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黎
在中国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史上，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日军作战时间最长的英雄人民武装。
近些年来，由于有的创作人员对相关史实缺乏了解，一些关于东北抗战题材的影视文学作品中有些历史细节不真实，甚至有违历史原貌。如有的谍战戏中，国共双方谍报人员在伪满洲国密切合作，军统特务与日伪打打杀杀。而实际情况是，在伪满洲国的国民党情报人员极少，而且他们仅限于收集情报，并没有进行过武装斗争。东北沦陷后，基本上见不到国民党的影子。“西安事变”前，国共双方还是死敌，所谓国共双方间谍互相配合，纯属臆想。
与此同时，在伪满洲国的共产党情报系统有并行的两支，一是由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领导的情报网，一是中共的情报网。这两个情报网各自独立运行，但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的都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
电视剧《十三省》中，有抗联第六军第十二团团长耿殿君假冒土匪头目去抗日的桥段。其实早在1935年初，随着日军统治日益严密，伪满洲国的“土匪”武装几乎全被剿光了，就连曾多达30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也消失了。耿团长从没当过什么土匪头目。实际上，耿团长是在1939年克山县战斗中头部中弹牺牲的，当时就死在我父亲的怀中（家父时任该团政委）。
我的父亲王钧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我本人系军人出身，曾任黑龙江省公安厅技术总队总队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从小就见过周保中、冯仲云等众多的抗联前辈。为了纠正种种谬误，还原历史真相，在这里，我将父辈们讲述的抗联部队的详实细节叙述出来，供读者参考。
抗联的军装
现今的影视作品中，抗联官兵似乎就没有过统一的军装。其实，抗联是有正式军装的红色武装，他们把“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样式军服穿了整整14年。说起抗联的军服，得从抗联的诞生谈起。现在历史学者一般认为抗联诞生于1932年，其实这个时间不准确。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集团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夺取政权”。全党进入了武装斗争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成了各地党组织的首要工作。中共满洲省委1928年1月29日开会，贯彻党中央决议，决定“要工农武装暴动”“要造成工农暴动与旧统治形成割据的局面”。会后，东北各地中共党组织就陆续开始创建自己的武装。如1929年至1930年，中共汤原县委就举办了两期军事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中共延吉地委于1930年建立了红军游击队。辽宁恒仁等地也组建了工农赤卫队。
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产匪之研究》中称：“（中共）宁安县委到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达到组织红军二十七军的极盛地步。”这些红军武装开始向南满日本铁道守备队、奉系军警和地主大排队（即地方武装）等发动武装攻击。这些军事斗争就应该是中共东北人民军队的起点。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还没有发生时，东北已經有了人民武装，他们是东北抗联的前身。后来，这些武装的人员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骨干，如杨林（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金策（后任抗联三军政治部主任）、马德山（后任抗联六军一师师长）等。
