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周宝砚
开国上将杨得志（ 1911-1994），是人民军队杰出的军事家。解放战争时期，他和罗瑞卿、杨成武等将领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迭创强敌，战斗足迹从华北大地延伸到大西北。
一年中，转战冀南、冀中、冀东、冀热辽、热河、晋察冀等解放区
1945年10月9日，一边打仗一边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在河北清丰县柳格乡柳格集地区集结，准备打响反击国民党军窜犯解放区的邯郸战役——当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领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八军和河北民军，正沿平汉线大举北犯。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制定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邯郸战役作战原则和方案，第一纵队在平汉路西隐蔽待机。为了对敌形成合围之势，防止敌人继续北进并从沙河镇迂回邯郸，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决心在屯庄、崔曲、夹堤、小堤、南泊村、北赛等地区，以村落为依托，组织大纵深的坚守防御，在第二纵队的配合下粉碎敌人的北犯企图。在《刘伯承传》中，这样描述道：“第一纵队留1个团在临漳以北阻击敌人，主力赶到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夹堤到东西向阳地区组织防御，坚决不让敌人进入邯郸。”“我一纵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率领指战员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节节阻击敌人。经4昼夜激战，使敌军深陷于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两岸狭窄的河套地区，钻进我军预设的口袋阵。”由于判断正确，指挥果断，确保了全战役决心的实现，刘邓大军在邯郸战役中全歼敌人，活捉了马法五。
1945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去东北参加反对蒋顽进攻，以利控制东北，建立百年大计之部署”，第一纵队奉命东开锦州、沈阳。当第一纵队进抵辽宁边境时，国共停战命令颁发，乃奉命移驻热河，协助当地武装保卫治安。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展开后，又奉命开抵晋察冀边区，改番号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一纵队：同年底，部队又奉命南开河北大名归建，恢复番号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苏振华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加强晋察冀解放战场的指挥力量，杨得志留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1947年1月，苏振华曾这样回顾过北上又南下的艰辛征程：“在此一年中，本部转战冀南、冀中、冀东、冀热辽、热河、晋察冀等解放区，往返跋涉七千余里，较大的战斗参加了两次，一次是解放冀东遵化之战，另一次是张家口的保卫战。冀东遵化之战，本部一举将该城攻克，消灭伪治安军三千余人：张家口保卫战中，本部在怀来前线侧翼，先后亦歼灭蒋军十六军及九十二军共达三团之众。”在“往返跋涉七千余里”的战斗中，杨得志除了没有随纵队南下外，参加了上述全部战斗。
在这“往返跋涉”的征程中，战士们普遍存在疲劳过度的情况，尤其是在热河驻防时，因该地群众经历了日军13年的残酷压榨，生活异常穷困，这样就给部队的供给增加了不少困难：战士们不能吃到足够的油、盐和蔬菜，没有结实的鞋子穿，缺乏柴烧。面对重重困难，杨得志和苏振华一起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八路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厉行生产节约。
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部队战斗作风之转变意义巨大
1947年5月，华北解放战场处于僵局：由于敌人主力猬集，晋察冀部队一时难以围歼国民党重兵集团。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打大歼灭战，一改华北战场僵局。5月下旬，在朱德、刘少奇过问下，晋察冀军区部队再次进行整编，成立了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关，朱德、刘少奇、聂荣臻挑选的领导班子无疑是一时之选：杨得志担任司令员，罗瑞卿担任第一政委，杨成武担任第二政委，耿飚担任参谋长。野战军下辖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还成立了炮兵旅（旅长高存信）。杨得志于6月12日夜间，指挥打响青（县）沧（县）战役，野战军分兵直扑青县、沧县等地，仅4天就歼灭国民党军1.3万余人，解放青县、沧县、永清3座县城，从而威慑天津，震动北平，迫使拟增援东北的平津之敌不敢出关，支援了东北解放战场：6月25日至7月6日，指挥野战军在保定以北发起攻势，共歼国民党军8200人。7月1日，毛泽东曾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并转杨得志、罗瑞卿表示慰问，并专门就战役指导给予指导。
