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五四.五四！
爱国的血和泪，
洒遍亚东大陆地！
雄鸡一唱天下白，
同声击贼贼胆悸！
爱国俱同心，
壮哉此日！
壮哉五四！
100年前，年轻的北大激扬五四精神，引领着爱国青年前进的脚步;100年后，这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旋律齐声唱响时，再一次见证了五四精神的传承。这首《五四纪念爱国歌》是我国第一首直接歌颂这场伟大爱国运动的歌曲，是1924年为纪念五四运动5周年而作的歌曲，节奏急促激昂，催人奋进！
一首歌背后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是，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2月15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
会拒绝中国代表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次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
5月4日，北京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长沙、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广大海外华侨，都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运动。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北京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6月1日，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北京学生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演讲，遭军警镇压，有170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增加到5000多人。
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野蛮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4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起，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沪宁、沪杭、京汉、京奉等铁路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纷纷罢工。商人罢市也遍及各地城镇。“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的职务。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
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在6月28日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史学家评论，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创作“五四”题材首曲毂“音乐之父”
1924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5周年纪念日。当天，北京《晨报副镌》第3版刊出《五四纪念爱国歌》简谱歌曲，标注“赵国钧作歌，萧友梅制谱。”就在这一天，萧友梅将其编成由管弦乐队伴奏的合唱曲，并在北京青年会国民音乐大会上亲自指挥歌唱。这是我国第一首直接歌颂“五四”爱国运动的歌曲。
“五四”时期歌曲的一个闪光点，就是主题的时代性，并以此确立了它们思想内涵上的美学品格与美学价值，也成就了其历史的辉煌。它们紧扣“五四”时期的时代脉搏，高扬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和倡导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或直抒爱国忧民情怀，或呼唤社会变革进步，或同情劳苦大众，总之，集中体现出其主题思想的时代进步性。
歌词是表达音乐作品思想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歌曲旋律创作的基础。一首好的歌词能激发曲作者的创作激情。赵国钧作词的《五四纪念爱国歌》，在词中发出了“壮哉此日！壮哉五四！”的呐喊，有力地弘扬了“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斗志。这首歌壮怀激越，豪情万丈，“五四”青年的形象在歌声中活脱地展现出来。
有人说，中国“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与新旧文化的交锋中，它们揭开了中国现代音乐的新篇章。“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其旋律组织、和声、织体、调式、调性、补充、模进、发展、转调等艺术技巧与伴奏手法等，都匠心独运，异彩纷呈，几乎达到无懈可击、令人刮目的艺术高度。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园里，有一座由著名美术家刘开渠先生创作的半身铜像，那就是被称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友梅的雕塑。萧友梅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1884年1月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父亲是清末秀才，以塾师为生。萧友梅自幼随父学习古文，1889年又随父移居澳门，学习英文和日文。孙中山于1892年在澳门开业行医时，与萧家相邻;他们又是自小熟识的世交，所以过从甚密。萧家近邻有一葡萄牙神甫常在家里弹奏风琴，这使萧友梅颇受熏陶。1899年，萧友梅考入广州时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唱歌”也是正式课程之一。
1901年，萧友梅从时敏学堂毕业后自费去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学习之余，又在东京帝国音乐学院选修钢琴及声乐，实现了他童年时代学习音乐的愿望。
当时，萧友梅是一位热血青年，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1906年，他经人介绍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为了掩护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自己的寓所提供出来，供革命党人作为秘密会议的地点。孙中山举行会议时，萧友梅常常带着廖仲恺的孩子在屋外玩耍，实际上是在给开会的人放哨，一有动静就可立即通知他们。
在长年的交往中，孙中山觉得萧友梅是一位十分信得过的人，对他很器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任命萧友梅为总统府秘书，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虽然已经从政，虽然与孙中山有着深厚的友谊，但萧友梅心中念念不忘的是音乐。当他听说有欧洲学习音乐的机会，就毅然辞掉了总统府的职务，于1913年奔赴德国学音乐，曾在莱比锡国立音乐学院学理论作曲。1916年，他以长篇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
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种学位的音乐家。
1920年3月，萧友梅回到北京。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早年的革命经历及同国内政界高层人士的关系，要谋得一个薪位高的职务并不困难;但是他决定实现自己的理想，毅然选择了开创音乐教育事业的艰苦道路。当时，音乐专业并不受重视，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附庸，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称为图工操练。萧友梅于1920年9月被聘为教育部编审员，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北师大前身）附设实验小学主任。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很器重萧友梅的为人和才能，萧友梅也很赞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于是应邀担任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音乐讲师兼该校音乐研究会导师。
萧友梅声誉日隆，吸引了许多学生来学习音乐。他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管弦乐队并亲任指挥。这个乐队的前身是清末民初海关税务局的管弦乐队，一共只有17个人。乐队虽小，但从1922年底到1927年将近5年的时间，却开过40多次音乐会，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为北京群众介绍了不少西方音乐艺术知识。
1920年9月，萧友梅与杨仲子共同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后经萧建议分成两个专科。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传习所由校长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作教务主任负责实际工作。1926年，萧友梅又兼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系主任。萧友梅十分重视由师生共同参与的、定期的音乐会。这些活动不仅大大丰富了当时北京的社会音乐活动，而且对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1927年6月，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所有国立院校的音乐系科。萧友梅苦心经营了5年的北大音乐传习所也被迫解散。萧友梅愤而辞职，随蔡元培南下寻求发展。
1927年10月，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经他力争，政府通过了萧友梅提出的关于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这个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于同年秋在上海正式成立，并立即开始公开招生。蕭友梅最初任教务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同年12月被任命为代理院长，1928年9月被正式任命为院长。1929年，国立音乐院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尽力推进中国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国立音专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国际水准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为中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才。这些人才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推动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萧友梅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艺术才华，编撰了一大批音乐教材、论著，并创作有多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其中，著名的红色歌曲就有：1928年，写出了《国耻》等3首歌曲，是中国最早的抗日歌曲之一。1931年“九·一八”之后，写出了《从军歌》，是我国第一批以救亡为题材的爱国歌曲之一。1922年写出了《问》，主题是对于当时军阀混战，山河残破的祖国深沉的忧虑。
1940年12月31日，因结核菌侵入肾脏，萧友梅在上海体仁医院病逝，享年56岁。人走了，他的歌曲作品还活着，他对中国音乐文化事业作出的卓绝贡献将永远为后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