那时，中国红军的军服样式都模仿苏联红军。1929年，中央苏区的红四军最先仿制出了红帽徽、红领章样式的军服。由于东北与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相距遥远，东北红色游击队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军服是什么样的，反因与苏联接壤，早就见过苏联红军的军服，并认为这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军队的统一样式，所以抗联的军服在相当大程度上直接参考了苏军军服的样式。
现今健在的抗联老兵带领抗联后代组成的抗联精神宣传队的合影照中，老兵穿的服装就是当年抗联军装的样式，军帽是仿苏军军帽。父辈们说，他们当年戴的是布琼尼（苏联骑兵元帅）式的军帽。一位抗联前辈年轻时戴军帽的照片，可见帽耳是可以放下来的，作用是防风防蚊。照片主人当年在抗联被服厂缝制过军服。
除了带红五星的军帽，抗联军装上还有红领章和胸章，有时还会佩戴红领巾和红袖标，甚至帽尖上还要加上红球，极力彰显红色基因。帽徽、领章是用红布剪成，抗联部队的政治主官在攻进一个集镇后，都会到布店买一块红布带上，以便给战士们剪领章和帽徽（家父老年时，还演示过一剪刀剪出五星的技巧）。军衣上的胸章是用白布在油印机上印出来的，一张蜡纸可刻8个胸章。父辈们也讲过他们如何向大锅中加入染料水使白匹布上色，用暴马子树皮可染出黄色布，用滤灰水可染出灰色布。
敌伪资料也对抗联军服样式有记载。日本关东军第二十混成旅团昭和十一年（1936年）3月20日报告称：抗联服装整齐，全穿黄色军衣，很像满军上衣，佩戴红领章（因冬季戴毛皮帽子无法缝帽徽）。这些军衣是7月份以来在山区用多台手摇缝纫机缝制的，据说，这些缝纫机是从东宁经拉子沟运来的。
抗联的这种红军样式的军装一直穿了14年，大体上没有变过。
同样，抗联的名称原来也叫红军。一开始抗联列入关内红军系列，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军游击队。1935年中共中央发布“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各党派军队统一称抗日联军，所以东北红军才改名叫“抗日联军”。
1937年后，因遭日本关东军重兵围剿，抗联放弃了原有的根据地，被服厂、兵工厂也全部丢失，部队的军装补给只能靠缴获敌人来解决。
由于抗联部队由数万人锐减至数千人后，基本上都是一二百人的小部队进行游击作战。因此，用这种办法解决需求才成为可能。同时日伪军军服的做工和质量也较好，样式也统一。当时抗联对击毙的日伪军，直接扒下其军服和军鞋。对俘虏的伪军（很难俘虏日军），则要求他们脱下军装和鞋，只留下内衣，然后发给5元钱路费遣散。这时，抗联的胸章也没法印了，缴来的军装上就只能钉上红布领章和帽徽，用来区分敌我。
抗联与日军的一场夜间遭遇战就表明穿相同军服给双方造成的困惑。那是1942年2月初的一个后半夜，天黑无月，气温低至零下40度。全部由骑兵组成的抗联第三支队在支队长王明贵、政治部主任王钧率领下，行进在中苏边境的呼玛县一条山区公路上。按惯例，“二王”骑行在支队的最前面。两人均着日军将校呢军装.脚穿日式高筒马靴，头戴日军棉帽，只是他们的棉帽子上钉有大大的红五星，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同样穿着日军军装的抗联战士。因感冒，王支队长临时把一件猎人穿的狍皮斗篷（皮板朝外，毛朝里，因此是白颜色的）披在身上。突然，前面山间公路上驶来一辆巡逻的日军装甲车，车上的大灯直向抗联骑兵射来。装甲车里的日军一开始没有惊慌，以为迎面来的是自己的军队。而抗联的战马突然被强光照射，瞬间失明，全部呆立不动。抗联战士们这时已冻得全身发僵，手上还戴着皮手闷子，拿枪很困难。结果日军装甲车一直开到距离抗联马队二三十米处才停下。装甲车顶盖开了，出来一个日本兵，看清了马队前的两个人，一个穿将校呢军装，帽子上有红五星，另一个穿猎人大衣。这个日军大叫一声，缩进了车里，车上的机枪马上开火。日军认为穿呢子军装的是抗联高级军官，另一位是带路的猎人，于是机枪直射王钧主任。王钧的战马被打倒，他自己身负重伤，王支队长却毫发无损。
