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春华
抗战胜利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闹市区，位于南京路与四川路的交汇口处，有一家钱庄——鼎元钱庄，于1947年正式开张营业，生意兴隆，直至上海解放后停业。鼎元钱庄表面上经营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业务，但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钱庄，亦为开展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办事处，承担着揽财、揽物、接送人员、购买物资支援根据地的重大任务，为革命根据地发展及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可是，这个钱庄的老板却鲜为人知，他就是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
进步书生肩负特殊任务
1914年，许振东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江南古城镇江，家中兄弟4人，一个哥哥，两个弟弟，许振东排行老二。他的父亲从事长江航运工作，眼界比较开阔，家境也比较富足。年轻时的许振东受家庭传统文化影响，憎恨黑暗社会，喜爱读书学习，钻研文化科技知识，为人也很正直，而且由于从小随父亲在长江跑船运时耳濡目染，加上有一段经营书店的经历，因而学会了经营管理，善于生意场上的人际交往，头脑灵活，有过人的营销长处。
抗战初期的桂林，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活跃。年轻的许振东奔赴桂林广西大学（1936年10月，为避战火广西大学迁到桂林）求学，他边读书，边与人合作开办了“桂林”“東江”两家书店。在此期间，许振东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徐雪寒、邓克生，并与他俩建立了深厚友谊。当时，徐雪寒在桂林开办新知书店，邓克生在办写读出版社，他们是奉中共党组织指示利用书店及出版社作掩护，在桂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许振东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经常参加中共桂林地下党组织的散发张贴抗日宣传标语传单、街头抗日演讲、印刷销售进步书籍和刊物、组织学生抗日救亡队等活动，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培养与教育。
1940年底，桂林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化。按照李克农的部署，许振东先行离开桂林，撤到上海。随后，邓克生和他的姐姐邓评、好友李仲融3人成立了党小组，经上海往苏北根据地转移。邓克生3人在上海滞留了两三个月，皆由许振东安排他们的食宿。那时，许振东与徐雪寒在上海筹办习作出版社及印刷厂，邓克生正抓紧修改《经济学常识》，邓评也在编写《哲学常识》。这两本小册子均以习作出版社名义印刷出版，出版资金由许振东一手资助，两本小册子在左翼青年中颇有影响。许振东在个人简历中曾回忆：“1941年，上海私营印刷厂因受到威胁，不敢替生活、新知等书店印书，徐雪寒同志要我合办印刷厂，自印书刊，并由我出面请领开业执照。”
邓克生等3人离开上海前夕，许振东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打算同邓克生一道去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经过组织的慎重研究，由邓克生找许振东谈话，要他“以钱庄经理身份留在上海，为中共做些工作，并掩护一些党员，要比去根据地更为有利”。于是，许振东听从了党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上海，开始经营仁泰钱庄。之后，徐雪寒也对他提出要求： “不能参加民主党派和民主运动，只能以工商者（资本家）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从1941年开始，许振东活动在上海国民党统治区，成了共产党内具有特殊组织关系但不是正式党员的特殊人物。其组织关系由上海金融业地下党员韩宏绰（建国后任上海宝钢的物资处长）负责联系，再转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唐若愚（建国后任福建一大学的副校长），单线取得联系。
建立一条地下通汇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国民党统治区强制使用法币，严禁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入境，到处设卡检查，如被发现，不论数量多少，都会遭到追查、迫害。苏皖边区政府为军民采购必需物资，为中共中央拨付在国统区工作的费用，经常需要转移大宗款项，除用出口贸易换取外汇，只有靠秘密运送法币或黄金。
为了克服不通汇兑又要按时、安全转移款项的难题，华中财委决定由华中银行副行长徐雪寒设法解决。徐雪寒首先到苏北根据地的高邮与时任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的邓克生研究，拟订建立地下通汇线、打破敌人封锁、安全转移资金的办法。徐雪寒请邓克生推荐“绝对可靠的”社会关系，以便在上海筹办钱庄及商贸业务，建立上海交通站及地下通汇线。邓克生当即推荐了许振东。
1946年春节刚过，徐雪寒便只身去上海找到许振东，住在许振东的家中，同他商谈拟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与物资通道，以便于苏北地区的经济与外界交流。许振东当即表示十分赞成，并正式接受了任务。
不久，许振东与其弟许介眉一同去高邮与邓克生进行实地研究，华中财委和华中银行的领导陈国栋、徐雪寒会见许振东，并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迎接全国解放，从高邮到上海必须迅速建立一条地下通汇线。经商定，在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有关汇兑业务的钱庄，资金由财委华中银行与许振东主办的上海仁泰钱庄各负担50%，并明确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设在国统区的钱庄则由许振东总负责。
