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继金
明末学者王夫之说： “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善于揽才用才，明于识才育才，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中，毛泽东的用人谋略艺术可谓炉火纯青。
慧眼识才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世上有奇谋妙策、雄才大略的人才数不胜数，然只有少数人才在历史上放出了耀眼的光辉，何也？在于被伯乐发现和推荐也。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伯乐，他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并加以任用。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识人的眼光不体现在一个人成才成名之后，而体现在其不显山、不露水、不得志，默默无闻，甚至落魄潦倒之时。见日月者，不为目明;闻雷霆者，不为耳聪。雕塑家罗丹曾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白己的眼光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从平凡中发现英才，从人才未显山露水时慧眼识珠。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刚从学校出来的罗荣桓也在队伍中。罗荣桓是个老实人，他是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由于他是大学生，遂兼任管账先生。在率领农民白卫军参加秋收起义的转战途中，竟被两个痞子兵把钱箱都骗走了。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位其貌不扬革命意志坚定的“书生”，任命他为特务连党代表。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现了罗荣桓许多可贵的素质：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吃饭时带党员去站岗放哨——尽管这意味着有时要饿肚子。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深受士兵的爱戴。
此后不到3年，毛泽东即任命政治上很强、善于做人的工作的罗荣桓为红四军代理政委。毛泽东曾评价罗荣桓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在此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果然不负众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知人善任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才难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使用。
毛泽东深知人才“长短”的辩证法，在运用人才时善于长短搭配，用人之长，补人之短，力图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从而真正做到了如赫拉克里特所说的那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刘邓大军”，其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其实是两位风格迥异的帅才。刘伯承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谨慎，周全。而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则是“举重若轻”，气魄雄伟，敢于冒险。毛泽东将这两位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放在一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宋任穷在回忆邓小平的文章中说：“在战争年代，他和刘伯承同志，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员，十余年里一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工作非常协调，堪称合作的模范。”
陈毅是具有崇高威望的老资格的革命家，华东数十万官兵，没有不服陈老总的。但毛泽东又明确指示：军事上要粟裕多负责任。这从毛泽东1946年给陈毅等人的电报中可看出： “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会合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正是因为粟裕长于作战，他领导的苏中七战七捷;他具体指挥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皆获大捷。陈毅和粟裕配合，亦称绝配。
任人唯贤
毛泽东曾说过：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個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纷纷给他写信，或要求给个人安排工作，或要求给所在地特殊照顾，毛泽东都一一婉拒。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不停来信的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他强调：“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任人唯贤，必须有恢宏的气度和广阔的胸怀。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说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干部的思想：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
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照顾山头的思想，实质上就是他在干部任用上搞“五湖四海”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他曾经说，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宗派”，所有干部“都是父母生的”。从抗日战争初期他就强调，对于各地区、部队、各民族、各党派以及各种出身的干部，要一视同仁。“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实质上也是反“山头主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毛泽东有容纳五湖四海的胸怀，践行五湖四海的揽才之道。
用人之长
抗战初期，山东地区日军、伪军、土匪犬牙交错，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司令”有70多个，严重地阻碍着山东抗日局面的开展。毛泽东决然点将，命许世友横刀齐鲁，打开山东局面。许世友一踏上山东土地就说：“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许世友威猛凌厉，迅速掌握了山东局面。
为了对付“土皇帝”阎锡山，毛泽东派薄一波、徐向前这两位阎锡山的同乡回山西。这两位一文一武，文武并用，不到几年的功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经济领导专家，毛泽东曾赞赏说：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上海解放后，一些资本家和不法商人认为共产党搞政治行，搞经济不行，于是相互勾结，利用“两白一黑” （即棉花、大米和煤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派陈云到上海协助陈毅，几个回合下来，资本家和不法商人“俯首称臣”。他还具体地组织领导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和“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后，毛泽东又让陈云重新主管中央财经工作。陈云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等一系列解决困难的办法，并采取得力的措施，从而使整个经济形势逐步得到了好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周恩来长于外交和谈判，是公认的杰出的外交家和谈判大师。毛泽东让周恩来长期主持统战和外交工作。在1949年以前，周恩来就是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领导人，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北平军调、南京记者招待会，处处都留下了周恩来舌战群儒、折冲千里的形象，也留下了共产党外交斗争的辉煌战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又是共和国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工作长达26年之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奠基者。他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地位和尊严。
不拘一格