1942年后，抗联主力退人苏联，编成苏联红军第88特别旅（抗联教导旅），全体官兵穿上了苏军军装并使用全套苏军武器。
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抗联总部不断派出特遣队返回东北，进行侦察和破袭作战。从苏联派回东北的特遣队要脱下苏军军装，穿上带有红帽徽红领章的日军军服，拿上日军武器。而在现今影视作品中，抗联返回东北的特遣队都穿着苏军军装，拿着苏联41式或“波波莎”式冲锋枪（俗称轮盘冲锋枪），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斯大林为了避免同时和德、日两国开战，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同日本签有《苏日友好条约》，是10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之一。苏方不可能让抗联以苏军面貌在东北和日军大打出手，恶化苏日关系。
其实，除了抗联，穿红军军装打日军的部队还有一支，就是海南岛的海南琼崖纵队。他们皆因地域所限，红军军装一直穿到了抗战胜利。
抗联的军粮
现在很多的博物馆、纪念馆均陈列了抗联官兵当年的食物，主要是草根、树皮、皮带和靰鞡（一种土制牛皮冬鞋）等，以展现抗联将士艰苦奋战的精神。这些不能叫食品的东西，抗联战士确实吃过。但每人负重几十斤，每天行军上百里，坚持抗战长达14年，抗联将士不可能仅吃这些连维持生命都很困难的食物，更别说打仗了。其实，抗联的一线战斗部队大部分时间是能够吃饱的，主要因为被日军紧迫、包围或遭遇山洪暴雪等自然灾害时，后方指挥部、兵工厂、被服厂等战斗力较弱的单位有时会出现断粮。
父辈们常讲的一个词叫“打给养”，生动地表明抗联的给养是打出来的。
當年，东北盛产玉米、高梁、大豆、小米、小麦和黄豆等，大米则相对较少。但抗联日常的主要军粮是小米，因为小米被东北农民广为种植，容易弄到：小米营养成份高，耐饥：小米单位体积重量最大，便于携带：小米颗粒小，容易煮熟。父辈们说：“小米开锅就好。”他们也常提起：“有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屯子，刚用老乡家的大铁锅煮上小米，村外就响枪了。我们用笊篱把刚开锅的小米捞出，倒到衣服里，拎着衣服就走，，”
另一重要食品是盐。每个战士身上都会带着用油布（南方产的一种用桐油刷在布上的防水布）包的盐——大粒海盐。抗联每攻下一个村镇或日伪部门后，都会收集盐，每个战士都分一些携带。一般春、夏、秋三季，战士们会采集各种野菜拌上擀碎的盐面下饭。冬季抗联就经常打猎。抗联战士中有些人是猎人出身，枪法极准，打中一头犴可得净肉100公斤，打中一头野猪可得净肉25公斤。野猪肉是猎物中最好吃的，味道和家猪肉差不多。但野生动物的肉很腥，必须加盐煮熟，才能吃下去。
同抗联的小米和盐一样，追赶抗联的日军讨伐队携带的食品也是两种，一是大米，二是大酱块。抗联击毙追踪而来的日军后发现，日军食品同样是由单兵自己携带，也仅有大米和大酱块。
抗联部队不会放过任何改善伙食，提高战士体能的机会。到了1939年以后，抗联机动灵活的游击编制为解决部队后勤供应提供了便利。只要打下敌人一个小单位，就可以解决全队的军粮问题。抗联基本不采用从分散农户家买粮的方法来解决军粮供应。因为一是小农户家中粮食不多，不可能有能供一二百人吃的粮食。二是日军一旦发现农民把粮食卖给红军，就要严惩。
但是，按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规定，抗日军队有权没收一切日伪资产。伪满洲国的各种单位成了抗联袭击的“软肋”，成了抗联的“后勤供给基地”。这些单位包括小火车站、公路检查站、航运船站、警察分驻所、木作场（伐木场）以及各种矿山、协和会办公处、村公所等等。当然，对战斗力弱的伪军驻地更是不会放过。其中，有两块“肥肉”是抗联最愿意打的，一是日本开拓团，二是伪自卫团。
