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理
黄显声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具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高尚爱国情操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抗日英雄。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奋起抵制不抵抗命令，率部抗击侵略军。他是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是最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之一。虽身陷囹圄近12年，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投笔从戎 成为东北军干将
黄显声，字警钟。满族。1896年12月18日出生于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苇山河村一个地主兼营商的大户人家。家乡偏僻，自8岁起，黄显声就离家外出求学。多年独立生活的锻炼，使他养成了刚毅执著的性格，极富正义感，深得师友们的喜爱。
1917年，中学毕业的黄显声自作主张来到北平（今北京），第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主修俄文。1919年，就在他即将结束预科学业而转入本科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他怀着炽烈的反帝救国的愿望，参加了运动。在他因言论“过激”、行动“越轨”被迫辍学后，决定投笔从戎，相继报考过保定军校、军医学校、军需学校等，虽然皆因参加过学潮而落第，但是他从军的信念却更加强烈了。
后来，黄显声从北平返回奉天（今沈阳），在奉天兵工厂谋得了管理员工作。尽管职位低微，却有机会接触与兵工厂有联系的东北军要员。1921年，他考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是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破格提升为奉天兵工厂少校卫队营长。到任伊始，他即整饬军纪，加紧训练，使卫队营面貌一新，给前来视察的奉军少将旅长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偶然的機会，张学良接见了黄显声，颇为赏识他的见识和气度，将其留下作为随从参谋。1924年9月，黄显声擢升为上校参谋。一次，有人向张学良汇报说东北大学学生有反张行为，张学良盛怒之下，派黄显声去抓人。黄显声只身到东北大学了解情况，发现与事实有出入，如实向张学良报告，结果未殃及无辜，使东北大学师生颇为感动。事后，张学良也深觉自己行事太轻率鲁莽。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附近柳条沟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奉天军政面临群龙无首的危机。在黄显声的建议下，张学良化装成士兵潜回奉天，稳定了局面。黄显声出任第一旅（即卫队旅）旅长，负责警卫，保护张学良的安全。在随后同亲日派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张学良一边，并以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张学良产生过一定影响。
1930年4月，黄显声调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奉天公安局局长。当时奉天的治安一片混乱。偷窃抢劫、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行凶杀人等现象，层出不穷。黄显声上任后，果断决定，整顿警界风纪和社会秩序。他相继撤换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县公安局局长以及处内贪污渎职分子，并对处内职员实行考试制度，量才录用。接着，又采取了严厉的禁烟禁赌措施，要求全体官警严守警令，对聚众赌博的沈阳公安分队长给予严惩，使多年颓靡的警风为之一振。
1931年6月，黄显声顶住日本驻奉天领事的压力，支持“拒毒联合会”没收日商偷运的海洛因380包、鸦片40箱，并在小河沿进行公开焚烧，还邀请了各国驻奉天的领事去参观，结果唯独日本的领事没露面。在公开焚烧日商鸦片后不久，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时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运经奉天的大宗鸦片被警方查获，很多人都觉得，看在张作霖的面子上，黄显声也应该酌情考虑一下，但黄显声断然下令全部没收焚毁。此举让奉天的一些高官显宦大为震惊。
奋起反抗 打响抗日枪声
1931年7月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华制造口实，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奉天形势日趋紧张。黄显声汇集各方情报，向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和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报告，二人都指示黄显声迳报张学良。黄显声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详细报告，并请示对策。当时的张学良回复是要求镇定，等待“国联”调停，但地方武装可以加紧训练，严加戒备。
于是，黄显声回到奉天后，即立足于战，扩充各县公安队编制，同时建立地区公安联防区，又将所属的公安部队和各县警察编为12个总队，其中奉天的2000名警察编成1个总队。经张学良同意，以警务处名义向全省58个县公安局发放了奉军历次人关作战缴获的旧枪支20余万杆，每支配发子弹50发。这批枪支成为以后辽宁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当时，东北边防军在奉天的主要兵力为第七旅、总部卫队、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
9月18日下午，黄显声接到公安督察长熊飞报告，称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回到奉天，已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并闻有密谋，可能采取爆发行动。他立即调兵遣将，进行了部署。22时20分，日军首先炸毁奉天城北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并以此为借口，随即炮轰东北边防军驻地北大营，兵分南北两路，向北大营和奉天市区进攻。东北边防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赶到市公安局，与黄显声会商对策。黄显声表示： “公安局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又说： “市区不能打，我拉出去打，打到底！”
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命令东北边防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9月19日晨，东北边防军第七旅官兵撤出北大营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奉天商埠地及大小西关。按照黄显声的指令，三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等处的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首先起来抵抗，其余地区的公安局队伍也有所抵御，讲武堂学兵也主动进行了抵抗。但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又无后援的警察部队伤亡甚大。战至9月21日夜，黄显声被迫下令以分局分队为单位，尽量携带武器弹药退出奉天到锦州集中待命。而他本人则留在城中观察动静，后见大势已去，化装混出奉天城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
运筹帷幄 组织抗日义勇军
奉天沦陷后，张学良于9月23日发表通电，将东北的军政中心西迁到锦州，在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任命张作相为代理东北边防军的司令长官。但是张作相没有到锦州。黄显声从北平报告后返回锦州，按照张学良的指令，主持军政事务。他首先联系驻防义县的东北边防军第十二旅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接着，经过张学良同意，通令全省各县迅速与省政府警务处联系建立民众武装。10月上旬，在锦州北街郭福金生百货店内，召开各地抗日武装首领参加的秘密会议，研究出台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规定：凡举义抗日率武装百人者授上尉衔，领来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者当任少校营长，领来500骑兵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上校团长等。此讯一传出，各地爱国志士纷纷请缨抗战。锦州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的中心，仅数月时间，义勇军队伍达30万之众，编成20余路，其中辽西义勇军发展迅猛发展，人数达10万以上。
