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任宝玉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征战一生，其中有相当时间奔波在参谋岗位上，“是人民军队参谋工作元老之——”。
红色熔炉里千锤百炼
1930年6月，相继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的左权，回国投身红军队伍，先后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编红十二军军长，为培养红军干部、保卫闽西苏区，发挥了积极作用。1931年5月起，他历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对推动红军参谋工作的发展贡献不菲，开始其战绩斐然的参谋生涯。
1931年12月，左权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之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担任该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后兼任军长。次年2月，中央红军发起了黄陂战役。时任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左权，召集师长、团长研究作战方案，并一起到登仙桥、大龙坪、蛟湖、霍源一带的崇山密林中现场勘察地形，确定伏击阵地，部署兵力、火力，十分精细周密。敌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竞毫无察觉地先后钻进红军预先设置的“口袋”里。这一仗，歼敌两个师，活捉敌师长李明和陈时骥。
1932年秋，由于“胆略过人，谋略出众”，左权重新回到参谋岗位，相继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以智囊身份参与谋划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长征，左权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参与指挥军团突破国民革命军四道封锁线、占领施秉城、攻打腊子口等一系列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斗。
1936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不久，国民党的部队跟踪而至， “围剿”與反“围剿”的对垒重新开局。在红一军团攻打甘肃曲子镇战斗最紧要的关头，代军团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歼敌1个旅。同年11月，左权与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一部参加甘肃环县山城堡战役，红军仅以13个连的兵力，利用暗夜激战5个小时，就全歼了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师的1个旅。山城堡之战，刘伯承赞赏：“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就是聂荣臻同志和他指挥的。”
1937年2月，左权调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辅佐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对红军部队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红军改编和出师抗日做了必要的准备。
八路军司令部业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抗战初期，是左权参谋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也是他军事才能得到最好施展的历史时期。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左权历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一度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既运筹帷幄，又挥戈前线。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从临汾向晋东南转移，在山西府城与西进之敌一个旅团遭遇，情况很紧急，左权不顾个人安危，指挥总部仅有的两个警卫连与三千敌人展开激战，终于化险为夷。1940年冬，百团大战后期，在关家垴战斗中，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为了便于指挥，他一再把指挥所位置向前靠，在枪林弹雨中指挥部队与敌激战。
作为八路军的卓越领导人，左权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有深刻的理解，胸怀全局，谋虑深远，以卓越的军事才能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华北抗战的方针。
1938年七八月间，朱德、彭德怀先后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左权受命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全盘工作。其间，他根据中央军委和朱德、彭德怀的指示，指挥八路军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举围攻：主持召开了由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参加的主要干部会议，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及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协助朱德、彭德怀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指挥八路军分别进入山东、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各抗日根据地。
抗战初期，部队迅速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又被分割封锁，司令部工作亟须加强。对于司令部建设，左权始终强调要以“建设政治工作之精神来健全各级司令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严格司令部条例，提高司令部的威信;加强参谋人员的教育与训练，提高其业务水平。1938年冬，左权亲自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总结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的经验。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对司令部各部门应设机构和分工进行了详细研究，还亲自给参加会议的各部队参谋工作人员做示范。1939年6月，他又主持召开了晋东南部队参谋工作会议，完善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的工作机构。
为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左权写了《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新战士的军事教育》等文章，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对日作战的教练，少而精，深入的政治工作等项教练原则。从1939年春天起，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他先后3次协助八路军总部组织整军。
作为参谋长，左权“不但谋兵，而且谋粮”。1940年冬，八路军首次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会上左权做了题为《论我军的后勤建设》的报告。在稍后的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谈了《各种情况下的后勤工作》。他还亲手在黎城县创建了黄崖洞枪炮厂，这是太行山区最大的兵工厂，不但生产“太行造”的步枪，还生产炮弹、七九步枪和掷弹筒。1941年冬季，日军在进行大“扫荡”时，把黄烟洞兵工厂作为进攻重点。左权指挥总部特务团，以不满千人的兵力，与五千顽敌血战八昼夜，歼敌千人，敌我伤亡6：1。