日本当时从国内迁移农民30多万人到东北，强夺中国农民的良田，建立了大量的开拓团。每个开拓团大约有数百人，设有一个武装队，由三四十名退伍老兵组成。每人有一支步枪，全队有一挺轻机枪和一门追击炮。开拓团所有农户统一居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围墙是用泥砌成的，团部位于大院子的中央。开拓团都位于原野上，武力并不强，可他们粮食等物资储备很多，于是成了抗联必打的对象。每当抗联消灭了开拓团的武装队，带走粮食和物资之后，还用火烧掉粮食囤子、仓库和火犁（拖拉机）等物资。但有时，开拓团日本移民的抵抗力也是很惊人的。父辈们曾讲过，有时日本开拓团的妇女和老头们每人拿着早就备好的、人手一根的竹枪（把竹竿一头削尖，用火烤硬）向抗联发起自杀式冲锋。
“自卫团”是日军在伪满洲国农村地区设立的一种武装组织。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时期，匪患严重。地主家就建造两丈高的“拉合辫墙”（一种用草编成绳子，再将绳子浸满黄泥砌成的墙，十分坚固耐久）大院套。为了安全，院套都离开村屯而建。院子前后各一扇大门，门用两寸大木板外包铁皮打造而成，院四角各一个炮台。地主家还白发买枪，建立起护院队，俗称“响窖”。护院队的成员称“炮手”，为首的叫“炮头”，炮头必须“枪管直溜”（打得准）。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为加强统治，采取以华治华政策，便任命大地主担任县“协和会”正副会长或保长，在原地主家护院队基础上组建“自卫团”。“自卫团”成员经日方培训，并发给新的枪支。每个自卫团枪支的标配是洋炮枪20支，韩麟春造步枪10支——韩麟春步枪是奉系军阀奉天兵工厂制造的一种7.9毫米口径装五发弹的步枪，因当时的兵工总办韩麟春而得名。这批枪“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收缴，因性能一般，就成了伪满洲国自卫团的标配武器。
地主自卫团的武器根本无法抵抗抗联部队，加上地主们的心态也很复杂，所以抗联从自卫团得到的物资相对容易一些。一是他们得到了日本人配发的枪支，还当上了保长什么的，觉得有点体面又有了安全感。二是他们也觉得自己毕竟当了个小汉奸，心里有点愧得慌。东北的农民（包括地主）大都是从山东、河北移民来的，他们自小是听《岳飞传》《杨家将》长大的，有反感外敌入侵的朴素情感。日军的残暴统治他们也看在眼里，这种心态就造成了他们对待抗联的两重性。一方面是怕抗联进入大院没法控制，又害怕事后被日军追究：另一方面如果抗联真的是像传闻的那样遵守纪律，支援抗联一些物资也能抚平自己中国人的良心。
1940年2月的一个清晨，抗联六军十二团200多骑兵到达了黑龙江省克山县地主孙家大院外。孙家是该县最大的地主，有良田两千多垧（一垧15亩），胶轮马车十七八辆，好马100多匹，孙家一位10多岁的少爷开一辆美国福特轿车（此人后来成了志愿军汽车班长）。
抗联战士切断孙家电话线，连长白凤阁带着高举军旗的传令兵到大院正门处高喊：“我们是红军，现在要进你家大院歇歇，歇上一天就走，我们有纪律，不会伤害你们。”孙家大院的护院炮头从炮台射孔中看见白连长二人，也不敢贸然开枪，忙把孙家大地主请上了炮台。孙家大地主隐约看见远处树林中有黑乎乎的人马，电话线又断了，就让炮头应付抗联，意思是说日本人不让开门。白连长大怒，喊：“好你个伪保长，甘当汉奸卖国贼，胆敢抗拒红军，绝没有好下场！”白连长回来后，十二团决定开炮。
当年带路的李春生告诉我说，大院西北角是仓房，于是炮手向大院内西北角发射了迫击炮弹。第一发就炸得鸡飞狗跳，当发射到第三炮时，大院的门开了。孙家大地主领着全体炮手出门，把枪放到了地上。抗联进了孙家大院后，立刻紧闭大门，在院内休整了两天。孙家杀了猪，给战士们改善伙食。十二团临走时，换上了孙家的好马，带上了粮食、盐、干电池、水靴子等物。战士们把院子打扫得一千二净，水缸挑满了水，司务长李忠武给了孙家三根金条（从黑金河金矿缴的），部队于半夜悄悄离开了孙家大院。后来，孙家大院成了抗联的一个据点，十二团曾多次到大院休整，孙家还隐藏护理过伤员。
抗联战士还经常攜带一种快餐食品——炒盐豆。东北盛产的黄豆，易储藏不易霉变，油脂多。抗联战士将黄豆倒人大铁锅，用小火慢炒。当听到有爆裂声，尝一下黄豆断生味了，就迅速出锅晾凉，并拌人擀碎的细盐面，等黄豆完全晾凉后，就成了又脆又香又有咸味的快餐食品。在紧急行军或作战中，抓几把黄豆放入嘴里，能顶上半天饥。这种炒黄豆食法对后来的四野和志愿军的军粮供应产生过影响。
