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玉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字润发，1913年出生在韶山冲滴水洞旁的东茅塘，距毛泽东的旧居上屋场不过1.5公里，少年毛泽东曾在东茅塘读过两年私塾。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与毛泽连的祖父毛恩农是同胞兄弟，毛泽连的父亲毛尉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嫡堂兄弟，毛泽连与毛泽东是未出“五服”的本家兄弟。毛家亲房“泽”字辈兄弟共10个，毛泽东排第三，毛泽连排第九。毛泽连虽然一生平凡，无任何官职在身，在韶山冲里当了一辈子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然而他却是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最为牵挂的韶山亲人。
最喜欢的堂弟
毛泽连的父亲毛尉生，年轻时就患有肺痨，中年以后咳嗽不止，还经常咯血，无法给人帮工，不到50岁便早逝了;母亲陈氏身体虚弱，并且患有严重的眼病，孤身带着4个儿女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1909年，韶山大旱，家中生活更加窘迫，毛泽连的姐姐菊妹子（即毛泽建）刚满4岁，被接到毛泽东家生活，因毛家“泽”字辈孩子中只有这一个女娃，且毛泽东的父母膝下无女，宽厚善良的毛泽东母亲便将难以为生的菊妹子收为养女，从此毛顺生与毛尉生两家的关系更加亲近了。毛泽东在外地读书后，每逢寒暑假回家常去毛泽连家看望婶母，毛泽连比毛泽东小20岁，那时还是个幼童，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堂弟。
1925年秋天，毛泽东因为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又身患疾病，便从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夫人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同行。回到韶山后，杨开慧忙忙碌碌，协助毛泽东办农民夜校，搞调查，并建立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这是中共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刚满13岁的毛泽连虽然少不更事，但他朦朦胧胧知道：三哥和三嫂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次回韶山是在干一件大事情。于是毛泽连主动给毛泽东当起了通讯员，还带头参加儿童团，为党组织开会站岗放哨，随时注意可疑的人，一有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农会，为保护三哥夫妇的安全而尽心尽力。
隆冬的一个晚上，夜色深沉，年关将至，老百姓都在家里忙着活计。军阀赵恒惕的部下侦知毛泽东回到韶山办农会的消息，便派湘潭县长赵恒哲带领一队枪兵前来围捕毛泽东。敌人刚到上屋场就被放哨的毛泽连发现
了，他故意大声咳嗽，并高擎马灯向毛泽东示警。机警的毛泽东见情况不妙，马上从后门躲人密林里，得以脱险。
由于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也成了敌人抓捕的对象。一日清晨，毛泽连挑着一副箩筐走在韶山冲石板古道上，箩筐一頭坐着毛岸英，一头坐着毛岸青，小兄弟俩穿着家织布缝制的青棉衣，剃着“豆干头”，额上涂着一点红，紧跟在毛泽连身后的杨开慧头上系着印花土布蓝色头巾，足穿绣花鞋，俨然是一幅小叔子送嫂嫂回娘家的样子。敌排长带着士兵与杨开慧擦身而过，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要抓捕的毛泽东妻子和孩子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大大方方地“溜”走了。之后，毛泽东去了广州，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东躲西藏，终于安全地回到长沙县城附近的板仓镇。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开展活动的半年时间里，都是毛泽连的母亲为他们料理生活。因1921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不久，回家过春节时，说服弟媳王淑兰把田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去种，还把房屋借给毛泽连家居住，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邻居。所以此次毛泽东夫妇再次回家，毛泽连的母亲将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照料。在韶山这段时间里，毛泽连几乎天天与三哥相处，形影不离。毛泽东见毛泽连小小年纪，正直善良、嫉恶如仇、活泼机灵，更加喜欢这个小堂弟了。
