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1944年初，随着日本太平洋战局的不断恶化，利令智昏的日本侵略者便决定在中国战场发动一次大型战役，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将中国与日本本土作为与美国相对抗的最后基地。从4月开始，日本大本营以打通从朝鲜釜山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为作战计划，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上旬，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师团在占领零陵机场、攻克零陵后，一路从祁阳、黄沙堡、大结、冷水铺向广西全州县推进。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命令其嫡系第九十三军从四川綦江赴广西全州县阻击日军的进攻，意在堵地方军阀以中央军不参战之口实。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根据蒋介石密令，在做出有限抵抗后即进行撤退，9月中旬全州陷落，是为“全州之战”。
全州之战后，蒋介石令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从速处决陈牧农，更是隐其私心，用以震慑地方粤系与桂系军阀，意欲在之后的广西作战中，借日军之手削弱地方军阀。陈牧农之死，使蒋介石的图谋暴露无遗，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中央与两广实力派的派系之争。
陈牧农之死
全州位于桂林东北，毗邻湖南，湘桂铁路从其北面而过，且为国民党在桂北重要的军事补给重镇，因而是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中进入广西的必经之地。从地理、地形上看，全州城处于盆地之中，西北为丘陵地形，故黄沙河（全州北30公里）便成为一道阻击日军、守卫全州城的重要天然屏障。
1944年5月，蒋介石在豫中会战不利的情况下，电令其嫡系第九十三军开赴广西全州、黄沙河一线构筑工事。9月上旬，日军在占领长沙、衡阳、零陵后，沿零陵公路直逼广西，致使全州战局危急。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根据蒋介石“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死守全州”的电报要求，速调一团兵力防守黄沙河，将军队主力移至全州城内。11日，日军野战精锐第十一军五十八师团在司令官横山勇的指挥下推进至黄沙河一带，与国民党守军隔河对峙。同日，日军第五航空大队出动大批零式战斗机并辅以重炮对国民党黄沙河阵地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在日军优势炮火的轮番打击之下，驻守黄沙河的国民党部队伤亡惨重，被迫撤退。黄沙河阵地的失守使全州城外失去了唯一一道阻击日军南下的屏障，从此，日军便可从全州盆地直逼县城。12日晨，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在得知黄沙河失守的消息后，电斥陈牧农不服从战区长官部命令，私自改变战区兵力部署及丢失黄沙河阵地的罪责。陈牧农对此却置若罔闻，仍一意孤行、坐守全州城，从而给日军以兵临城下之机。
从9月11日晚日军占领黄沙河阵地至12日晨，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冷水铺（全县东北20公里）以东地区遭到陈牧农第九十三军第十师的抵抗。陈军多以美制卡宾式冲锋枪装备，致使日军第十一军十三师团遭到进入广西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伤亡，多次冲锋均被击溃。在日军师团长赤鹿理中将的指挥下，日军最终占领冷水铺。据日本战时统计，共击毙国民党军412人、缴获野炮5门、枪支123件。
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一o四联队联队长海福三千雄率联队主力继续西进，于13日夜袭全州城。在城门告急之时，陈牧农以联络中断、弹药粮秣无法悉数撤走为由，调集部队撤往严关镇、大榕江一线，并以大批纵火队焚毁城中被服厂、汽油库、弹药库及军用仓库，致使城中大火冲天、黑烟四起。并致电军政部政务次长林蔚：军为既出不利，避免胶着，保持会战力量，于元晚f9月13日夜）脱离敌军西退。就这样，本来欲防守3个月的黄沙河——全州防线，在不到3天时间内为日军所突破，陈牧农军1.3万人为日军4000人所击溃。
9月14日凌晨1时，日军-O四联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冲人县城，城内并无国民党守军，中队长宫本大尉立即以无线电报报告联队，并扫荡了城内。日军联队长接到报告后当即独断转向追击。命主力从全縣北侧向飞龙桥突进，命第一大队紧跟第二中队之后向全县城突进。至此，全州陷落，桂林东北门户洞开，兴安、灌阳两个县城随后丧失。
