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隆有
说到苏轼，人们大都会不假思索地称其为大诗人、大词人。其实，在我国古代，自孔子之后，知识精英们，大都集官员、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而且把为政济世看得最高，把诗文看得最低，视为“余事”。面对百姓疾苦，苏轼就曾感叹：“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自少年时代起，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观其终生，苏轼首先是杰出的政治家，其次才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正是其政治上的杰出，成就了其诗文的高格。
才华人格 卓然独立
宋仁宗嘉祐六年（ 1061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参加由皇帝亲白主持的直言极谏科考试。试前，苏轼上了25篇《进策》、25篇《进论》，应试当场，写了《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如同此前的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见到苏轼参加进士省试考卷后，“惊喜以为异人”一样，宋仁宗读了苏轼苏辙兄弟俩参加直言极谏科考试的答卷后，回到皇宫，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给其试卷判了最高等，苏轼的职位由此前的福吕县主簿升任京官大理寺评事。王安石时任知制诰，奉命替皇帝起草苏轼升职文书，给苏轼以高度揄扬，称：“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视尔从政之才。”
苏轼的答卷和献文，远非一般的应试之作，而是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其除弊救时的变革设想，针对性很强，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政治上全面守旧，既敌视王安石变法，更敌视苏轼革新主张，说：“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王安石）。”这也从反面说明，苏轼不仅不像司马光一样的守旧，而且在不少方面比王安石更激进。在变革主张和内容上，苏轼和王安石有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更多：实施方法上，苏轼和王安石则基本相反。王安石急于求成，苏轼则反对骤变，要“安万民”主张稳妥渐变。恰如他在《问养生》一文所叙“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谓和？曰：子不见天地之为寒暑乎？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倘若突然之间即变寒暑昼夜，“则人之死久矣！”
熙宁四年（1071年），神宗特意召见苏轼，就王安石正大力推行的变法征求他的意见：“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答：“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建議“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太急、太广、太锐”正是王安石变法在操作上从一开始就犯下的的致命错误。这给大批政治投机者制造了机会，他们大量涌进官吏队伍，直接导致了神宗一朝熙宁、元丰变法的失败，更导致了哲宗、徽宗两朝新法的变质，造成了残酷的党争和后来的奸人政治。任继愈有过评价：“王安石推行新法，极为神速，但是激化了矛盾，立足未稳，就被推翻。因此改革不宜速进，而应渐进。”
苏轼因批评新法而遭新党忌恨，新党失势后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遭旧党敌视，结果是新党旧党都不待见他。宋孝宗赵眘为《东坡全集》作序，称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据马永卿《元城语录》，曾是苏轼政敌的刘安世，晚年也由衷盛赞苏轼的大节，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这里所说的“惟己之是信”，就是苏轼始终坚持的变革主张，合于此则支持，不合则反对，绝不与时俯仰。元祐年间，朔党、洛党，共同攻讦苏轼。刘安世乃朔党领袖之一，能这样称颂苏轼，可见其对苏轼人格是何等的服膺。
王国维说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诚哉斯言！苏轼不仅以优美的诗文光耀后世，更以高尚伟大的人格烛照千古。
凤翔为官 勤政爱民
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因考场出色的才华被皇帝赏识，苏轼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判官。