抗联的宿营
抗联部队的宿营方式在早期和晚期各不相同。早期指1937年以前，当时抗联约有5万多人，分成11个军，部队比较集中。常用的宿营方式叫“密营”。密营一般建在密林中，朝阳干燥，离小河近的山坡上。施工时，先在山坡上向下挖深达1.5米左有的长方形土坑，土坑宽度约6米，长度根据住宿人数确定。在土坑四边用网木排列成“木刻楞”墙，墙缝用黄泥加草抹上。再在墙头上用木头支起房架，在房架上钉上檩条和木板，木板上铺稻草，稻草既可保温又能防雨。这种半地下式的营房名叫地窨子，在屋内中间砌有一个炉灶，上有做饭的大锅，还有半个汽油桶用来取暖。燃料全是木袢子，炉灶的泥砌烟囱直出屋顶。屋里两边均为宽约两米的通铺，中间是过道。铺上铺着草，战士们并排睡在铺上。有的挖得较深的地窨子，会设双层床铺。这种密营的好处，就是抗联有了一个稳定的休整地和后方，指挥部和后勤部门的兵工厂、被服厂等有了固定场所。但密营也有缺点，就是修建时间长，另外也限制了部队的活动范围，部队一般都围绕着密营一定距离作战。因长期使用，易被日军及其奸细寻追踪发现。地窨子不具备防守功能，也限制对外射击的视线，遇袭时遭受的损失相当大。
1937年之后，日本关东军调集4个师团及10多万伪军进行“治安肃正”，迫使抗联各部队离开原根据地，开始了千里西征。此后，抗联各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已不再可能修建营房。至此，抗联以密营为主的宿营方式消失了。
东北冬天长达半年。在春夏秋季，抗联主要的宿营方式是，依靠自身携带的油布或缴来的日军斗篷式雨衣进行休息。如是晴天，战士们会把树枝或杂草铺在地上，覆盖油布或斗篷，就躺在上面休息。但无论天气是否炎热，每个班都要生一堆火，以便煮饭、烤衣和驱蚊。东北林中蚊虫非常厉害，有一种大虾蠓，身长半寸。如不给战马驱蚊，它可在马身上落一层，马像披了一层白布一样，严重时会把马叮死。因此在宿营的上风处点燃篝火，值班哨兵不断地往火堆上扔艾蒿之类的驱蚊草，为战士和战马驱蚊。如遇雨天，抗联战士只好披着油布或斗篷靠着树干打盹，好在东北连雨天比较少。
冬季的严寒是失去了营房的抗联的大敌。东北北部，包括今天的大兴安岭、呼伦贝尔盟和黑河等地区，冬季气温会降到零下40度。抗联部队的宿营只能靠火取暖，否则用不了半小时就会冻死人。
抗联冬季宿营是这样解决的：仍然是以班为单位，每班在密林中，伐倒两棵树，树的长度不能短于一丈五尺，然后把两棵树干平行摆在地上，两树干间距为4米左右，并架离地面有一尺高的缝隙，树干与风吹来的方向垂直（一般为西北风）。在宿营前，把两棵树干点燃，顺着风势，火会从一颗树干燃向另一棵树干，这样就在两棵树干上方形成了一道火的顶盖。战士们在两棵树干之间的地上铺上树枝，睡在上面。火盖下较高的温度，能让战士们睡好。战马也要拴在火的下风处，借助热风度过寒夜。这种宿营方式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哨兵，一两个班会设一个哨兵，哨兵值哨一个小时左右。他除了警戒，最重要的任务是看火。他要不停地巡视燃烧的树干，使之处于正常状态，已经烧尽的树干，要添加新的树段。还要注意睡着的战士身上是否着火，一旦着火，就赶紧用雪压住起火点。
抗联的行军
“我们那时尽骑骒马打仗。”父辈们常不无羞涩地说。东北方言“骒马”是母马，“儿马”是公马。父辈的解释是，公马易受惊吓，互相之间经常踢斗，听到枪响后好冲动，因此消耗能量大，而且受外伤的机会多。其次是公马体内脂肪少，在饲料不足的情况下，很快瘦亡。而母马温顺且脂肪多，即便瘦得皮包骨头，仍然能坚持行走，所以抗联尽量征集母马当战马。当时的马多是从地主家或农民处买来的，原来就是种地拉车的本地马。这种马经过东北农民多年的繁育，形成了身形较矮、四肢粗壮、奔跑速度慢的特点，但耐粗饲，不怕严寒，不易得病。冬天时，马会用蹄子刨开积雪啃草，还可以撕咬嫩树皮和细枝充饥。休息时，战士们会铲开地上的积雪，让草露出来给马吃。有条件的时候也会给战马喂些粮食、黄豆和盐。