同时，明确了这条地下通汇线的主要任务：一是华中银行通过高邮的益大钱庄与上述各处钱庄进行汇兑、转拨款项。各敌占区地下组织需款时，可通过这条地下通汇线及时汇出，如需在上海购买各种物资，也可通过此线汇款：二是作为华中银行吞吐外汇的一条渠道，把华中银行收到的国民党发行的货币（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等）通过地下通汇线及时排出。当时在边缘地区，政府征到的税收及粮食代金（老解放区是公粮）往往是国统区的货币，征收后华中银行即及时由此线推出解放区：三是作为人员秘密往来的交通线（对外以钱庄人员的往来关系面目出现）。
为避免因战争、风浪封江等因素，不使钱物交接受阻，还商议确定在镇江、扬州两地之间的瓜洲开设一家百货店，经理高石祥、副经理何家驹。该店的任务是中转运送棉布、棉纱、纸张、西药等军需物资进入解放区。到解放战争时期，该店就专门为华中银行、高邮益大钱庄运输大量的小麦等农产品到国统区进行销售。若遇敌伪军警检查或封江等紧急情况，该店可用作应对处置，确保过往人员、财产、物资安全。这家百货店实质上是中共的地下掩护点、交通站和物资转运站，也是地下通汇线的组成部分。
从上海到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站的线路，通常是由上海乘火车、汽车或轮船在镇江落脚，再由镇江渡船过长江至瓜洲，乘小船去高邮。当时，由许振东安排经瓜洲进解放区的地下党干部有七八位。按照组织纪律要求，许振东对他们的情况从不打听，只是精心做好安排，避免出差错。据许振东回忆，只要将“客人”安全送上前往解放区的鞠家沟头小船就算完成任务了。后来许振东得知，第一批从这条地下通汇线上经过的“客人”是：恽逸群、艾寒松、楼适夷。恽逸群，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任总编辑，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聞出版局局长。艾寒松，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上海市文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楼适夷也是党的干部，曾任《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报刊的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恽逸群、艾寒松、楼适夷3人是奉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筹备《新华日报》上海版，由于国民党当局禁止出版，便撤离上海，经许振东安排，经由这条地下通汇线回到苏北解放区。
此外，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季平夫妇，也是从这条地下通汇线由国统区的上海进入苏北根据地的。当时许振东因担心刘季平夫妇不适应苏北气候冷，还特意为他俩购置了御寒的衣服并准备了足够的盘缠。上海解放前夕，作家臧亦夫、邓亭等革命青年，都是由许振东接待转送到苏北根据地的。
既是钱庄也是秘密办事处
1946年6月，许振东开始在上海紧锣密鼓筹建鼎元钱庄。办公地点设在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楼上，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地下党员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椽3人协助工作，分别任鼎元钱庄襄理。股本金的筹集仍按邓克生、许振东在高邮商定的办法：华中银行出资50%，许振东的仁泰钱庄投资40%，社会招股10%。股本总额约为黄金800两。
1947年3月，鼎元钱庄在上海滇池路口的四川路247号正式挂牌营业，南侧隔壁便是祥泰银号。直至上海解放，许振东一直担任鼎元钱庄经理。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中记载： “党领导的金融机构鼎元钱庄于1947年春季正式营业。由徐雪寒至沪部署，鼎元钱庄由许振东任总经理，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椽任襄理。”
鼎元钱庄营业不久，许振东、徐雪寒又继续布点：解放区高邮临泽镇开设益大钱庄，由许振东的弟弟许介眉任经理，华中银行第二分行指派汪华任副经理，会计杨玉清，归华中银行直接领导：淮阴原有丰华钱庄，另再增设裕大钱庄：扬州设仁泰钱庄扬州分庄，经理殷永森;镇江设大中钱庄，华中银行指派许振东的哥哥许志远任经理;上海的仁泰钱庄，由许振东的另一个弟弟许培东任经理。各家钱庄全部以私营面貌设立，直接与上海的鼎元钱庄衔接，主要搞“外汇”业务（当时根据地把敌占区的货币叫“外币”），从而形成了一条从解放区到扬州、镇江、上海的地下通汇线。这条地下通汇线除了承担金融任务，还作为中共人员秘密往来的地下交通线。这条地下通汇线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为止。
此间，随着鼎元钱庄的业务开展，票据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剧增，钱庄通过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为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转汇款项，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进行货币斗争。鼎元钱庄还通过内部关系争取到国民党银行的资金，用于支援解放区，同时，钱庄还为解放区采购军用物资，如利用业务联系上的便利，曾一次采购30多万双军鞋运到解放区。许振东还把钱庄经营暗账所盈余的900两黄金上缴党组织，使华中银行投资的本金全部收回。不久，中共党组织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鼎元钱庄注入20%的股份。夏衍和张尔华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鼎元钱庄投入260两黄金的资金。1948年底，许振东又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上海中共党组织，他还将自己的红利也全部上交。大部分资金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等急需物资，全部运抵东北战场，解决了部队急需，直接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期间，交通断绝，汇兑业务停止，精明的许振东立即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保存起来，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