黄显声亲任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其旧部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分别为各路义勇军指挥官。义勇军神出鬼没，破坏桥梁和路段，四处打击日军，其中1932年12月15日在庄河县土城子村击毙的森秀树，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一个亡命中国的日军将官。他们先后消灭了日本关东军扶植组织起来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和“东三省自治军”，除掉了凌印青、张学成等大批汉奸、卖国贼，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抗日救国的信心。
1931年的最后一天，东北边防军主力不战而撤离锦州。黄显声坚持率领义勇军与日军在白旗堡、盘山、打虎山等地辗转血战。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后，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追求真理 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张学良下令将黄显声带进关内的部队编入骑兵第二旅。不久，又扩编为骑兵第二师，驻扎北平西苑。
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毅然率领骑兵第二师出关迎敌，与日军在隆化一带周旋作战。当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盟军时，黄显声派人与冯玉祥联系，要求参加打击日军行动。但冯玉祥的部队收复多伦后，很快就被蒋介石密谋分化瓦解了。黄显声眼见日军大有侵吞华北之势，东北边防军指望不上，决定暗中联系真诚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很快，他通过其秘书、共产党员刘澜波与中共北方局有了联系。中共北方局派孙致远、康少艺等17人参加黄显声的队伍，并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黄顯声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接受共产党对军队的改造工作，使这支部队有了很大变化，抗日气氛十分浓厚。蒋介石了解到黄显声和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对他恨之入骨，派刘克俭到骑二师任政训处长，暗中监视黄显声。
后来，蒋介石借张学良出国之机企图分化瓦解东北边防军，在北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要将东北边防军调到南方进行“剿共”。何应钦宣布命令后，黄显声当众宣称：“要想调动东北边防军，除非张将军回国，谁也休想调动东北边防军。”并环视左右，拍拍腰间手枪怒目说： “谁敢接受命令，谁就准备这个。”结果，在场的东北边防军将领都拥护黄显声的主张，蒋介石、何应钦只得作罢。
1935年7月，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将东北边防军骑兵集中成立一个军，欲委任黄显声为军长，但遭到蒋介石的极力反对，只好任命他为副军长。驻扎在陕、甘一带后，黄显声多次劝谏张学良，要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与共产党联合抗战，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建立培养抗日骨干的军官训练团，黄显声被任命为教育长。这一年的8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在受张学良委派到河北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兼第一一九师师长后，他支持扶助了该师吕正操等抗日中坚力量。同时，撤掉一批腐败分子，吸收了一批共产党人、爱国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到部队任职。
西安事变爆发后，黄显声表示坚决拥护，并做好了迎战准备。就算是张学良被扣之后，也未动摇他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黄显声毅然拉出部队，在漳河前线与日军激战，重创日军，但他的队伍也遭到重大损失。正当他收拾残部、准备再战时，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只身奔赴武汉，相商大计。到武汉后，他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为营救张学良奔走呼号。他曾将中共从香港运来的物资以及他在西安和第五十三军保存的武器，一次次送往延安：并组织东北籍进步青年和老部下赴延安考察学习。当时，黄显声向周恩来提出要去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请求。周恩来表示给予支持，让他到延安后介绍他到抗大工作。
1938年2月2日，就在黄显声准备动身去延安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本来，事前已得知情报的周恩来曾指示他马上转移，但他认为自己光明磊落，错误地认为国民党特务不敢把自己怎么样，遂没有立即离开，结果落人魔掌。
身陷囹圄 “虎入笼中威不倒”
黄显声被捕后，特务机关对他多次审讯，企图从他身上多找些材料，以罗织所谓“通共” “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的罪名，但都被他严词驳斥。
黄显声先后被秘密监禁在武汉稽查处、湖南益阳和贵州息烽集中营.1946年被解送到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白公馆看守所。尽管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他没有退缩，反而经常对狱中难友说要“虎入笼中威不倒”。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为高官，所以在狱中他能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他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自刻印章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土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在狱中，不管条件如何艰苦，黄显声始终尽自己的努力，为难友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白公馆地下党组织曾指示陈然与他联系，从他那里获取报纸上的消息，以此为信息来源，办起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他给“小萝卜头”做老师，更是狱中的佳话。
“小萝卜头”的名字叫宋振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他8个月的时候，父母被国民党秘密逮捕，他也被带进了监狱，跟着母亲在女牢中长大，四五岁时还没有见过关在男牢中的父亲。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加之营养不良，长的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个头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6岁的时候，父母提出让他出去上学，特务们怕暴露他们的罪行，硬是不让，经过狱中地下党多次斗争，才勉强同意，但老师只能在监狱里找。这时，黄显声主动站了出来，他除了教“小萝卜头”语文和算术，还教武术和俄语。并告诉小萝卜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像叶挺将军的《囚歌》、陈然的《我的自白书》，小萝卜不仅能背诵，还能给大家讲解。
黄显声被秘密逮捕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多次组织营救但都没有成功。他的旧部下也曾要救他逃出去，但遭到拒绝，他说：“我是被暗中抓来的，是无罪的，是蒋介石他们卑鄙所致，要光明正大地出去。”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达了密杀令。11月27日下午，特务杨进兴带人来到黄显声囚室，以军统局处长徐远举要求会见为由，将其骗至白公馆外。他从容地穿上衣服，暗中带上一把短刀，步行至离白公馆不远处的步云桥附近时，杨进兴突然从背后施放冷枪。黄显声中弹后抽刀怒视着特务们，慢慢倒了下去。
黄显声遇害后，遗体被特务草草掩埋。
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为黄显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1960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显声被移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