马鞍是骑兵重要装备。没有马鞍，人在马上会骑不稳，更谈不上挥刀举枪，因此抗联是十分追求“全鞍马”的。当时民间也有制作马鞍的工匠铺，但其制作数量少，规格不统一，抗联很少采用。抗联获取马鞍的主要来源是日伪军的骑兵部队。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骑兵部队相当多，每个日军师团都有一个骑兵旅团，1940年日本关东军就有14个师团。另外，还有不属于师团管辖的独立日军骑兵旅团。伪满军的11个军管区，每个军管区军辖有两三个骑兵团，共有20多个骑兵团。伪满军的骑兵团不设营，由团直辖连，每团有3到4个骑兵连，一个机炮连。骑兵团长为上校军衔，连长为少校军衔。这些日伪骑兵的马装具成了抗联势在必得的战利品。由于日军马高大，常被打死打伤，马一倒下，抗联战士一般会考虑抢夺马鞍。但一副马鞍很重，一般有15公斤左右，抗联战士常因背负马鞍后撤，被日军击中。
抗联变成骑兵后，行军速度加快了，携行的物资量也增加了，但马匹的饲养管理却是一个技术活。抗联当时每个班有七八名战士，不仅是一人一马，而是每个班都会多出两三匹马，用来驮物资。抗联每个连都会有一个“马目”（“目”是清末新军中对班长的称谓），一般从精通养马的农民战士中选出。马目不仅要参加战斗，还要负责全连马匹的管理。他除了本人骑一匹马外，还有一匹驮马，驮上全套饲马工具。由于战马每天行走均好几十公里，蹄铁损坏率极高。每到宿营地，马目首先要检查全连的马蹄，对损坏的蹄铁要及时更换。更换蹄铁的过程很复杂，首先要选出相近的4棵小树，在距地面一尺左右高处锯断树枝，将马的4条腿绑到4个树桩上，把要换蹄铁的马蹄卷曲向上，用绳子捆住，再经过削蹄、烫蹄、钉掌、去钉尖等步骤，整个过程才算结束。马目还会治疗马的肠结症、关节损伤和其它一些病症，也会用空心牛角给马灌中药汤。
抗联骑兵作战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打“马桩子”。除了骑马冲锋，抗联骑兵平时作战和步兵一样，必须下马射击，这时战马就成了一个麻烦。因为枪炮一响，马就会惊散，之后很难找到。所以抗联每个班在战前都会指定一人担任“马桩子”，此人必须把全班的马牵在自己手里，等待同志们回来。一般担任马桩子的多是伤病员、体小力弱的战士或者女战士。
日军历来对军马高度重视，日本陆军省下专设马政科，伪满洲国专有马政局。无论从重视程度和待遇上看，日军战马的地位要高于普通士兵。日本关东军的战马，多是法国沿海一带的所谓洋种马，体型高大英俊，性格机灵，奔跑速度快。日军对其中的公马全部进行了阉割，以利于调教。日军军马每日的饲料标准是十分严格的，其中粮食精饲料5公斤，苜蓿草4公斤，青草15公斤，大豆杆10公斤，盐40克。
日军骑兵装备精良，但在游击战中却常常不敌抗联骑兵，一是武器不行，二是马不行。日军骑兵使用的是专用的三八式马枪，枪管比普通三八枪短30厘米，因此子弹初速低、射程近，精准度下降。日军骑兵在密林中和持三八枪的抗联对射时，明显处于劣势。抗联战士往往在500米距离上就可以射杀日军的人或马，而日军骑兵的马枪在同样距离上射击时，子弹头就飞得没准儿了。日军的洋马毛色多为枣红色，个头均达1.85米以上，这种颜色和身高，在战时就成了一个明晃晃的目标。抗联知道日军把战马看得比士兵重，因此会首先射击马，常常是日军人没死，马先倒了。日军对战马伤亡的责罚很重，死伤了马的骑兵会被罚背马鞍站立或被痛扇耳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军骑兵的心态。他们常早早下马步战，避免伤到马，这就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机动性。日军的马还十分娇贵，只吃专用饲料，不在密林中自己啃草，所有饲料必须携带。日军也有专门的驮马，但每匹马起码负重250公斤左右，这样驮马不仅不能跑，连走都吃力。日军战马关节纤细，很容易受伤，所以日本騎兵不可能坚持太久。父辈们常说，只要在山里转上七八天，鬼子骑兵就会滚蛋了。
经过一段骑兵之间的对决，1940年以后，日军骑兵退出了对抗联的作战，改由白俄步枪队和“栖林人”（日本人对东北少数民族的蔑称）山林警察队追踪抗联。白俄步枪队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东北来的原沙皇俄国军人组成，他们反共坚决，有西伯利亚寒地作战经验，会滑雪。他们穿沙俄军装，使用俄制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其威力远大于三八枪。其队伍骨干均是沙俄军队的军士，年龄40岁左右，属老兵油子，是伙很难对付的顽敌。再一个是“栖林人”山林警察队，日军以烈酒、鸦片、新枪为诱饵，吸引个别少数民族猎人组成了山林警察队。由于他们地形熟，枪法准，擅长林中生活，给抗联带来很大危害。