1927年1月5日，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又回到家乡韶山，乡亲们敲锣打鼓把他迎进毛鉴公祠。毛泽连见三哥回来了，高兴得像过年一样，紧紧拉着三哥的手，问这问那。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情依依，语殷殷，向乡亲们道别。毛泽连给三哥背着包袱和雨伞，踏着弯弯曲曲的山道一直送到村外，毛泽东接过他手中的包袱和雨伞，毛泽连依依不舍地问：“三哥，你这一去，什么时候再回来？”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他抬眼望着远方，天低云暗，关山重叠，沉默片刻后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需要很长时间，3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泽东无颜回来见父老乡亲。”
这一别，竟是22年。1949年，毛泽东定居北京，这年9月，四野先头部队打到了湖南，组织上派人到韶山寻找毛泽东的亲人和革命烈士的亲属。当毛泽东得知堂弟毛泽连仍住在东茅塘，十分高兴。解放以后，在毛家“泽”字辈兄弟以及毛泽东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毛泽连是第一批受到邀请到北京中南海作客的。1949年9月底，毛泽连和李舸（毛泽东表弟）一起去北京中南海见毛泽东，秘书引领他俩来到菊香书屋。当毛泽东见到分别22年的堂弟、表弟，欢喜之情油然而生，他立即站起身，快步迎了上去，三兄弟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谁也不愿松开。当毛泽东握住毛泽连满是老茧的双手，望着他清瘦黧黑的面庞，看到堂弟一直保持着忠厚、善良、俭朴的中国劳动农民的优秀品质，心中很欢喜。毛泽连激动地连声叫着“三哥”“主席三哥”，毛泽东也亲切地回应“九弟”“润发九弟”。毛泽东留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舸在北京观看了开国大典，毛泽连坐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亲耳聆听三哥用浓重的韶山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不禁心潮澎湃，眼含喜泪。从1949年到1976年27年间，毛泽连一共去了北京11次，是毛泽东所有亲友中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除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或参加特别重要的会议外，每次都会接见他。
1950年5月初，毛泽东收到毛泽连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开春以来湘潭遇到严重干旱，韶山冲里不少农田开了裂，没有水灌田，春耕受到很大影响，许多农民家里没有粮食吃，蔬菜也不多，日子难熬。这条消息牵动了毛泽东的心，使他夜不能寐，迫切希望了解家乡的受灾救灾情况，毛泽东当即作出决定，让儿子毛岸英回一趟韶山，代自己省亲。他吩咐儿子，回到韶山不能在群众面前指手画脚，先去看望九叔，在他家吃住，不能有任何特殊，有事找九叔帮帮忙。
毛岸英谨遵父命，在毛泽连家里吃住十分简单，这让乡亲们感动不已。在毛泽连的引领下，毛岸英走访干部群众，了解受灾抗灾情况，刚好韶山下了一场及时雨，缓解了灾情，农民们忙着春耕生产。接着毛岸英又
看望了烈属、本族长辈以及住在杨林乡的另一位叔叔毛泽荣（毛泽连之弟）还翻山越岭，去湘乡县唐家士乇老外婆家探望表伯和表伯母。
听主席三哥的
1925年秋冬，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住了半年，与毛泽连家同吃同住。频繁的接触中，少年毛泽连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思想进步很快，他很敬佩三哥三嫂，决心投身革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毛泽东离开韶山后，毛泽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年轻时他身强力壮，口齿伶俐，由于家境贫寒，只能以出卖劳力为生。于是他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由文盲到初识字，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一天夜晚，他忙完农活后去毛震公祠开农协会，散会回家时天色黑得像墨汁，接着又下起大雨，毛泽连手上拿着的火把突然被雨水浇灭，一时辨不清方向，他脚步一滑，失去了重心，狠狠地摔倒在路旁，左眼被柴蔸猛地戳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钻心似地疼痛。他强撑着，一步一步拐回家里，随便包扎了事，由于没有及时给伤口消炎，左眼红肿起来，不几天便化了脓，因无钱医治，病情越来越重，从此左眼失明了，这给他的劳动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尤其是晚上出门，视物更加困难，行走吃力。中共韶山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他眼睛伤残，不便参加社会斗争，便做通他的工作，未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为此抱怨不已，悔不该那天夜里赶路太不小心，弄坏了左眼。