这年10月11日，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发动的秋季攻势，杨得志和罗瑞卿、杨成武等率领晋察冀野战军再出保（定）北，破击了徐水至固城段铁路，并以一部兵力围攻徐水，主力伺机寻歼来援之敌。果然，为解徐水之围，蒋介石急调5个师的兵力，自霸县、涿州地区沿固城、容城南下增援。杨得志等按预定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集中主力求歼由固城南援之敌第五师等部，双方打成对峙局面，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地区。15日，石家庄守敌、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领第七师等部渡滹沱河北上，企图协同北面出援之敌夹击杨得志部于徐水地区。杨得志等敏锐地看出，北上之敌孤军深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和杨成武、耿飚研究，决定以部分主力阻击北面之敌，集中主力6个旅迅速南下，歼灭罗历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和敌人密切接触的情况下，要在20多小时内从保北绕过敌占领的保定，把主力南调上百公里。他一面向晋察冀军区报告，一面指挥部队调头南下。
这时，罗历戎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歼击目标，他以为杨得志部主力被吸引在保北，此次出援尽可坐收渔翁之利。即使有什么危险，随时可以缩回老巢石家庄，所以毫无戒备。结果，晋察冀野战军星夜兼程，一昼夜奔袭上百公里，于19日出其不意地在清风店地区包围了罗历戎。直到这时，他才从美梦中惊醒过来，一面准备拼死突围，一面向上司求援。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与此同时，担负阻击的部队也把南援之敌牢牢钉在保北。激战54个小时，于22日晨全歼敌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全部，全歼敌人1.3万余人，生俘罗历戎以下高级军官10名。22日上午12时，聂榮臻等致电毛泽东报捷，次日毛泽东复电勉励：“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
解放石家庄，歼灭守敌，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就在聂荣臻等的报捷电中，他们提出乘胜进攻石家庄（时称石门）：“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即复。……我们拟……到前线一行，并与野战军首长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在上述复电中，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并告杨得志等，敌第三军迅速被歼，从北面增援徐水之敌必然受到震动，这时必须因敌用兵，要求“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遂有解放石家庄之战。
这时，石家庄虽然已经孤立，也没有城墙，但仍然是个硬钉子，守敌约有2.4万人。为保住这个位于平汉线和陇海线相交之处、联系各战略要地的交通枢纽，国民党军队不惜工本：自1945年8月底抢占石家庄以后，便在日本侵略军已修工事的基础上，不断加修加固防御工事。据《聂荣臻传》介绍，“石家庄设有三道防线：市外围有30公里长的外市沟，市区周围有15公里长的内市沟，市区内有核心工事。内外市沟深和宽都在8至7米之间。市内外各个村庄和重要街巷都有铁丝网和钢筋水泥工事，大小碉堡共6000多个，碉堡之间有交通壕和地道相互联通。环市还修有20多公里长的铁路，铁甲列车昼夜巡逻。另外还有大量的鹿砦、电网和布雷区。国民党曾经吹嘘：‘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没有飞机大炮，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
石家庄设防坚固的情况，从清风店战役缴获的《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要图》上，从俘虏的口供中，从石家庄地下党送出的情报中，以及临战前的侦察中，也都得到了证实。
攻占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例。面对巨大困难，杨得志迎难而上，深入部队召开军事民主会，广泛听取各级指挥员的意见。众所周知，他作战有个习惯，就是指挥所非常靠近前沿，经常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为的是实施抵近观察，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为此，聂荣臻曾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靠前指挥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根据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杨得志针对攻城作战中的重点、难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集中有限炮兵，重点摧毁发电厂，使敌工事外围的环城电网瞬间变得形同虚设：总结推广对壕作业战法，解决了平原地区大部队攻坚隐蔽接敌的难题，甚至在战前就把战壕和坑道挖到了距敌人工事仅几十米的地方：指导部队发扬我军用炸药包实施连续爆破的光荣传统，弥补了当时重火器不足的缺憾;采用多路围攻、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法，把技术、战术和部队的勇敢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参战部队能够以完全劣势的装备，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战斗力……11月6日，石家庄战役发起，仅6天时间就歼灭了石家庄守敌，活捉了敌警备司令刘英。
朱德在一次干部会上曾说：“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很大，使敌人失去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并且把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接了起来。”