张发奎在得知陈牧农在与日军一接上火即放弃全州的消息后，异常震怒，决定依法严办陈牧农。即以电话向蒋报告： “陈军长未奉命令，擅自放弃全州，焚毁大批军需物品，应予严厉处分。”随后，蒋介石为安抚地方军阀，不得已而严令张发奎将陈牧农扣留查办。9月17日，张发奎借在柳州开军事会议之机扣押陈牧农，并以吉普车转至桂林关押。
据17日至20日期间，陈牧农交给张发奎的密函可知，早在陈牧农率军防守全州之前，蒋介石即电致陈道：在桂作战，应相机行动，不可以主力投入决战，一切战斗行动可直接报告我，以我的命令为依据。9月20日，蒋介石因担心陈牧农泄露其私而下令速决陈牧农。同日，桂林城防警备司令韦云淞对陈牧农执行枪决。
陈牧农之死的原因
二战后期，派系之争一时成为中国正面战场的代名词，在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大举进攻之下，蒋介石以军事休整为名，将大部嫡系部队调入川、滇、黔、陕后方地区，而派数十万地方杂牌军进行对日作战，致使国民党政权出现了自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军事性大溃败。在长衡会战末期，蒋介石以嫡系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率军驻守广西桂林东北的黄沙河——全州一线。在全州失守后，蒋介石速令张发奎枪毙陈牧农。关于桂柳会战前期陈牧农之死的原因，在史学界研究颇少，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政治原因。全州位于广西北部，为桂林东北之门户。早在1944年5月，蒋介石令白崇禧返回广西主政的同时，即调在后方进行“休整”的嫡系部队中距广西最近的陈牧农第九十三军防守全州（时第九十三军驻守四川綦江，现属重庆行政管辖）。而陈牧农属黄埔一期，蒋介石调嫡系第九十三军防守桂林门户，既可向两广实力派展现中央军在抗战中首当其先，又能在政治上威慑两广军阀。而这种政治上的考虑主要表现在蒋介石对于国家战后事实上统一和绝对专制式统治的需要。
1928年“东北易帜”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对国家的统一，而此时国民政府实际统治范围仅及长江中下游一带，为实现国家的统一，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无时无刻地做着既抗敌又“削藩”的行动。特别是1937年底，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重庆及抗战期间华中、华东等大面积国土的丧失，国民政府在南方的统治范围仅及西南和两广一带，统治范围的缩小使得蒋介石逐渐形成了一种地域性的狭隘专制心理，也就是在不影响全面抗战的情况下彻底消除四川及两广军阀对蒋氏统治的威胁。从1937年至1940年，蒋介石在不断解除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等四川实力派在四川的控制权后，便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两广地区。
正是在这政治图谋的指导之下，蒋介石多将所谓的杂牌军不断推上战争的最前沿，以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的大溃败。在此情况之下，当日军逼近广西之时，蒋介石便决定以陈牧农之死达到对两广实力派的警示，在此基础上借日军之手来彻底削弱两广军阀势力，为其统一两广作准备。
从地理上看，两广之地地处平原地带，位于贵州之南，北边多丘陵、山地，南靠大海，在地理呈一独特单元。正是凭借这一优势，踞于两广的军阀便常与中央势力相抗衡，多次抵制蒋介石中央嫡系部队的进入，且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号称桂系的“三大巨头”。抗战时期，白崇禧被蒋介石调入国民政府内部任职;李宗仁为第五战区长官;黄旭初被白崇禧委任为广西省主席。因此，抗战时期的广西省实权仍为桂系所掌握，白崇禧则事实上掌握广西的军政大权，且此时粤系将领张发奎更是为第四战区长官，统辖两广之地。为实现战后国民党内部的统一，蒋介石便决定借抗战来循序剪除两广军阀势力对中央统治的威胁。另外，基于桂系先后于1927年和1932年两次逼宫，蒋介石早已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恨之入骨。而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为蒋介石提供了通过日军之手削弱两广军事实力，帮助自己于战后统一华南的契机。
此时的国民党中央与两广的派系斗争，从国民党战区分配及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来看，广西属于第四战区长官粤系张发奎所管辖，且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由于自1935年“两广事变”以来，桂系和粤系势力不断壮大，兵力达30多万人，且常与中央政府分庭抗衡，因而被蒋介石视为党内之患、肘腋之痛。在1944年8月8日衡阳失守后，蒋介石便决定借日军之手来削弱两广军阀的军事实力，即命令第四战区必须确保桂柳，集中新桂系部队主力在桂林死守，以张发奎的粤系部队死守柳州，而把自己的嫡系大军放在滇、川、黔、陕后方“整训”作壁上观，静待胜利的到来，仅象征性地派第九十三军人桂助战，守桂北全州、黄沙河一线。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作出中央军在抗战中首当其先的样子，使两广地方军阀能够为国民政府中央效力，在桂林和柳州与日军决一死战，这样既抵挡了日军的进攻，同时又削弱了地方军阀与中央相掣肘的实力，最终达到其完全专制的目的。