凤翔府地处秦岭山中，盛产竹木。每年都要砍伐大量竹木编成筏子，由渭河入黄河，运往京城开封，途中要经过三门峡黄河砥柱，本已够艰险了，官府还规定每年夏秋之交起运并交货。而每年夏秋之际，正是黄河涨水的季节，往来黄河运送竹木，非常危险，翻筏事故频发，百姓对此怨声不断。
苏轼到任不久，就深入调查，征求建议，寻求除弊之法。经过多方努力，遂改旧规，将竹木的运输事宜交给服役者选操筏人自行决定，避开河渭暴涨之期，“以时进止”。长期“破荡民业”之弊，遂“忽如春冰”而解。
苏轼还了解到，朝廷对百姓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官卖政策，造成“民日益困穷而无告”，主张废除官卖，尽以予民。为了能尽快达到目的，苏轼一方面将具体情况报告凤翔知府，请以凤翔府的名义上奏朝廷，另一方面又以个人名义，上书宰相韩琦，请求帮助。
苏轼曾负责“理欠”，即追收百姓所欠官府债务。鞭打捆绑百姓，“日与小民结为嫌恨”，但每天所得甚微。一些服役者的无辜遭遇，更令苏轼深感同情。譬如：负责押运的竹木，被风浪冲走，要赔：看管的粮食布匹，时间长了霉烂，要赔：……朝廷和地方政府明知其冤，却迫于旧规，赔不起，就将其长期关押。有时逢朝廷大赦天下，但贪官污吏却趁机勒索，有钱行贿则释放，没钱行贿则继续“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苏轼查出凤翔府还关着这种无辜者225人，于是敦请凤翔府上报朝廷，又私人上书具体主管相关事宜的蔡襄，恳请蔡襄“独断而力行之”，以使这225人得以回家“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侯鲭录》作者赵令峙赞扬苏轼施政，“真得循吏之体”。循吏，古代对优秀地方官的美誉。
徐州抗洪，勇毅为民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赴任徐州。七月，黄河决堤。
徐州城外的地势，洪水易积不易泄，抗洪任务分外艰巨。苏轼发动百姓，赶在洪水到达徐州城之前，修补好了堤坝，准备好了抗洪所需物资。八月二十一日，洪水淹到徐州城下，水量逐日加大，到九月二十一日，水深已将近3丈，水面高于城内平地达丈余，外小城东南角快被淹没，形势十分危急，城中富人争相出城避水。苏轼知道，富人一逃，民心必被惊扰，还如何守城？何况城外正是一派汪洋，此时出城，无疑主动送死。遂一边挺身高呼：“吾在此，水决不能败城！”以鼓舞人心，一边下令将逃跑的富人拦回城中。
苏轼从与城中父老的交谈中得到启示，决定在城东南修筑一条长堤，以预防洪水持续升高而入城。为与洪水抢时间，苏轼脚穿草鞋手拄拐杖，亲自到朝廷禁军驻徐州军营，对其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深受感动，应声答道：“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立即率领兵士短衣光脚，自带工具，加入筑堤队伍。长堤刚筑好，洪水就到了堤下，正好被挡住，不得进城，民心遂安。苏轼却并未因此而稍有松懈，又于城内附城为长堤，并于城外将因为风浪不敢行驶的公私船只数百条，分散系于城下，以减轻洪水冲城的力度。接着又是风雨日夜不停，洪水暴涨，“城不没者三板”，随时都有被冲毁的危险。苏轼决心与城共存亡，白天黑夜都住在城上指挥抗洪，因事路过家门也不进屋，并命各级官吏分段把守。正如苏轼诗中记述，抗洪工作又惊险又艰辛，常是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弄得浑身泥水，“日暮归来洗靴袜”。到十月五日，洪水终于逐渐退去，徐州城得以保全。
苏轼也没忘记城外百姓。当时徐州城外洪水际天，房屋被冲走，老弱被席卷，强壮者拼命奔逃，惊恐和饥饿交加，山丘上，树梢上，到处都有尸体。苏轼组织一批水性好的人，驾船载着食物四处抢救，救活了不少人。
洪水虽退，城外积水仍在，威胁仍在。有位和尚建议，凿通清冷口，将积水引入黄河故道排出。苏轼立即采纳，这次洪水对徐州城内外的威胁，终于彻底解决。考虑到洪水以后还会发生，苏轼顾不得稍息，紧接着又上奏朝廷，请求动用来年服役力量，增筑新城，并修建一条木岸。得到朝廷批准后，苏轼立即组织施工，设想很快落实，徐州抗洪能力得以较大提升。徐州百姓感念苏轼，“至今思焉”。
杭州理水 睿智施政
钱穆《国史大纲》称赞苏轼苏辙兄弟对世务“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的确如此。苏轼做地方官多年，每到一处，总是坚持调查研究，故其谋政多精确而睿智，施之于政，多见实效。
苏轼一生，两次到杭州任职，两次都主抓理水治湖，治绩斐然，有力地拯救并发展了升华了西湖之美，他是西湖的护美使者。
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苏轼任杭州通判两年半，期间，协助知府疏浚著名的钱塘六井，保证了府城饮用水的质量。