傅作义精锐一0一师、新编三十二师难逃惨败命运
1947年11月17日，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收到毛泽东的指示电：
（一）同意移至晋县休整3个礼拜，然后配合东北作战。
（二）东北本月下旬开始新战役，若你们能于下月中旬开始新战役，则可起有力配合作用。
（三）你们应准备于结冰期间4个月内（12月至3月）进行几个战役，争取切断平津、平保（注：保定）及可能时平张（注：张家口）等铁路，夺取铁路及其附近可能夺取之城市、据点，歼灭在这些铁路、城市、据点及其附近之可能歼灭的敌人，准备和东北我军直接配合作战……
毛泽东一声令下，杨得志等立即紧锣密鼓地准备行动。
石家庄解放，大大震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下令撤销保定、张垣（今张家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临危受命，即将正规军编为3个机动兵团：平汉兵团、津浦兵团、平绥兵团，实行“机动防御”，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为达成“直接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的目的，杨得志等对傅作义这位国民党名将展开了攻势作战。12月底，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打击傅作义的嚣张气焰，杨得志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破击平汉路北段战役。“野战军着重破击保定以北的平汉路，同时以部分兵力破击平绥路和津浦路，诱敌分散兵力。……这样做，果然调动了敌人。敌第三十五军等部南下增援大清河以西地区。三纵队急攻涞水，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麐率新编三十二师和一0一师两个团乘车星夜北援涞水，这便出现了新的战机。三纵队集中主力包围敌新编三十二师于庄町，二纵队对进至高洛、吴村地区的一0一师进行钳制性进攻。经过激战，……三纵队将新编三十二师基本歼灭，二纵队重创一0一师，共歼敌7000多人，敌军长鲁英麐被迫自杀，少将参谋长田世举、新编三十二师少将师长李铭鼎等多名高级军官被击毙。傅作义自称一0一师为‘一块金子，新编三十二师为‘一块银子，但都没有逃脱惨败的命运。这一仗，对新上台的傅作义是当头一棒。整个平汉路北段戰役，持续将近一个月，共歼敌1.4万人。” （见《聂荣臻传》）
1948年1月，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的春季攻势，中央军委两次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大举破击平绥路，杨得志等指挥部队立即出动：以3个纵队指向察（哈尔）南，以两个纵队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绥（远）东进攻，诱敌分散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敌主力不分散，则在察南、绥东地区放手进攻。傅作义也非等闲之辈，杨得志等3月10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这样描述过：“在作战上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集中，敌亦集中，兵力堆在一起，不是打不成，就是打不好。”3月14日，毛泽东复电：“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
对于毛泽东指示，杨得志等心领神会，立即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发起了察（南）绥（东）战役，“在宽大机动中”共歼国民党军1.8万余人，解放了1.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控制了平绥铁路400多公里，华北重镇张家口、大同遂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使傅作义增加了西顾之忧，无法抽调兵力出关增援东北。
5月上旬，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担任军区司令员，军区下辖3个兵团：第一兵团，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兼任司令员、政委;第二兵团，杨得志担任司令员，罗瑞卿担任政委：8月上旬，又成立第三兵团，杨成武担任司令员，李井泉担任政委。
杨得志第二、三兵团转战翼东
1948年5月间，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杨得志指挥第二兵团以大部兵力挺进冀东，史称“冀东行动”：以一部在承德、北平线活动，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另以一部在北平至张家口地区行动，配合第三兵团在绥远作战。到9月中旬，第二兵团共歼敌2万多，仅仅6月间的冀东战役就歼敌1万多。不过，傅作义的指挥能力不弱，第二兵团也遭受一定损失，参战官兵中有人议论：“胜利太少.得不偿失，走得多，打得少。”“什么冀东战役，就是冀东走役。”这时，“恐傅病”在若干人当中发生。
面对部分指战员消极状态，杨得志压力很大。9月14日，在第二兵团直属队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兵团政委罗瑞卿对少数指戰员的议论进行了批评，意味深长地说：“冀东行动是正确的，因为它确实取得了胜利。……有人讥笑我们‘冀东战役为冀东走役，我说就算‘走役吧！……‘走是部队必须具备的一门本事，……我们没有汽车飞机的时候，就要有这一套。我们走了一趟，提高了走的本领，并不是坏事，何况我们歼灭了敌人，并没有完全白走。”
