有的小孩子跟前随后，亲热地尊称他为“解放军首长”。祝涛身板魁梧，性格爽朗，做群众工作有一套办法，巡逻警戒之余，常与战士们为村民干一些挑水、担柴、割禾、打谷等活计，与群众相处得很好，深得村民群众的喜欢。
1950年农历六月初八，接到群众报称，一股40多人的土匪又从大藤峡弩滩方向窜出，直奔南渌乡黑石村贵德屯而来。接到匪情后，祝涛率30多名解放军战士马上集结，赶到黑石村贵德电附近的庙岭顶潜伏下来。祝涛居高临下嘹望匪情，并借岭上林木，组织战友们作好隐蔽，架没好武器。
惯跑山区的匪帮跑起来像一阵风，这阵风的队伍来势很猛，一会儿，就已经冲到贵德屯的水塘边。
看到匪帮进入了伏击范围，祝涛一声令下，解放军战士齐开枪。
“呯呯呯”“哒哒哒”30多杆步枪和一挺轻机枪一起喷出怒火，向土匪们密集射击。遭到这一阵“弹雨”的当头痛击，土匪死伤众多。见势不妙，土匪们赶紧后撤，并借水塘边的土堆（今称贵德堆）作掩护，躲起来还击。
土匪中有一指挥还击的小头目被解放军战士打中额头，当场毙命。见状，土匪里也有“精灵”的“冷枪手”，这恶匪慢慢爬上土堆背后的高处，用一把草杆伪装，将枪杆露出草丛，偷偷观望庙岭顶的动静。很快，他发现了祝涛，此时，一顆罪恶的子弹射向正在边观察匪情、边指挥战斗的祝涛。祝涛的腹部中弹，顿时鲜血淋淋，一会儿肠子露了出来。生命的最后一刻，祝涛对战友们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不能让土匪祸害乡亲，要坚决消灭他们！”
祝涛倒下了。解放军战士满腔仇恨化作飞向敌人的一枚枚子弹，弹雨更加愤怒地向着土匪的头上倾泄，土匪又倒下了一片。其余土匪看到势头不对，赶紧抱头鼠窜向山里方向逃跑。
后来，土匪们没有敢到南渌乡取他们要赎人的两万斤谷，迫于强大的围剿压力，这些土匪还把绑票的村人放了回来。
祝涛牺牲后，解放军部队及当地农会等将其尸体收敛，后葬于庙岭顶边的小土坡上（即今渡头村白竹屯白竹坡位置），并为其立碑。当地人把安葬烈士的地方称为“大军山”，意为大军在此能保平安，土匪必不能作乱谋财害命。
当地人说，祝涛牺牲时约22岁，像许多剿匪英雄一样，他忠勇报国，为民谋福祉，血洒战场，埋骨在千里之外的他乡。
人民解放军势不口可挡，剿匪战斗节节胜利，作恶者必受到正义的制裁。匪首黄铭新、温仕珍等于1951年7月29日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1952年2月28日，在南渌乡南渌村玉皇塘举行万人公审大会后，黄铭新、温仕珍等土匪被立即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