1949年，毛泽连和李舸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当天晚上，3人亲切地聊天，完全是家庭式的，轻松自如，十分愉快。当毛泽连谈到他因左眼失明而未能人党一事，仍是自责不已，认为自己没有加入党组织，为党做的贡献太少了。毛泽东弄明情况后，真诚地劝慰道：“润发九弟，没有入党不要紧哕，只要你思想好就行了。”
三哥这贴心的安慰使毛泽连心里暖烘烘的，他觉得三哥的话说得在理。20年来，他就凭着右眼的一点光明，承担了繁重的家庭劳动，有时白天还挤出时间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奔走报信，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毛泽连听了毛泽东的话，连连点头说：“听主席三哥的。”
夜已深，三兄弟的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对毛泽连和李舸说：“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后因毛泽连住院治眼疾而延长了），还是早点回湖南去。”
毛泽连听后，趁机提出，请三哥给他和李舸在北京找份工作。
毛泽东郑重地对他俩说：“我现在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当上‘皇帝，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都来享福，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的目的就是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
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对于没有多少文化又长期蛰居山冲的两位农民来说，未必完全听得懂，但他们知道，毛主席的话是对的。毛泽连诚恳地说：“主席三哥站得高，看得远，我听您的！”
接着，毛泽东又充满期待地说：“中国打了几十年仗，战争的创伤很重，现在战争刚刚结束，国家和人民都要恢复一下元气，医治战争的创伤，这就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们都在内，你们要从实际出发，在家种田喂猪稳当些，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这两个淳朴而又通情达理的农民，表示回家后一定做实在人，种好地，多打粮食，支援国家，这才算得上毛主席的好亲戚，他们很快打消了来北京找工作的念头。不久，毛泽连同广大农民一样分了田地，他同妻子张玉莲积极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建立人民公社以后，他虽患眼疾和脚痛病，但牢牢记住三哥“多打粮食，支援国家”的叮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两口子积极从事集体劳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他带领全家和广大农民一道种好责任田，粮食年年获得丰收。
1960年，正是当时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人祸，农业欠收，广大农民口粮十分紧张，加之在公共食堂吃饭，蔬菜又少，每餐半饥不饱，许多社员得了水肿病，甚至饿死了人。毛泽连见此情形，心中十分焦虑，想起主席三哥曾经叮嘱过他：“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知。”他同弟弟毛泽荣商定，决心去北京找毛泽东反映实际情况。这年6月，兄弟俩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中南海，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见两位堂弟远道而来，自是高兴。谈话间，毛泽连说：“主席三哥，我俩这次来北京，一是看望您，再是向您反映乡间情形。”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好啊。”
毛泽连坦言道：“现在农村公共食堂办不得了！”
毛泽东问：“为什么？”
毛泽连回答：“吃食堂饭，口粮不够，蔬菜、杂粮也少，许多人肚子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有的全身浮肿不能劳动，甚至饿死了人！”
毛泽东一惊，尽管他知道这两个堂弟都是老实人，绝对不会说假话，但仍然不禁脱口问道：“这是真实情况？”
“完全真实。”毛泽连点点头，“我家隔壁的毛七阿公的儿子就是饿死的，才30几岁呢。”
毛泽荣接着说：“‘大锅饭吃不得，我住的那个地方也是这样，也饿死了人，食堂烧柴火都没得人去砍。”
毛泽连继续说：“农民都在公共食堂吃饭，自己家没有烧火，就是煮野菜吃也無办法呀！”
毛泽东听完脸色凝重，他站起身，在屋内不安地踱了一阵，然后说：“润发、润根兄弟，你们反映的情况很严重，中央会立即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放心吧，把我这意思回去告诉乡亲们。”
毛泽连连声说：“主席三哥，听您的，听您的！”
