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松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说到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的红色特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被周恩来秘密派遣在胡宗南身边当秘书的熊向晖，他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一位潜伏在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的卫立煌身边10年的红色特工，也为革命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奇功。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安插在卫立煌身边，成功策反卫立煌。曾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的刘子久所著《忆少奇同志》一书中写道： “少奇同志斩钉截铁地对那位有可能在卫立煌身边长期待下去的同志说，你在那里长期待下去就是胜利……这位同志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在卫立煌及其部属郭寄峤那里一直工作到全国解放，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了一些别的同志不能做的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工作。”他叫赵荣声。
战地记者奉命潜伏
1915年，赵荣声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一个赫赫有名的“四代翰林”之家。父亲赵纶士是著名的教育家，与陈独秀、马一浮等相交甚笃。良好的家庭教育使赵荣声自幼天资聪颖.20岁时考入民国时期著名学府燕京大学新闻系。才思敏捷的赵荣声社交广泛，常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对时局看法的文章，影响广泛。1936年，21岁的赵荣声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出任《燕京大学周刊》总编辑。1937年春，赵荣声结识了在燕京大学文学院任教的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斯诺。当时斯诺刚从红色摇篮陕北归来，他给学生们动情地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赵荣声愈加坚信那片红星照耀下的土地上有中国未来的希望，心中对延安更加渴慕神往。于是他便和十几个同学，以到西安旅行为名，只凭借斯诺给的一张草图就动身奔赴延安。历经千辛万苦，赵荣声一行辗转抵达红色圣地延安时，接待他们的是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燕大的学生领袖黄华。女作家丁玲听说燕大来了群学生，马上带着纪念品赶来见他们，林伯渠也热情接见了同学们。同学们参观延安后，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聆听了毛主席所作的《统一战线与抗战问题》的报告，对抗战形势有了更清醒认识，使大伙坚定了献身革命的斗志。
1938年，在丁玲和彭雪枫介绍下，赵荣声在山西成为一名八路军随军记者。1938年1月31日农历春节，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前来给驻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拜年，组织派赵荣声前去采访。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在过去一年里采取机动灵活的山地游击战，连续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相继取得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等重大胜利，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些都令卫立煌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采访后，赵荣声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文章。此前，赵荣声和卫立煌这位安徽老乡从未有过交集，但卫立煌在看了赵荣声的文章后，被其流畅的文笔所触动，正缺秘书的他特意向部下劉毓珩询问了这篇新闻稿作者的情况，并感慨道：“真奇怪，为何才俊都跑到八路军那边去了？你设法把他挖到司令部来给我当秘书。”刘毓珩是安徽巢县人，与赵荣声关系密切，曾任清华大学救国会主席，当时受中共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于是他便写长信盛邀赵荣声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履新，可赵荣声根本没有理会刘毓珩的邀请。组织上获悉此事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立即找赵荣声谈话，严肃指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拓展统战的绝佳机会，可就近增加对卫立煌的正面影响，赵荣声茅塞顿开，欣然领命。
1938年元宵节，赵荣声来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驻地山西霍县报到，成为卫立煌的少校秘书。赵荣声履职不久就和卫立煌有了一次彻夜长谈，两人对时局诸多看法不谋而合，相见恨晚。此时赵荣声觉得卫立煌与其他的国民党有诸多不同，但警惕的赵荣声并没有亮明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只坦承自己是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当时这个组织的活动在山西是公开的，并非地下抵抗组织。从此，战斗间隙，卫立煌常与有见地、有思想的赵荣声交流思想，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中共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面对强敌的卫立煌对八路军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的做法颇感兴趣，欲在国民党军队中成立类似机构。赵荣声、刘毓珩遂领命奔赴西安招收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在战区司令部驻地广泛张贴抗日标语、组织演出，营造出浓厚的军民一心、众志成城的抗日氛围。为加强工作团的战斗力、凝聚力，赵荣声悄悄在工作团内建立秘密中共党支部，并每月赴西安一次，向设在集贤庄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 “中共五老”之一林伯渠汇报工作。林伯渠指示他千方百计敦促卫立煌部与八路军团结合作、不搞摩擦。短短几个月下来，卫立煌与赵荣声相处很投机，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