与此同时，许振东还同徐雪寒同心协力，在上海创办了联丰花纱布公司、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建华贸易行、同庆钱庄、懋兴土产出口商行等6家企业，并分别担任常务董事、董事等职务，利用鼎元钱庄的资金作调度，支持这6家企业正常运营，从而能够更便利地筹集解放区急需的物资，为党组织积累资金。许振东还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军界打交道的机会，搜集各种情报。为了安全接送中共干部和进步人士，不致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许振东没有动用鼎元钱庄一分钱，甚至连仁泰钱庄的本钱也没有动用，竭尽自家的积蓄，重金买下位于绍兴路的一座私宅。为此，许振东的家也成了中共在上海的一个秘密安全的落脚点、掩护地和转运站。
白色恐怖下的对敌斗争
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军警林立、特务横行，负责与许振东联系的上级领导只有徐雪寒和陈明二人。肩负重任的许振东需不时与组织联系，交换情况，接受任务，可徐雪寒频繁来往于上海、香港等地。他们不在上海时，一旦遇上麻烦事，被指定的联系人就是朱枫。当时，朱枫以鼎元钱庄财务代表身份作掩护，在上海秘密开展地下活动，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女战士。1947年冬，徐雪寒因紧急情况急需去香港，朱枫为他买好了外轮头等舱的船票。许振东把自己的皮袍和礼帽借给徐雪寒，将他装扮成富商，由朱枫护送上船。1950年2月，朱枫在台湾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秘密搜集国民党上层情报的任务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6月10日，在台湾英勇就义。
许振东对党忠诚，竭尽全力为党工作，始终严守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和秘密，即使到了和平年代，依然守口如瓶，对过去的这段历史从不吐露半句。直到“文革”以后，他才以“个人简历”的形式，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讲明了这段经历。
许振东的夫人陈志威，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难得的贤内助，曾同许振东一道去过解放区。她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上海，并放弃外出工作的机会，全身心地协助丈夫及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帮助许振东化解了许多危机。在长期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陈志威变得十分机警。一次，她陪同根据地来人上街购物，在毛线店里，她突然发现有人尾随，便悄悄拽拽根据地来人的衣角，使个眼色，两人寻机离开毛线店，穿过几个胡同，甩掉了尾巴。后来，她悄悄告诉从根据地来的同志： “我们刚进去，就有两个男的跟了进来，鬼鬼祟祟的。哪有男人进毛线店的，一看就是特务。”平时，陈志威同样承受着白色恐怖下的压力，却不知疲倦、不计得失、不惜生命地为党工作，迎来送往，让来家中落脚的每一位党内同志感到既安全又温暖。
许振东的弟弟、上海仁泰钱庄经理许培东，不但是许振东的得力帮手，积极为组织筹集物资及资金，也是中共的真心朋友，曾在家中掩护进步人士住宿。
秘密钱庄使命结束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挺进大上海，上海宣告解放，鼎元钱庄地下斗争的历史使命胜利结束。不久，许振东收到战友邓克生从泰州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能够这样自由自在、毫無顾忌地写信给你……老许，让我们首先紧紧地握手一次吧！”邓克生公开用“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的信笺与信封，字里行间充溢着革命热情，往日的暗语、商界的套话，转瞬间无影无踪了。上海解放后，鼎元钱庄内大部分人员从事了新中国的金融工作，有的日后成了金融界的精英和骨干。
20世纪70年代，许振东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领导岗位上离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多次回到家乡镇江以及瓜洲、扬州、高邮等地，回到出生地、故乡，重游小时候待过的地方，看看那里的发展和变化。许振东毕生从事金融工作，待人接物却十分谦和，生活极其简朴，客厅里永远悬挂着珍爱的两幅装裱在镜框里的墨宝，一幅是董必武的题字，一幅是郭沫若的题字。说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记着那血雨腥风的岁月，也不忘肝胆相照的老朋友。
2011年岁末，许振东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许振东虽然终生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为革命根据地建设和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共产党难得的忠实朋友。正如与许振东生前同生共死的战友、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贸易部部长徐雪寒所说：“党在和许振东长期交往中，确认他政治进步，积极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经济上廉洁清正，分文不入私囊，又精通金融业务，善于经营管理，所以委以重任。他也慷慨接受任务，身家性命在所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