具有“大参谋才具有的战略眼光”
左权深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他在云阳八路军总部编印了《情报》第一号，亲自批示： “获得之关于日寇侵华材料汇编印发以供研究，特此通报。”凡是缴获的敌军文件、刊物，以及通过其他方法得来的敌伪材料，他都细心研究;同时结合八路军的经验教训，从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中，探索规律，确定对策。这一时期，左权经常每半月或一个月写一篇有关华北抗战的军事动态评述，系统地论述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扫荡”和反“扫荡”的一年》这篇著名文章里，左权综述了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情况，介绍了日军“扫荡”的方针和特点，总结了我军争取反“扫荡”胜利的六条经验。在《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一文中，全面论述了在反“蚕食”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此外，左权还组织总部巡视团到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帮助部队开办短期集训班，传播和交流经验，培养干部。
左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八路军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的统一：要实行正确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避免孤军作战：要争取战略、战役及战术上的主动，善于发现、创造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同时应发扬自己的优点，消灭自己的弱点;注重发挥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使其积极有效地配合正规军的作战，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在组织战斗时，要灵活地使用兵力，善于大踏步地进退，善于分散与集中，善于组织各种力量参加战斗：一切军事行动都应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有密切联系：军事斗争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密切结合，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能只顾打仗而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积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力量使用上要善于保存力量等。
左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以大参谋才具有的战略眼光”撰写了《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指出“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军事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一切军事思想也都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并受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然而一定时间与一定地点的经济条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他还用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反复论证了下列军事原理： “一切战争的本质，都是政治斗争的继续” “一切战略战术，都是依存于各该社会的经济条件，依存于各阶段的生产力，而向前运动的” “决定战争最主要的是靠人” “政治工作不能不是军队的生命线” “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与战术。”
从政治分析人手，注重軍事和政治、经济的联系，把军事工作放在全局中应有的位置上，是左权从事军事运筹工作的另一个特点。
他从不就军事谈军事。在《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一文中，他分析华北我军取得很大成绩的五项原因中，前四条都是讲政治。他讲反“蚕食”斗争，着重阐述“必须把我们各种力量、各种组织、各种斗争形式有机的配合起来，发挥全面斗争的力量”。他论述新战士的军事教育，用大量篇幅讲了政治教育的问题，指出：“要使大批的新战士在短期内训练成为熟练的战士，参加作战，单靠军事教育是不可能的。而必须有紧张的深入的政治教育的工作，有恰当的军事政治工作之联系。”
勤奋好学的百团大战具体策划组织者
左权之所以能参善谋，正是由于一个重要因素：勤奋好学，亲力亲为。
在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左权很用功，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总是一一研读。他答题时都能旁征博引，成绩优秀。苏联教官经常称赞他。他早年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和陆军大学学习时，成绩都很优异。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尽管戎马倥偬，军务繁忙，左权依然手不释卷。耿飚就从他手里借过克劳塞维茨、伏龙芝的军事著作，是左权自己翻译的手抄本。他还嘱咐耿飚，在战斗中如果缴获了敌人的书籍，要送给他看。
长征途中，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有两个用煤油桶做的箱子，装满了军事书籍。每当行军、战斗空隙，左权总是派警卫员来取书看。
抗战时期，为了提高写作水平，左权曾拜一位报纸编辑为师。别的同志调侃他，他用古人的话“反驳”：“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左权阅读的范围很广，除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文电指示和著作外，外文版的《列宁全集》 《苏联红军丛书》，德国的《论新战术》以及日军的有关“扫荡作战”“强化治安”等内容的书刊，还有曾国藩、左宗棠的文集，他都经常阅览和研究。一获有苏联书报，他即提出一些学习问题与刘伯承通信讨论，并译作教材。他译著丰富，仅在抗战期间报刊上发表的主要文章就有25篇之多，还和刘伯承合译了苏联步兵战斗条令。在他壮烈殉国时，尚有10万多字的遗著没有发表。
左权给干部做报告、讲课谈笑风生，引人人胜。讲战斗有头有尾，绘声绘色，谈学习，引经据典，深入浅出。 “胸中有奇货，妙笔可生花。”在战斗生涯中，经他起草、撰写或翻译的文电、论著及译著就达数10万字。朱德曾指出：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周恩来曾经说过： “抗战5年，左权同志更未尝一日离开前线。”百团大战，具体计划、组织者就有左权。1940年7月中旬，左权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第一二九师师部，同刘伯承、邓小平谈了彭德怀关于准备打一次大的交通战的设想。会谈中，他虚心征求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回到总部后，按照彭德怀的交代，左权很快就起草了关于发起正太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
百团大战于8月20日发起后，总部的历次作战命令和指示，大部分是左权主持起草，由彭德怀审阅签发的。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他不分昼夜地在司令部值班，掌握战役的发展情况，协助彭总指挥作战。正太战役尚未结束，左权就在9月2日写就了长达四五千字的《论“百团大战”的胜利》一文，对百团大战发起的原因、战略意义分析得既全面又精当。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撰写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胜利》一文，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发表。