经过一段时期周旋后，抗联逐渐摸清了这两股敌人的弱点。白俄步枪队怕夜袭。白俄军人嗜酒很严重，晚上宿营时必饮高度伏特加，酒后酩酊大醉，于是抗联专门夜袭其宿营地。1940年底，抗联第三支队在呼伦贝尔盟毕里图夜袭敌营，一战就消灭100多白俄军，战后发现白俄兵携带的小汽油桶内竟然装的都是伏特加。而山林警察队中的“栖林人”，天生对炮有恐惧感，认为炮弹是从天而降的怪物，因此抗联便使用迫击炮轰击他们，迫使其惊惶逃散。
抗联的武器
抗联的武器主要来自缴获。虽然抗联早期有自己的兵工厂，但只能制造单发枪和手榴弹，还承担一些翻新子弹和修理枪械的任务。
当年抗联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家父曾回忆，1937年他担任六军军部警卫团政委时，为了练习精准射击，军政委李兆麟一次就批给他400发子弹，让其打靶。
敌伪资料的记录也显示抗联武器情况。伪哈尔滨省警务厅昭和十年（1935年）12月4日报告称：“抗联二军一师的步枪即有三八式，一三式，俄国枪，万年财式，套筒式。”伪满第二军管区于同年10月报告：“抗联第二军总兵力5373人，有步、手枪4740枝，轻机枪27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4门。”日本关东军混成第20旅团同年7月报告：“抗联五军其特征是进攻和防御力量显著增强，满军（伪军）现有武器与之相比，大为逊色。匪贼携带大量子弹，过去他们一向采取极端节约的方针，而近来则随意射击，不受限制。”
自日本关东军1937年大扫荡之后，抗联损失很大。1940年以后，抗联废止了原军、帅、团编制，改为路军、支队、大队的游击编制。全部改骑兵，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此时，东北抗战已近10年，抗联士兵已近30岁。他们的意志坚定，军事素养高，野外生存经验丰富，在和相同数量的日军交战时，占有很大优势。这些老兵使用的武器更是精良，完全适应了游击战的环境。
遗憾的是现存的历史照片很少，很难知晓他们到底使用什么武器。
最近一幅外国绘画呈现了抗联武器的型号。这幅画是外国画家后来创作的，但画上的种种细节表明显然得到了画中主人公和他的战友们的指点，所以画上表现的武器是真实的。在这幅绘画中，主人公夫妇正领着战士打日军（男主人公时任抗联二军三师师长，其战友均为东北抗日联军将士），他们手中武器有德国毛瑟自动手枪、三八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和日式手榴弹。父辈们的回忆也证实了他们常使用的就是这些武器。父辈们说，作为骑兵，抗联战士人手一支三八枪。日军三八式步枪口径只有6.5毫米，杀伤力弱，但其枪管长。子弹初速达每秒731米，是当时射击精度最好的步枪。
画中的威力最大的武器是捷克式轻机枪（九二式重机枪重达55公斤，影响部队机动，抗联后期不使用重机枪）。这种机枪在东北存量较多，原奉天兵工厂年产上千挺。
和绘画中呈现的一样，抗联中队长以上干部全部使用德国毛瑟自动手枪，俗称匣枪。在近距离的交手战中，有20发弹匣的自动手枪的连续火力相当于冲锋枪，足以压制日军，而日军是没有冲锋枪的。
东北沦陷后，日军给伪满军队配备日本歪把子机枪，由于伪满军队使不好日本歪把子机枪。被日军占领后改叫关东军野战兵器厂的奉天兵工厂，又继续生产这种机枪装备伪满军。伪军每个步兵连均配有四五挺捷克式轻机枪，成了抗联机枪的主要供应方。抗联一个中队会有好几挺口径7.92毫米的捷克式轻机枪（火力可以完全压制歪把子）。每挺机枪配有一名射手和一名备补手，每个机枪组常需要3匹马。射手除携带轻机枪外，还需腰扎一个装有4个弹匣的弹带。备补手负责在机枪射击时更换弹匣，他除了要携带备用弹匣和弹药箱外，还要背一支步枪。
抗联对日本歪把子没有好感，认为故障太多。歪把子机枪设计很精密，零件繁多。弹匣构造更是奇特，从理论上讲，该枪可以不间断射击，但每发射150颗子弹后，需对弹匣拨叉、复进机和坡膛涂枪油，否则就打不了连发。如遇风沙尘土等恶劣环境，该枪就会变成拉一下打一发的步枪。