之后，毛泽东综合全国各地的情况，很快作了纠正，并且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纠正各种“左”的偏向。时隔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一律停办，农村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实行“三自一包”，生产生活有了好转，粮食逐年增产，大部分农民的口粮基本上得以解决。
无尽的牵挂
毛泽东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在亲戚面前，他坚持“实”与“严”的原则，正确处理关系，恰到好处。1949年毛泽连初来北京时，毛泽东见这位分别22年的堂弟左眼失明，右眼也患疾病，视物不清，非常痛心，于是对毛泽连关怀备至。他叫岸英请了一天假，同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一道将毛泽连带到协和医院治疗眼病，并让李敏、李纳姐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毛泽连双眼敷上纱布，斜躺在病床上输液，他很不习惯女护士护理，常常尿憋得难受。毛泽东知道后又吩咐毛岸英尽量抽出时间，多照顾九叔。毛岸英有空就往医院跑，给毛泽连喂饭，为他倒尿盆。由于毛泽连左眼受伤时间太长，受伤时又未及时治疗，时隔多年已无法复明，最后医师为毛泽连动了手术。手术后，毛泽东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来到协和医院看望堂弟。毛泽连住院时间较长，北京不比湖南，10月下旬气温已是零上几度了。毛泽东见毛泽连和李舸衣服显得单薄，深怕他们着凉，便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费用给每人买了一件棉大衣和一双皮棉鞋。
一个月后，毛泽东跟堂弟说：“你的眼疾时间太长，北京协和医院治不好，你还是早些回韶山去。”这时，李舸在毛泽东面前反复陈述毛泽连的家庭困难，并请主席三哥给以特殊照顾。但毛泽东亲切而严厉地对他们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现在也不光是泽连一个人有困难，我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泽连的困难我自己会尽力接济一点。”
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毛泽东还嘱咐毛泽连：“你的右眼情况也不好，回湖南后再到长沙湘雅医院去看医生，如湘雅治不好，其他医院也就治不好了。”接着，毛泽东拿出陪伴了自己多年的一口皮箱，塞进蚊帐、棉衣、棉裤和衬衣等衣物，一并送给堂弟。这些衣服后来毛泽连穿了多年，那口旧皮箱如今在韶山纪念馆作为文物展出。同时毛泽东还给毛泽连的妻子写了一封信，给毛泽连的母亲带了一些礼物和零用钱，礼物有衣服、鞋袜和补品等。
此后，毛泽东就从自己的稿费中每年定期给毛泽连寄上200元作生活补助，一直延续到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停办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又每月寄给毛泽连20元，接连寄了好几年，毛泽东知道后，又吩咐办公厅工作人员将这笔钱从自己稿费中开支。
尽管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集党务、政务于一身，但仍然免不了牵挂毛泽连。1952年7月，毛泽连给毛泽东写信，告知他母亲病逝，自己又跌伤了脚。毛泽东得悉后很是焦虑，连忙写信给少年时的塾师兼族兄毛宇居询问：“接泽连的信，六婶（毛泽连的母亲）病故，尚未安葬，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暇请查明见告。”
对于毛泽连母亲的去世，毛泽东至深痛惜，他很敬重这位婶母。一方面，忘不了当年与杨开慧在韶山半年的生活全是老人家操劳;另一方面，婶母养育了毛泽建，毛泽建是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第一位烈士，之后毛泽建一家三口均为革命捐躯，毛泽东把对革命烈士怀念的情感转移到烈士的亲属身上。毛泽连初次来北京时，毛泽东就询问过婶母的健康状况，听说她身体不大好，常多病痛，忙说：“那先让她老人家在湖南治疗一段时间，等病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住。”毛泽连遗憾地说：“她老人家也想来北京看看您，可惜腿脚不行，走不动了。”毛泽东叹了一声，他这个心愿无法实现。如今婶母病逝，堂弟泽连又跌断了脚，毛泽东立即托人带去300元，并在信上说：“以200元为六婶安葬费，100元为润发治病之费。”并在信中叮嘱毛泽连：跌断了脚，行走不便，不要来北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
1954年，毛泽连应堂兄之邀，第三次去北京，毛泽东去信要求：“要自己准备路费，不要麻烦政府。”到了北京，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得知堂弟在农村勤劳俭朴，脚伤也好了，满心欢喜。用餐时毛泽东笑着对毛泽连说：“润发，那次没给你买新皮箱，有意见吧。这次给你买口新的带回去。”毛泽连打趣道：“主席三哥，弟弟我穷苦了半辈子，哪里讲什么排场。”毛泽东还是买了一口新皮箱送给了毛泽连。