重视搞好军民关系维护人民利益
左权曾说过，我们有衣穿，有饭吃，有弹药去消灭敌人，这是老百姓给我们发的。我们不要忘记人民，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否则我们这些智囊就会“囊中羞涩”。
左权经常教育部队严守群众纪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减轻人民负担。八路军总部机关为麻田镇人民修一座桥，除有重要公务外，他总是自觉参加劳动。1942年5月25日，辽县（今左权县）麻田的十字岭上硝烟弥漫，敌机轮番轰炸，炮弹轰鸣，敌重兵合围。警卫连长焦急地劝左权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左权没有那样做，他担心的是自己的部属和人民群众的安危。就在这时，他发现不远的山上还有一些老乡没有突围出去，便命令警卫连长立即派部队去吸引敌人，解救老乡突围。中共北方局和总部机关突围了，老乡们得救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左权在敌人一阵疯狂的炮弹爆炸声中倒下了。
当时，刘伯承也正在同企图“围剿”的“挺进队”和几路日军周旋。到了5月24日晚，总部的电台呼叫不到了，一直到28日才恢复联络。从电报中，他得知左权为指挥机关、群众突围壮烈殉国。当李达把这份电报呈给刘伯承看时，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许久不能言语。为了迷惑敌人，八路军推迟了半月余才发表消息，宣布左权将军6月2日牺牲。
为了永远纪念他，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请求，山西省辽县被命名为“左权县”。
1942年6月初，延安各界为左权举行了追悼会。朱总司令写了悼念左权同志的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拚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周恩来为《新華日报》写了代论： “遥望大河以北，……，万千个左权同志的化身继着起来，千百万的人民和军队将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行见太行之巅，高树起左权同志的胜利旗帜，数十万八路健儿，北下平津，东出榆关，那便是我们的复仇期了。”
左权担任参谋长，能把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说话发言很有条理，大家都很佩服。在红军时，他和聂荣臻相处得很好。在八路军前方总部，他对朱德、彭德怀敬重有加。凡属重大的事都向他们请示，从不擅自作主。“参谋可以轮流值夜班，而他是天天值夜班。看各地的战报，起草命令，检查工作，事无巨细都要处理，大小问题都要考虑。”因此，八路军总部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大都是左权一手主持的。翻阅当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阵中日记》，这里边记录了大量由左权起草或阅改的命令、指示和通报等，多者每日可达数千字。他的警卫员景百成曾说： “每天晚上，别人都睡下很久了，我还见他在办公桌上写东西，要么就是看书。有时我一觉醒来，天快亮了，还见他端着灯在看地图。”朱德也回忆说：“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咛部署，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
不遗余力关怀培养参谋人才
几十年后，曾得到左权教导的何廷一将军，还念念不忘他对自己的关怀、培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少共国际师改编，何廷一随师长彭绍辉到红一军团司令部工作。从此，他便在军团参谋长左权领导下工作。
“工作严肃认真，处理问题周到细致，待人诚恳和蔼”，这是何廷一初次见左权参谋长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第一次见左权同志，是在遵义城里，请他审批干部委任令。我走进左权参谋长屋里，只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看我去了，他便放下手上的文件，接过委任令，很仔细地看着，并不时抬起头来端详着我。我一时忐忑不安，以为我承办的文件出了差错。正当我内心不安的时候，左权同志看完了委任令，签了字，脸上露出了笑容。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以前怎么没见过你？‘老家在哪里？热情的话语，和蔼的眼神，使我内心的不安消除了。想不到军团首长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左权在完成作战指挥任务的同时，对于行军路线、兵员补充、筹划给养、实力统计、通信联络、战斗报告等参谋业务，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唯恐何廷一这些年轻参谋一时疏忽，造成战斗和工作的损失。凡他过问了的事，还会不厌其烦地一一教给分管这项工作的参谋，让他们从中得到教益。
1935年5月，红一军团从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急行军，执行抢占泸定桥的任务。军团司令部行军至冷碛对岸时，军团首长站在一个小丘上观察东岸部队行进的情况，何廷一也走上小丘观看。下山后，正当他追赶队伍时，对岸残敌向红军扫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肚子。当时规定，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对负伤的团以下干部一般是就地寄放在老乡家中。何廷一不愿离开培育自己成长的党，舍不得离开红军。这时，司令部作战科长陈奇涵向左权汇报了何廷一负伤的情况，请示是就地安置还是带走。左权听完汇报，大手一挥：小何是个人才，不能丢下，想办法将他带着。陈奇涵回来后，立即从师里调了一匹骡子给何廷一骑。正是这匹骡子，使何廷一能跟着部队前进。
左权善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也善于听取别人、听取下级的正确意见，形成了下级敢于、勇于标新立异的民主氛围。1938年10月，何廷一随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八路军华北前线总指挥部工作。在作战值班中，何廷一接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来的作战电报，每晚几十份，有时近百份。这些电报数量多，情况多变，各根据地的关系、位置错综复杂。对于这些四面八方来的电报，八路军总部既要及时向延安中共中央报告，又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通报，还要向华北各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通报。何廷一初来乍到，对各根据地的关系、位置、山川河流的走向搞不清楚，就画一张草图附在电报后面。为了便于首长看电报和减少查找地图的时间，他又起草了一份上报战报的规定，即上报战报要注明作战地点的关系位置。这一做法，得到左权的称赞。
何廷一回忆：红一军团有一位搞实力统计的参谋，对实力情况、战斗力和装备器材的变化搞得很准确，文件写得也好，左权同志就要我们向他学习。1950年10月12日，刘伯承在重庆撰文回忆：“左权同志是诲人不倦的典范，在他的教诲下，培养了许多干部，他给那些青年的参谋改稿子，就和教师给学生改国文卷子一样。”
八路军总部移驻山西武乡县砖壁村时，由于当地民房不宽裕，左权就住进了村中的一个破庙里。冬天到了，破庙四面透风，参谋们要与他换一下住处。可左权却坚持说： “你们那房子里住着一个班，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让一个人住暖屋，叫十几个同志受冻呢！”
回忆往事，何廷一感慨地说：“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也没有达到左权同志对我的要求，今天回想起来，深感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