当时，适逢韩信岭战役失败，卫立煌打算转移到中条山。赵荣声见机大胆建议：“不如取道陕北，正是一个参观、熟悉延安的好机会。”卫立煌认为可行，并命赵荣声为他拟一个在延安的发言稿。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车队由延水关出发，经延川县直奔延安。延安早早获悉信息，热情迎接卫立煌一行。中午，毛泽东在简朴的窑洞里设盛宴招待卫立煌及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郭寄峤等，国共双方促膝交谈。下午，卫立煌去看望受伤的八路军战士。从医院出来，卫立煌深深敬佩条件艰苦的八路军战士们奋不顾身、浴血杀敌的精神。敏锐的赵荣声适时建议道： “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被服，只要拨点军需给他们，比啥都强百倍。”卫立煌听完若有所思。在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军政机关时，卫立煌看到整个延安处处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友爱、生机勃勃的场景时，感到非常敬佩。短短的延安3天行，让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卫立煌离开延安到达西安后，即至北大街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以第二战区副司令官兼前敌总指挥身份，写给第十四兵站少将呆海澜一个手谕： “第二战区所属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克敌有功，即发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牛肉罐头180箱，立即执行不得有误。”不仅如此，卫立煌还深夜挑灯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他还吸收了许多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
敬佩、支持八路军
好事多磨。当时国民党军委会派遣卢佐常驻西安，督办西北数省軍队后勤保障。呆海澜手捧卫立煌手谕不敢擅自做主遂向卢佐请示。赵荣声恐事情有变，火速来到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向林伯渠汇报并寻求对策。林伯渠要求他动用一切力量争取到这批雪中送炭的军需。果然，呆海澜与卢佐商量的结果是，在向汉口军委会后勤部请示未回复的间隙，能拖就拖。人脉广泛的赵荣声与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罗迈伦、副处长吴德海（卫立煌的外甥）交情熟络，就示意他们轮番给呆海澜施压：国共合作抗战是大局，违抗军令贻误军机，卫老总的脾气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犹豫不定的呆海澜拖了几天后，仍不见汉口回电，加上卫立煌也频频打电话催办，至此杲海澜不敢再拖，生怕被扣以破坏抗战罪受到处罚，遂通知第十八集团军派人来领。当这批军需上路之时，汉口果然复电拒发，但事已至此，国民党军内部也只能互相推诿，不了了之。
延安之行，令卫立煌对极其艰苦条件下执著抗战的共产党产生由衷的敬佩。有天晚上，卫立煌突然问赵荣声： “我能参加共产党吗？”赵荣声闻此异常震惊不知如何回答，态度坚定的卫立煌示意他去延安问朱德，赵荣声说： “那不如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卫立煌准允。林伯渠一听，摸着胡子也颇感诧异，遂指示： “回去告诉卫立煌，踏踏实实做一个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民族解放的贡献一定会比参加共产党更大。”赵荣声将原话带给卫立煌，卫立煌坐在沙发上若有所思。作为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的红色特工，赵荣声联络工作的直接上级是林伯渠。也许是事关重大，这项特别请求被逐级传递到中共高层。赵荣声向卫立煌复命不久即收到了一封署名“胡服”的来信，约他立刻动身去河南渑池会晤。赵荣声深感这封来信非同寻常，立即飞马来到渑池八路军兵站，一眼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胡服”就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刘少奇首先热情地肯定了赵荣声的工作成绩，能把卫立煌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争取过来，是为革命立下了奇功。但刘少奇随即指出赵荣声的工作上不够妥当的地方：在卫立煌司令部内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会让第二战区有人觉得卫立煌和延安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刘少奇严令立即解散赵荣声等人成立的中共党支部。至于卫立煌想加入共产党更是绝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因为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卫立煌更是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一旦其加入共产党，蒋介石势必恼羞成怒，损害团结抗战的大局。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 “荣声啊，你的党员身份是绝密的，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现在党内只有少数几个领导知情，也不能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这是保证你人身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以后做人做事一定要低调，我和你保持单线联系，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主动找组织，有事的话组织会主动找你。你一定要成为赢得卫立煌绝对信赖的朋友，并做好长期潜伏在他身边的准备，他有什么情绪波动都要牢记于心。”
然而，纸包不住火。1938年12月，第二战区工作团的赤色特质被国民党特务告发到蒋介石那里，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卫立煌只得就地遣散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这时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赵荣声跟随卫立煌来到洛阳，被任命为长官部机要室秘书。卫立煌推心置腹地告诉赵荣声：“我若长期带你不离左右，会给人留下亲共口实。现在把你安排到机要室是为堵住一些人的嘴，当然你有事可随时来找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西工兵营，赵荣声便在司令部附近西工小街租赁民房居住。来到北方抗日军事重镇洛阳不久，赵荣声就联系上位于贴廓巷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负责人刘子久。当时刘少奇恰好也住在这里，更方便汇报工作。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向三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来到洛阳，筹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极力反对，经中共反复交涉，最后才勉强同意成立一个八路军驻洛阳通讯处。1939年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立即同意把通讯处升格为办事处。1939年，蒋介石下令封闭了除重庆和西安外的其他所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和通讯处，但唯独洛阳办事处被保留了下来，这与卫立煌力排众议顶住上峰压力分不开。
1939年9月，卫立煌兼任河南省主席后不久即遇到一件很棘手的事情。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顽固派对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发动突然袭击，残杀新四军干部战士、伤病员、家属及当地革命群众2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确山惨案”，卫立煌最后严肃惩办了制造这起血案的几个罪魁祸首，才将事件平息。随后山西频生的国共摩擦急剧升级。卫立煌严令以抗日团结为主旨，严格约束自己的军队不介入摩擦。1940年6月，卫立煌和朱德再次会晤，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卫立煌还送给康克清一把勃朗宁手枪作为礼物，还给朱德随行的警卫连全体官兵发放了新鞋、新衣。