宋哲宗元祐四年（ 1089年）七月，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府，次年即组织疏浚西湖。苏轼看到西湖因久不疏浚，已淤塞过半，湖水加速干涸，长满野草，估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他上疏朝廷，痛心地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倘若“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经过他的争取，浚湖工程终于在元祐五年（1090年）四月二十八日开工，百姓欢欣鼓舞，踊跃投入。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也曾疏浚西湖，引水灌田千余顷。白那以后，历代相延，疏而浚之，成为治理西湖的唯一法宝。苏轼漫步湖上，详观细察深思，久之，灵感突降：倘若沿袭旧法，将淤湖的污泥杂草从湖中掏出，如今湖中污泥、杂草极多，望之如云，掏出后，堆放到哪里去？西湖很大，南北相距三十里，人们绕湖而行，一整天也打不了个来回，这问题也需解决。何不来个废物利用，就将湖中淤塞之物在西湖中筑一条长堤，以通南北，则淤物去而行者便，岂不一举两得？治湖工程按苏轼的妙思进行，一挥而就。长堤修成，苏轼又命“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既适用，又增美。杭州百姓欢喜不尽，亲切地把长堤称作“苏公堤”。
苏轼治杭，西湖修罢，还想改善杭州境内长江段险恶的水运状况，资金已筹备好了，适逢朝廷召还苏轼为翰林承旨。林希接任杭州太守，竞听信谄媚者的鬼话，怕工程坏了他的官运，遂作罢，并将资金挪作他用了。
据陆游《家世旧闻》，苏轼知杭州时，陆游的六世叔祖陆傅正任浙西路转运使属官，曾认为苏轼在杭修葺公廨、筑堤西湖，是劳民伤财，干的并非急需之事。杭州乃两浙路辖区，苏轼的动议，本已得到两浙路主管官员的同意，陆傅不过一小干事，却出来反对，这让苏轼很生气，在杭州府僚面前骂陆傅是“小丐”。很快，苏轼在杭的辉煌治绩，就让陆傅发觉自己反对错了，颇感内疚。后来，当宋哲宗和章悖陷害苏轼，向陆傅收集苏轼治杭的反面材料时，陆傅就趁机表达了对苏轼的敬仰和自己的忏悔，在朝堂上同昏君和权相唱起了反调：“是时岁凶民饥，得食其力以免于死、徒者颇众。”认为当年苏轼治杭是救民于水火，功德无量。搞得哲宗“默然”，章悖“不悦”。
定州治军 帅才难得
宋哲宗元祐八年（ 1093年）九月，蘇轼被任命为定州知州。定州与辽接界，是北宋王朝北方边防重镇，苏轼一到任，就着力抓边防。
苏轼先派幕僚兼好友李之仪、孙敏行遍访驻军营地，仔细了解军队情况，得知白澶渊之盟以来，近百年间，因与辽国少有战事，北方延边诸郡军政渐驰，监管乏力，贪污盗窃，酗酒赌博，竞成风气。士兵日有逃亡，聚为盗贼，搞得百姓不能安居。苏轼根据情况，“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风军纪，很快得以整饬。“军民白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渐少，盗贼亦稀。”苏轼进而了解到，军营现状极差，营房大段毁损，不蔽风雨，且多是偷地修建，面积很小，又年久失修，士卒妻儿子女挨饿受冻者，十有五六。苏轼感叹道：“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居？”即派3位将官带着工匠，“遍诣诸营，逐一检计合修去处”，预算所需建材和费用，情况既明，苏轼立即多方筹措资金，营房修建随之动工，快速进展。军中衣食稍足，苏轼就按照战法开展练兵，长期懒散混乱的军营，一下子变得风纪整肃，士气昂扬，像个军队的样子了，官兵对苏轼无不“畏服”。
第二年春季阅兵，由于军礼久废，官兵已不知上下级之间的礼仪规矩，苏轼命一切遵行朝廷军礼旧典，知州以元帅的身份，身着文官的服装坐于军帐中，将吏则戎装奔走于前，听从元帅吩咐。副总管王光祖是员老将，傲然军营惯了，如今却要他在一个书生面前俯首听命，觉得是受了莫大耻辱，装病不来。苏轼稳坐军帐，命令书吏起草奏状，要将情况上奏朝廷。王光祖振恐不已，急忙跑来参见苏轼。阅兵仪式按军礼规定进行，隆重肃穆，大振军威。定州军民对苏轼由衷敬佩，曰：“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赞美苏轼治军有方，和30多年前名相韩琦知定州时一样。
根据李之仪和孙敏行的调研，苏轼深知驻防定州以及沿边诸州郡的朝廷禁军，已是病人膏肓，单靠短时间的整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考虑到宋辽关系的大局，也不能大张旗鼓地整军，那样会引起辽人惊恐，恶化边防形势。所以朝廷驻军，“缓急终不可用”。而沿边一带百姓迫于自卫，“带弓而出，佩剑而樵”。又自发成立弓箭社，组织有方，私立赏罚，严于官府。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备，随时可投入战斗。打起仗来，“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当年范仲淹在西北抗御西夏，就特别重视民间弓箭手，有力地提升了边防力量。过去担任过定州知州的名臣名帅，如韩琦、庞籍，也都如此。近年由于推行保甲法，削弱了弓箭社，自然也就削弱了边防力量。苏轼上奏朝廷，强调“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建议在边防地带废除保甲法和其它一些不利于弓箭社的措施，以大力推进弓箭社的发展。但朝廷不予理睬，苏轼也很快被贬官南方，他在定州的苦心经营，也随之终结。