而正是蒋介石对这种完全专制式的统治地位的无限追求，在张发奎向蒋介石提及陈牧农弃守全州之时，蒋介石不得不通过丢卒保帅的方式来赢得地方军阀的支持。而之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企图以陈牧农之死来使两广军阀为其效力、削弱地方实力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反而使两广决策者各怀异志，进一步使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公开化。因此，陈牧农之死只是国民党中央与两广军阀在桂柳会战前派系之争的开始，也就是说，陈牧农之死拉开了国民党中央与两广派系之争的序幕。而派系之争正是体现了蒋介石对这种绝对式专制统治的需求，由此可知，陈牧农之死实为蒋介石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牺牲品。
第二点，军事原因。从陈牧农给张发奎的密函中可知，蒋介石派陈牧农军人桂作战，并未打算使其力战。蒋介石令陈牧农在死守全州两个星期后相机行动，实际上是令其相机进行撤退。蒋电报中的“不可以主力投入决战”，即是要求陈牧农保存嫡系在广西的军事实力。而13日夜陈牧农率九十三军主力从全州撤退，亦是得到了蒋介石的应允。
事实上，陈牧农被枪毙的军事原因即在于第九十三军与日军刚一接火即在陈牧农的命令下撤退。根据时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的李汉冲后来回忆：全州战斗的性质，不过是争取时间，得失关系不大。当然了，这与全州城所处的地形有关，在地理上，全州西北为丘陵地带，东南位于盆地之中，因而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地形，这一点当然为蒋介石及张发奎所悉知，因而在全州的战守问题上提出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决策，即是通过陈牧农的第九十三军坚守全州城为桂林城的防守和军事准备赢得时间。
早在8月26日日军攻陷衡阳之际，蒋介石即致电陈牧农道：
全州九十三军陈军长：6354密。一、该军应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固守全州，确实掌握该要地，与铁路两侧友军配合，阻敌西犯。二、应准备事项如下：甲、着在全州附近，利用地形，构筑适合于兵力之环形闭锁母式字母堡垒群，以增强阵地韧性。乙、依地形设置防敌战车之各种设备，并准备在敌易于接近及攻击可能较大地区，适时敷设地雷群。丙、敌可利用各道路，必须准备彻底破坏，待命实施。丁、积储可供二个月用之粮弹，但储存地点必求安全，并适当分散。戊、全州城内及其它据点仓库，应有防敌轰炸与防止火灾之各设施。仰遵照，具报。中○。未寝。令一元南。
而此时的陈牧农依照蒋介石之前于5月中旬所下密令，在日军大举逼近广西东北边境之际，未做出任何阵地防御措施，也不筹措战时粮弹，并任由手下官兵私自用军用卡车载物资前往重庆进行贩卖赚钱。
9月12日，蒋介石在黄沙河阵地失守后，致电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
桂林张长官：1871密。93A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照兄与白副总长所商定计划实施。中o。申文辰。侍参。印。
同日，张发奎将此密电大意转达至陈牧农，更进一步增加了陈牧农从全州城撤退的决心。与此同时，陈牧农听取部下马叔明、王声隘的说法，将张发奎转自蒋介石的密电理解为并不是单守全州城池，而是兵不出全州县境即可。在此情况之下，9月13日晚在日军兵临全州城下之际，陈牧农即率第九十三军主力撤退出全州城外15公里之地，致使14日晨日军攻陷全州城。
综上所述，正是陈牧农未按张发奎指定日期防守全州城，致使桂林形势危急。即使是陈牧农在13日晚得到蒋介石批示率主力从全州城撤退，但在张發奎向蒋介石报告全州战况时，蒋介石也不得不将全部责任推予陈牧农。事实上，即使陈牧农所示张发奎的密函属实，但陈牧农在全州的战前军事准备完全违背了蒋介石的6354号密电，并且未按张发奎转达电文“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的要求进行军事防守，而这也并不致死，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蒋介石为隐其私，最终达到其军事目的，而令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处死陈牧农。
陈牧农之死的影响