1940年，一心想“融共、限共”的蒋介石突然下令，让国民党控制的军队全部“国民党员化”，即军内干部必须加入国民党。此时已升任国民党上校的赵荣声通过秘密渠道请示，经组织获准，在郭寄峤介绍下成为国民党员。1941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一举攻下中条山。蒋介石勃然大怒，革去卫立煌上将军衔并罢免其河南省主席职务，以此来发泄他对卫立煌消极反共的不满。1942年1月，卫立煌被蒋介石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虚职，蒋鼎文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到任洛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查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形势陡变，时任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出卖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万幸的是，机敏的赵荣声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被撤之前就察觉到特务的盯梢，借和妻子回老家安庆太湖县探亲的机会躲过一劫。
1943年春节，风声过后，赵荣声夫妇来到成都，拜望赋闲的寓公卫立煌，两人久别重逢自然叙旧话长。当年秋，蒋介石启用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远赴缅甸战场。因这支部队有许多蒋介石心腹陈诚的亲信，为了避嫌，卫立煌没有带赵荣声远征，他将赵荣声安排到燕京大学读书深造。能征善战的卫立煌不负众望，带领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一举击败占领缅甸的日军，打通中印公路，保证了美国和海外华侨援华物资的供应。卫立煌虽然战功赫赫，在军界被誉为“蒋介石嫡系中最能打仗的常胜将军”，却非蒋的亲信。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每当蒋介石战场上受挫时，卫立煌立即被重用出山：但战事稍缓，卫立煌即遭弹压挤兑，或被迫出国考察或降职使用。所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借口让卫立煌考察欧美，解除兵权将其晾在一边。
将军归来憾未能晤
1946年11月，赵荣声来到重庆，去探望准备出洋考察的卫立煌。一见面，赵荣声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国民党穷兵黩武、腐败堕落、民不聊生，共产党必将在短期内结束内战夺取政权，希望卫公多做对人民有利之事，不要给老蒋当炮灰，何去何从，前途须早作抉择。对国民党失望至极的卫立煌非常赞同赵荣声的看法，分手之际，他特意叮嘱赵荣声，留在上海、南京一带多替他搜集资料研判时局，待他欧美考察回来后共谋大事。赵荣声遂辗转奔赴兰州，投奔卫立煌老部下、时任西北行辕副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郭寄峤，被安排在《西北日报》当了社长。
1947年10月，东北内战如火如荼，国民党军屡遭惨败，蒋介石急命正在法国的卫立煌回国接替陈诚任“东北剿总司令”，负责指挥东北所有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早已看透蒋介石嘴脸的卫立煌从到任第一天起至辽沈战役发起前，麾下数十万国民党精锐，原则是按兵不动，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都很少派兵救援，指挥部下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主要军事行动便是整饬军纪、操练新兵、构筑工事，貌似积极备战实则掩人耳目。卫立煌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 “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唯有固守沈阳以待转机。”辽沈战役打响后，蒋介石令卫立煌出辽西解锦州之围，他却借口固守沈阳自保拒不執行蒋的命令。同时拨付廖耀湘快速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量不超一周所需。受到影响行动迟缓的廖耀湘精锐兵团在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悉数被歼，蒋介石元气大伤。
辽沈败绩后，卫立煌受到了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被软禁在南京。1949年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赫然在列，眼眶湿润的他如释重负长叹一声： “还是共产党高明，我有救了！”他明白这是共产党朋友在暗中帮助他免遭毒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压力下野后，卫立煌趁机逃出南京隐居香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赵荣声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下属《工人日报》社做编辑，先后发表了《鞍钢工人的雄姿》 《荆江分洪的壮举》及长篇通讯《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著名文章。虽然干起了老本行，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一想到自己策反的一代名将本可正大光明地站到人民的一边，却沦为“战犯”逃亡香港，这让赵荣声深觉愧对卫立煌，没有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出于愧疚和自责，他没有向刘少奇写信请求帮助证明自己的身份，以谋份高位。1955年3月，卫立煌响应祖国的召唤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卫立煌暮年很希望与原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人员们见见面，并托人费尽周折找到赵荣声。赵荣声闻讯欣喜万分，立即向报社党委汇报，结果被告以“你现在干新闻，没有统战任务。”致赵荣声没能与卫立煌见上最后一面，成为赵荣声的一大遗憾。1957年7月，由于赵荣声“卧底”的历史无人知晓，也无档案证明材料，后来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山东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组织派人重新复查赵荣声的历史，确定了赵荣声共产党员的身份并肯定其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正式为赵荣声平反，恢复了他的所有名誉。
赵荣声离休前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离休后笔耕不倦，1985年撰写出版了《沿着斯诺的足迹》《一二·九在未名湖畔》等作品，尤是28万字的专著《回忆卫立煌先生》，追溯了自己作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红色特工在卫立煌身边工作的旷世传奇，并对卫立煌的一生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算是弥补了卫立煌将军归来后未能与之相见的遗憾。1995年，赵荣声因病在北京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