清朝龚自珍有句名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毛泽东十分喜爱这句诗，在选人用人方面，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粟裕的任用是他不拘一格、量才用人的典范。抗日战争时期，30多岁的粟裕已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毛泽东相信这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将领，有能力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抗战结束后，粟裕即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内战爆发后，粟裕率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当粟裕率部到达山东与陈毅会合后，毛泽东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粟裕不负所望，3个月之内，协助陈毅，具体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战役，均获大捷。当国民党军向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时，粟裕集中全部主力，打击中路突进的敌七十四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迫使向鲁中进犯之敌全线溃退。
1947年底，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深远后方，改变中原战局，毛泽东筹度让粟裕率3个纵队南渡长江，以吸引中原敌军二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但粟裕经反复考虑，认为3个纵队不过江，留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更为有利。在当面听取粟裕的汇报后，毛泽东同意他的建议。同时提出要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由于粟裕坚辞不受，逐改为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统率40万大军。并命陈毅赴华中工作。很显然，毛泽东就是要粟裕独立地承担起打开中原战局的重大使命。豫东一仗，歼敌9万，中原战局从此别开生面。济南战役，歼敌10万，在全军突破了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可以说，粟裕在解放战争中能发挥重大作用，显示了毛泽东不拘一格，重用后起之秀的成功。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就谈到了要提拔党龄短、年龄轻但有能力的干部的问题。他指出：“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青年干部嘛！赤壁之战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代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任命十八九岁的“娃娃”当师团长，任命20多岁的年轻人当军团长，这都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几十年的腥风血雨又证明，毛泽东识人识得真，用人用得准，他们都成为建功立业的战将。毛泽东还委任20多岁的青年担任中央重要部门的领导，如任用吴亮平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任用艾思奇为中央文委秘书长。
宽宏大量
毛泽东对干部要求很严格，尤其在贯彻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上丝毫不含糊，但他又允许干部犯错误、有过失，对枝节问题一向很宽容，不因小过而斩大将。
抗战时期，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但由于部队损失较大，他因此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评。在党的七大时，彭德怀不无愧疚地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毛泽东说：“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战线，而不是基本上。”彭德怀又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争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则说，锻炼了部队。这些活温暖了彭德怀的心。
1949年夏季，解放军在攻击金门作战时失利，损失了1个师，这在解放军的作战史上是一个少有的大损失。当时前线将领叶飞主动请求党中央给予处分。但毛泽东对此并未深究，而是鼓励前线将士努力做好准备，以利再战。
对待犯错误的人才，毛泽东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重在帮助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思想上从严、在组织处理上从宽的原则，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结同志的目的。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就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还在1927年的时候，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一桩过失人命案。当时，团指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和教导队一区队长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黄埔同学，感情很好。但是陈伯钧失手打死了吕赤。按当时的军法，是要偿命的。毛泽东得知此事非常痛惜，但考虑到陈伯钧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年轻有为的干部，吕赤之死已使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如果再处死陈伯钧，则损失更大。毛泽东于是给有关方面做了细致的说服工作，最后给了陈伯钧一个各方面都较为满意的处分。
1937年夏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历尽艰难困苦回到延安的原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当时，一些人埋怨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毛泽东懂得，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也是因为许多复杂的情况造成的，不能将责任单纯地归到徐向前头上。毛泽东爽朗地对徐向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这一句寓意深刻的话，使徐向前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下子卸掉了思想包袱。半年之后，从抗日前线传来喜讯，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从前线发来电报，太行山地区部队由几千人壮大到几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率领刚刚由地方部队转变为主力部队的6万余人，横扫晋中，一月之内，“鲸吞”阎锡山部队10万人。
毛泽东允许干部犯错误，有了错误仍然予以任用。党的七大不仅把王稼祥、博古等曾经跟随王明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而且把几乎将中国革命引向死亡之路的王明也选举为中央委员。
用人不疑
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下级，在革命战争中两人曾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对这一个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在任用他时，总是充分信任的。1947年3月，胡宗南以23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时身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在军区司令员贺龙未回延安前，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两万多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应允。在与敌周旋的战斗中，彭德怀大胆指挥.有时不免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但毛泽东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允许他机断专行。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后，形势大为改观，毛泽东为表示对这位军事家的支持和赞扬，再一次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用人不疑，就是要敢于放手，善于授权，使自己从事必躬亲的事务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集中精力抓大事、把方向。
“举重若轻”是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这种领导方法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领导工作中管大方向，抓大问题，管大事，提出一些大的方法原则，充分发挥同事和下级的积极性和独立自主的负责精神，不干涉，不包办，不纠缠于具体细节。在一般情况下，属于下级职权范围内的事，毛泽东不随便干预和插手，而是让他们自主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在战争年代，为了使决策更好地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甚至放手地将临机处置的权利交给一线指挥员。
有位作家在描述淮海大战国共双方最高统帅的指挥风度时，这样写道：毛泽东在给淮海前线将领的电文中，总是采用“请酌办”“望酌复”“望酌情机断行之”这些字眼，甚至让他的下属“临机处置，不要请求”。而蒋介石做不到这一点，他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