然而，令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是，陈牧农之死使蒋借抗战消灭杂牌军的图谋暴露无遗，进一步扩大了蒋、桂、粤三派之间的派系之争。在白崇禧担任副参谋总长及军训部部长的几年时间里，已深知蒋对于两广势力的发展如鲠骨在喉，必除之而后快。因而在1944年6月20日日军逼近衡阳之际，蒋介石要白崇禧前往桂林指挥第四、第九战区作战时，白崇禧表面上予以拒绝。6月22日，白崇禧回到桂林，以桂系将领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为依靠，执掌广西军政大权，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身份指挥第四战区对日作战。张发奎名为第四战区长官，主持广西军政，然手中缺乏指挥作战的粤系亲兵，故不得不受白崇禧的指挥和节制。时第四战区先后调集第十六集团军夏威（桂系）、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粤系）、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川系）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蒋介石嫡系），共16个军，40个师，约16万人。这16万人看似比进攻广西的日军多出好几倍，实则派系众多，各派系之间又各怀鬼胎、矛盾重重，尤其是粤系张发奎更不愿为白崇禧卖命，但又不敢违抗统帅部的命令。
从陈牧农给张发奎的密函中，张发奎明确了蒋介石意欲在桂柳会战中消耗兩广军事实力的图谋，白崇禧对此更是心知肚明，然而，两派却是同道并不同心。9月25日，白崇禧在广西军政会议上，正式委任张发奎全权负责指挥桂柳战事，企图以粤军来阻止日军的进攻，而桂系军队在白崇禧的调遣之下，纷纷规避战祸，仅象征性地派老将韦云淞率两个师防守桂林，将桂系主力撤往桂北。而张发奎自然是不想为桂系守门户，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既阻击日军同时又保存实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桂柳会战期间，形成一种被桂粤两派所采用的御而不击，以保存实力为核心的谨慎策略便不断出现，而陈牧农弃守全州便是这一策略的开始。
正是在以上现象的影响之下，以保存实力为核心的谨慎策略在国民党内部不断蔓延，以致日军在侵入广西后势如破竹，广西战场出现了大量的逃跑将军，致使军心涣散、纪律废弛，最终酿成了桂柳会战的惨败。在全州失守后，日军兵临桂林城下时，城外的第七十九军、第九十三军却以“为避免态势不利”而撤走了，日军从四郊袭击城内，守军虽对各处进攻之敌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兵力过于单薄，兵员伤亡太重，11月10日，桂林失守。日军进攻柳州时，张发奎以“应避免无所谓牺牲”为借口，电话指示驻守柳州的第二十六军主力突围，同日，柳州失陷。至12月初，日军一度攻人贵州的独山、荔波、三都、丹寨、都匀五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
正如上述，陈牧农死后白崇禧与张发奎的军事态度显然是对蒋介石借刀杀人、坐收渔翁之利权术的抵触。张、白二人以保存实力为主、阻击日军为辅来敷衍蒋介石军令的做法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军阀史上是司空见惯的。反观中国近代，军阀之祸起自于清末的湘军与淮军。然而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也常与中央虚与委蛇、同床异梦，以致1900年的东南互保，这更不用说是在近代的新军阀时期。至于说陈牧农之死，只是进一步暴露蒋介石的“削藩”意图，体现了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势力与新桂系和粤系之间的矛盾实为中央与地方间的利益之争，只是这一现象在豫湘桂战役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而陈牧农之死则是其在桂柳会战时的开始和缩影而已。
事实上从整个桂柳会战的作战效果来看，蒋介石杀鸡儆猴的做法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在会战中，白崇禧携桂省之力及粤军对日军做出了相应的抵抗，一方面是因为广西为白崇禧的大本营：另一方面，白崇禧和张发奎更是明白倘若如陈牧农般在战场作秀，广西必失无疑，蒋介石必会将战败责任推至桂系和粤系的部分将领头上。在此情况下，要保存实力，边战边退不失为一种最好的方法，而这也正是“小诸葛”白崇禧的过人之处。
两广军阀在桂柳会战中的表现可以说是蒋介石借陈牧农之死进行军事震慑图谋的失算。陈牧农死后国民党中央与两广派系之争，消极抗日的最大结果可以说是日军在完成“一号作战”计划的情况下，成功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实现了与从越南北上的日军于绥渌的会师，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国民党中央与两广的派系之争的最终结果便是导致了国民党军在桂柳会战中的大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