对于杨得志的战功，毛泽东是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的。
1948年12月上旬，在平津战役关键时刻，解放军迅速包围张家口，切断了北平之敌的退路，傅作义急令第三十五军西进增援，发觉上当后又急令该部火速东撤。毛泽东将截住该敌视为滞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聚歼的关键，电令在易县西北紫荆关的杨得志等：务必克服一切困难，在下花园、新保安堵住敌三十五军东逃之路，切断敌三十五军与驻怀来的敌一0四军的联系。
当时正值隆冬，从紫荆关到新保安山高路险，仅有几条小路可以通行，大部队行进极为困难。杨得志指挥第二兵团不避艰险，率领部队连续强行军6个昼夜，途中兵团领导一起带头徒涉冰河，终于将敌阻截于新保安地区，打退了敌三十五军的突围，顶住了敌一0四军的接应，使两敌相距仅4公里而不能会合，完成了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我杨罗耿兵团昨（九）日英勇击退新保安敌三十五军、怀来敌一0四军的两面夹击，完成了对三十五军的确实包围。”
12月22日，第二兵团进攻新保安。“解放军攻城开始前，对新保安猛烈炮击，5分钟内打了8000多发炮弹，小小的新保安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解放军将士从刚炸开的城墙缺口处攻入城内，敌人抵抗得也很顽强，几乎是逐街逐屋抗争。经11个小时激战，终于全歼敌三十五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与他的前任一样，被迫自杀。”（见《聂荣臻传》）
“每次他都能抓住敌人的弱点战而胜之”
在回忆文章中，杨得志的老部下郑维山、傅崇碧这样写道：“杨得志同志一生打过很多仗，和各种不同的敌人都交过手，每次他都能抓住敌人的弱点战而胜之。”进军大西北，杨得志的这种指挥风格得到充分表现。
1949年6月，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早已经改番号为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正在杨得志的指挥下进军大西北。盘踞西北的敌人，除了胡宗南以外，是当时气焰甚凶的青、宁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这两支敌军作战凶狠野蛮，历史上曾偷袭过红四方面军，又一直未受沉重打击，越发骄横无恐。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既赋予杨得志部重任，又反复告诫：“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接到毛泽东电示，杨得志一面向部队传达了电报精神，一面仔细研究青、宁二马的作战特点和惯用战术，着重组织部队进行打骑兵和拚刺刀等训练。扶眉战役后，国民党军策划在兰州与第一野战军决战，企图先以青马（马步芳部）吸引野战军主力于兰州，继以宁马（马鸿逵部）和胡宗南三面包围合击。鉴于青马在西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彭德怀正欲集中力量打击它，遂决定顺势发起兰州战役：以一部兵力分别钳制宁马和胡宗南部，主力第二、第十九兵团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同时王震指挥第一兵团袭占临夏，直接威胁敌人西窜的退路。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打响。当时，彭德怀认为，敌有可能放弃兰州，怕失去战机，急于歼灭之。部队抵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在准备很不足的情况下，野战军司令部就下令向“兰州锁钥”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外围阵地发起试攻。8月23日，彭德怀到猪嘴岭第十九兵团指挥部视察，杨得志向他报告：十九兵团部队的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几个阵地，一天多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接着，他又检讨说：“这次仗没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人身土。”彭德怀客观分析了情况，也承担了责任：“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
杨得志一方面主动承担责任，一方面向军、师、团干部做工作：“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经严密侦察，杨得志发现：敌人主力在南山，东西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北面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攻占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据此，他又适当调整了兵力部署。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第十九兵团一举攻破敌阵，激战数日，与友邻部队一起越过黄河铁桥，把红旗插上了白塔山。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已无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这些胜利，与参加解放西北的部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与彭德怀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也与杨得志敢于斗争，及时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也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