绘画中抗联战士使用的手榴弹是日本九七式手榴弹。该弹重量不到500克，呈椭圆形，外有条纹.战士们称之为“香瓜”。每个战士携带手榴弹的数量没有规定，一般带三四枚。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中队长修森身高1.9米，手榴弹能扔七八十米，因此他的背囊中会背十来枚手榴弹。九七式手榴弹投掷时，需先拔下保险销，接着把引信头往硬物上磕一下，再扔出去。为防止意外引爆，这种手榴弹“磕”的阻力设计得很大。这个动作给抗联战士的带来很大困扰。东北石头山很少，漫山遍野都是软土，树木虽多但树皮硬度也不足以磕响手榴弹。因此磕的最方便的地方只剩下战士的鞋跟和枪托。要想用鞋跟磕响手榴弹，那就必须穿的是带硬跟的日军皮靴或翻毛皮鞋，但并不是每个战士都能穿上这两种鞋。就是有了硬跟鞋，也常因磕手榴弹，把鞋跟砸坏。而木质的枪托也会因猛磕而引起劈裂。所以抗联战士的枪托上都会钉上一块铁皮用作“磕弹专区”，这是抗联步枪的标志性特征。
抗联最强大的武器是八二迫击炮，每个团、支队会有一门。抗联的迫击炮简化到只剩炮管，脚架、坐钣、瞄准镜全不要。射击时炮手把炮管往地上一墩，一手搂炮管，一手大拇指伸出去，用“跳眼法”测量射击距离，再把手指在嘴里含湿，伸出去判定风向风速，就可以射击了。抗联六军十二团炮兵班长周世同，绰号“老炮目”，早在清末新军张作霖24镇时就当炮兵，他白诩打出的炮弹有两火车皮。老炮目的神炮在战斗中作用极大，敌人的机枪阵地、指挥部、屯兵区都会被他一炮掀掉。
抗联没有直射炮，对炮楼之类的工事感到束手无策，因此抗联就想方设法使迫击炮改进能平射。早期的改动由兵工厂负责，后来兵工厂没了，就通过地下党到哈尔滨等大城市想办法。具体的改动部位是将炮管尾螺帽卸下，将里面固定式撞针改成有弹簧做动力的伸缩式撞针。这种改动加工比较精密，对弹簧的韧性要求很高。有一个经常给抗联改炮尾帽的加工者是哈尔滨车辆工厂的一个俄籍工匠。此人技术一流，没有政治立场，只为暗中赚钱。据父辈们回忆，加工一个小碗大的炮尾帽竟要价500元钱。当时小学校长月薪也就50元，日军士兵月薪6元钱。
改装后的迫击炮进行平射时非常复杂——先将两条麻袋装上土，平铺在地上。再用脚将炮尾帽弹簧杆踩下去，把炮管平放到麻袋上，炮手用空心竹筒把加了3个药包（以提高炮弹飞行速度）的炮弹推入炮膛底部，再压上两条装了土的麻袋，此时炮手要将炮管对准目标。一切无误后，炮兵班长会用小木槌一敲炮尾帽弹簧卡榫，炮弹就射出去。当然，这种平射炮射击精度差，射距也近，射速则更慢，但是这种平射炮对日伪军据点确有攻击力。1940年3月，抗联六军十二团攻打讷河县拉哈火车站，20多个日本铁道守备队死守车站站房。抗联将炮安放到距站房站100多米远的铁轨上，将炮弹两次准确射入了站房窗户，把里面的日军全部消灭。
抗联战士较为特殊的武器是每人都有一支手枪。他们的手枪型号很不统一，缴到什么带什么。父辈们常将手枪好坏排序定为“一枪二马三花嘴”，这些都是比利时勃朗宁手枪的型号。战士们带的还有日本14年式、张口、匣枪、转轮等。抗联战士带手枪的原因是，抗联只带步枪，而不要刺刀，更不要军刀，他们认为刀没有大用，还累赘。在骑兵之间对决时，日军骑兵会挥舞军刀冲锋，抗联战士在日军还没有砍来时，就用手枪把他射落马下。
在漫长的14年战斗中，抗联的枪械还用上了一种“神器”——老母鸡枪油。由于严寒，抗联和日伪军双方的枪械均故障频发，枪拉不开栓，子弹不能击发，机枪不能连射。日伪军携带的枪油壶，内装石油类润滑油，此油一冻就凝住了，用尖刀都挑不动。而抗联用的老母鸡油润滑的枪械则可以顺畅射击。因此，在冬季战场上，抗联的火力强度往往占上风。老母鸡油制作方法是，到达老乡家住下后，各班班长从老乡家买来肥硕的母鸡，宰杀煺毛后，切成碎块放入清水中煮。待水开后，用灶膛中的余火慢慢熬煮两三个小时后，将上层鸡汤撇出后用更小火熬煮。第二次熬煮，大约也得两三个小时。最终熬好后，班长会用小勺将老母鸡油灌入全班战士的枪油壶。这种老母鸡枪油虽然一冻也会凝住，但油很软，战士们把油挑出后，放人手心，鸡油立刻就化了。除了通枪管用通条和擦枪布外，对枪上的其它零件全部用手抹。子弹放在手心搓，搓得油光锃亮。這种枪油确保了冬季武器的正常射击。日军步枪因冻打不响时，便放在怀里捂：机枪不能连发，他们只能紧急生火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