苏轼有诗赞其友人曰：“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本人尤其如此。
崇文抑武本是宋王朝固守的国策，所以宋代文士多不愿谈兵，甚至耻于谈兵。苏轼则不然。他的父亲苏洵就“好言兵”。苏轼虽以诗文享誉天下，却也好言兵，当初应朝廷制科策试所献文章中，就多有谈兵的内容。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还一度任过兵部尚书。苏轼的师友们对他的军事才华也颇为赞赏，还请他代写有关边防用兵的奏议。张方平为一代名臣，始终关注边防用兵，《宋史·张方平传》多次提到其有关奏议，其中熙宁十年（1077年）谏阻对西夏用兵的上疏，即由苏轼代写。宋神宗读了这封上疏，曾一度被打动，虽未采纳，但用兵惨败后深感后悔，“颇思其言”。滕元发擅长军事，为北宋中后期名帅，其于元丰四年所上《论西夏书》，也为苏轼代笔，意见与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基本一致。神宗不听，前方败报至，神宗悲叹：“悔无及矣！”
心系民瘼 惠民终生
《曲洧旧闻》说苏轼“性不忍事”，好仗义执言。作为官员的苏轼，一生最所不能忍者，都是国事民事，而尤以民事为多，认定为害民之政，必义形于色，口争之，笔讽之，为救百姓疾苦，甘受新旧两党夹击。
元祐六年（1091年）润八月，苏轼赴知颖州任，当年冬天，就碰上久雪成灾。苏轼“可怜扰扰雪中人”，一天晚上通夜不寐，思谋解救之策。他和夫人商量，想白掏腰包，“出百千钱造饼救之”，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夫人提醒他，府僚赵令畴有救灾经验，何不与之商量。没等天亮，苏轼就把赵令畴找来。赵令畴果然了得。他告诉苏轼，如今颖州百姓的急难，主要就两点，一个粮食，一个柴火。而“义仓之积谷数千石，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称，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称，依原价卖之，二事可济下民。”苏轼大为赞赏，立即给朝廷写了《放积欠赈济奏》，得到许可后，救灾工作迅即在全州各县展开，颖州百姓顺利度过饥荒。赵令畴写诗赞日：
坎壤中年坐废人，
老来貂鼎视埃尘.
铁霜带面惟忧国，
机阱当前不为身。
发廪已康诸县命，
蠲逋一洗幾年贫。
归来又扫宽民奏，
惭愧毫端尔许春。
苏轼在身遭贬滴之时，仍力行善事。滴居惠州，适逢他的表兄弟程正辅任广中提刑，苏轼利用这层关系，为当地军民做了不少好事。驻广诸军，多缺营房，起居窘迫。苏轼建议，为之修建营房300间。农民缴纳秋粮，有司强行要求将其中一部分折成现钱。当时岭南钱荒，折现极其不易。苏轼建议，缴米缴钱，听民自便，不硬性规定。州城准备建桥，苏轼发现当地胥吏大多贪狠，极可能将建桥款中饱私囊，影响桥的质量，建议特选一位干练官员主持建桥事务。惠州城中，饮用水质很差。苏轼写信给广帅王敏仲求助，引浦涧水入城。南宋人费衮著《梁溪漫志》，特立《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一条，记述苏轼在惠州的义行后，感慨道：“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公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生死祸福动之哉？”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苏轼从海南北归至毗陵（今江苏常州）暂住。经常与阳羡（今江苏宜兴）友人邵民瞻游，乐其山水，想在此定居，以度余生。邵民瞻帮其打听到一处房子，要价五百缗，苏轼倾其所有买得，入住日子也选定了。一天夜里，苏轼和邵民瞻散步，途经一个村落，听见有妇人哭声极哀，苏轼遂走近细听，不禁为之震惊，感叹道：“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于其心欤？”推门进屋，见一老太婆正涕泣不已。苏轼问：为啥悲伤成这样？老太婆哭着答道：我家所住，是一套祖屋，代代相传，已历百年。到我手里，竞被不肖之子卖给他人，我无奈迁居到此，想到“百年旧居，一旦诀别，宁不痛心！”苏轼为之怆然，因问其故居所在，竟然就是苏轼刚刚买下的房子。苏轼先再三宽慰老太婆，然后告诉她，你家老房是被我买下，你不必太过悲伤，我现在就还给你。说毕，苏轼就令人把买房的契据拿来，当着老太婆的面烧了，又把老太婆的儿子叫来，命其明天就把其母接回旧居，房钱也不问他要了。苏轼回到毗陵，积蓄既已倾尽，再也无力买房，只好借住在一个姓孙的人家，这年七月，苏轼就在借居的房子里去世了。
《宋史》本传说：“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所以直到去世，阶官不过朝奉郎。宋代的阶官，就是官员的薪俸级别，共分29级，朝奉郎为14级，属偏低档次。苏轼入仕43年，曾任正三品的翰林学士、从二品的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而朝奉郎仅为正六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