毛泽东一直在牵挂着堂弟毛泽连，常常寄钱、寄物，帮助他治病和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直到1970年代，毛泽东重病在身，还交代女儿李敏：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这两个叔叔，一个是毛泽连，另一个是毛泽荣。
毛泽东去世后，李敏遵照父亲的遗嘱，1997年她回到韶山时，专程去看望两位叔叔。
不打“金字招牌”
由于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亲切教诲，影响了毛泽连的行为，他虽是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堂弟，而他丝毫没有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去谋取私利，始终牢记主席三哥的劝告，以一个庄稼人的身份厮守田园，种田喂猪，在这绿色的山冲里默默地劳作。
毛泽连没有因为自己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而放弃对子女的耐心教育和严格要求，他的儿女也没有因为有个特殊的亲戚背景而去追求荣华富贵。
毛泽连的子女们说，父亲常常向他们提起，主席三哥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讲过：“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有今天，我们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你是我的亲属，又是烈士的兄弟，在乡村中凡事都要带个好头。”
毛泽连同妻子张玉莲含辛茹苦，供养了3个孩子的生活和上学，孩子们也很懂事，从不浪费一粒粮食，不乱花一分钱。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国家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乡亲们的日子都很艰难，毛泽连家的生活也过得十分清贫，与周围的邻里没有任何不同。1961年毛泽连的长子毛岸平考上高中，交不起学费，他想写封信告诉主席伯伯，那么困难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毛泽连没有同意这么做，也不支持儿子去打扰毛泽东，就这样毛岸平因无钱就读而辍学务农。他当了3年农民，像父亲一样勤勤恳恳，生产队安排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如种棉花、杀虫、冬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他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当地干部的赞扬。后来凭着一口纯正的韶山话，在韶山公社广播站当上广播员。没多长时间，毛岸平走上了干部崗位，先后担任过如意公社、韶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韶山管理局成立后，又被调到接待科当科长。1988年，韶山宾馆升为处级单位，毛岸平担任了韶山宾馆副总经理，负责接待方面的工作。此时，他已是参加工作29年的老干部了，妻子刘传玉仍是宾馆汽油库的一名普通工人，没有得到半点“照顾”。毛泽连的女儿毛小青，1972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78年复员，分配到广播设备厂，后于1991年停薪留职，到深圳、福州闯荡，毛小青的丈夫张曙光在广播设备厂生产科当外协员。毛泽连的小儿子毛坚平幼时就感受到革命的家风，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6岁的他见到了主席伯伯。照相时毛泽东把小坚平拉到身边，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毛坚平1974年高中毕业后参军，1988年复员，后来是韶山自来水公司所辖的环山水泵房的司泵工。毛坚平的妻子也是一名普通的棉织厂工人。
毛泽东一贯严于律己，十分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从不滥用职权为个人、为亲友谋取私利。然而亲人一旦有了困难，他热情相帮，慷慨解囊，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给予资助，更多的是给以关怀和启迪，培养志气;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亲属也从不愿意用主席的光环打扮自己。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韶山广场毛泽东铜像落成的庆典会上，作为毛泽东的亲属代表毛岸平如是说：“我们虽然有着特殊的背景，但是父亲从来不摆显，我们全家都以社会的普通一员严格要求自己，这是老人家传给儿女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良家风;另外从这一点说，我们为毛泽东这个伟大形象增添了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