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连辉 黄洋龙
2017年夏秋之际，笔者在广西武宣县二塘镇七星村做扶贫工作时，听说该村的一个山坡上，安息着一位飞行员，他叫周纪祥，曾为周恩来总理出访驾驶专机。闻此信息后，笔者经过广泛查找收集资料、实地查询、走访当地乡亲，了解到这位飞行英才的生平事迹：他是一位留美的高材生：他是一位富有书卷气息的空中勇士：他是参与“两航”起义爱国举动的有为青年：他是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的“身边人”：他是一位对武宣“绕树三匝”的云游赤子……
武宣骄子
2015年8月， 《中国民航报》刊登的一篇作者署名为张红缨的《民航首飞专机访问南亚三国》文章里，有这样的叙述：
1956年11月17日，中国民航总局决定：民航北京管理处（国航前身）派出伊尔14型632号和626号两架飞机，执行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南亚三国——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的专机任务。这也是中国民航首次执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
为圆满完成此次专机任务，民航北京管理处精心选派了机组人员。由张瑞霭担任632号飞机机长，机组成员有周纪祥、宋尚文、朱光寿、王士健、马鸿志等。由张家骅担任626号机长，机组成员有郭计合、芦同捷、李景云、陆元斌、王竹报等。为保证安全，机务工程师杨斌、特设工程师胡逸洲随机执行任务。
在上述文字中，“周纪祥”这个名字出现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南亚三国的伊尔14型632号飞机的机组成员中。此文配有一张照片，是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越、柬、缅三国回到重庆与机组的合影，此照和后来我们见到的周纪祥后人提供的一张资料照片，完全一模一样。
至此，一位从广西武宣本土走出的骄子，曾参与执行过周恩来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便是毋庸置疑的了。
周纪祥是如何从一个“在武宣长大的孩子”，一步步地走到“周恩来总理出访专机的驾驶员”这个重要而关键的位置呢？
关于这个问题，周纪瑞先生在15年前的《武宣文史》第6期的《我的胞兄周纪祥》一文早有详谈。结合此文，加上新收集整理的资料，周纪祥生平事迹更加清晰了。
周纪祥.1922年9月生于武宣县二塘镇四通村委猛上村。
猛上村背靠大山，前有水塘，是依山傍水，视野开阔的秀美之地。开创猛上村的始祖叫周宏泰，广东佛山人，于清朝光绪年间到武宣经商致富，在武宣西街建房定居，随后开创猛上村。村中现今的祠堂上写有“从宏泰公始至今已承七代，凡猛上村族皆为宏泰公子孙。”
猛上村虽不大，人口至今也只有200来人，但从清光绪年间至民国，这个小小村落却培养出3名留洋学生。最先是周维宗于1894年考中举人，1895年赴日本政治系学习，学成归国后历任昭平、陆川、蒙山等县知事。而周纪祥留学美国学开飞机，已是该村留洋深造的第三人。
周纪祥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周国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这使他年幼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来还顺利考上大学并留学美国。其弟周纪瑞毕业于广东国民大学（后并人中山大学）新闻系，曾担任本县高中语文老师多年，在地方有一定知名度，学生甚众。周家父子三人皆是中国名牌或重点大学毕业生的现象，不要说放在大众文化素养十分低下的旧中国，就是放在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的今天，也属罕见。
周纪祥的父亲周国光于29岁时因病去世。彼时他们三兄妹尚年幼，是年老的祖母和母亲含辛茹苦抚养着他们。像“孟母三迁”一般，母亲为了他们更好地成长，带着他们从猛上村迁回武宣西街生活。他们三兄妹的大部分童年时光是在武宣县城度过的。
周纪祥从小天资聪颖、正直忠厚，加上其母管教有方，自身刻苦努力，学习成績一路拔尖。高小毕业那年，考上当时武宣县仅有的一所初中。1938年秋，周纪祥初中毕业后又考上南宁高中，在高中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春，周纪祥转学到桂林高中继续读书.1941年考上广西大学。1943年，留美空军军官学校在各大城市学校招生，有着爱国、报国思想的周纪祥报考，最后被录取。
榜样的力量
周纪祥考取留美空军军官学校，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冲动。这跟另一位英勇壮烈的抗日民族英雄刘业祖大有关系。
刘业祖，1918年生。武宣县东乡镇麻村人，他也许是武宣最早的“航空人”。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三期（1938年）驱逐组毕业。曾奉派赴美国鹿克航校深造。任空军第三大队第三十二中队少尉三级飞行员，作战英勇。1944年夏，第三大队P-40N机8架自西安起飞，出击河南陕县大营镇及灵宝等地日军，炸毁敌坦克、卡车多辆，26岁的刘业祖在灵宝附近低空扫射时，被敌高射炮火击中，迫降潼关附近，殉职。追赠中尉。
当刘业祖驾机在祖国上空叱咤风云，英勇无畏地和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周纪祥尚在校园里学习。那么，周纪祥和年长他4岁的刘业祖究竟是怎样扯上关系的呢？原来，周纪祥的弟弟周纪瑞和刘业祖的妹妹小时候便订有“娃娃亲”，刘业祖是周纪祥弟媳的哥哥。这样，他们应该是少小就相识而有来往的。
据周纪祥的侄女周露蕾介绍： “我大伯和舅舅刘业祖他们会面时，所谈的大多都是‘开飞机打仗、抗日、救国、报国之类的话题，舅舅的航空英雄和热血救国的高大形象深深影响了大伯，使大伯产生了‘我也要开飞机报国的理想。”
这样，当有机会走上航空之路时，周纪祥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学成归来
周纪祥于1943年告别妻子雷琚丽，来到空军学校学习。他和同学们一起到昆明集中接受入伍初期的陆军训练。3个月后，身体素质和学习成绩皆好的他顺利通过考核，被选派到印度加尔各答接受初期飞行训练。由教官驾机，手把手教他们驾驶一段时间后，周纪祥已能自己单独驾机。第一次单飞时，他心情很激动：以后自己就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任意飞翔了。
1945年春，周纪祥和其他30多名学员由印度乘坐海船，到美国亚利桑那州青鸟机场接受高级飞行训练。训练是分组进行的。周纪祥选择了轰炸机组，练习空中投弹和配合驱逐机编队。这样的训练完全是为投入战斗做准备的。本来，周纪祥极有可能像他敬佩的英雄刘业祖一样，轰轰烈烈地和敌人在空中搏击。但时局的发展，令他改变了想法。
原来，他们在美国的高级飞行训练结束时，侵略中国的日本已经战败投降。国民党反动势力却要挑起内战，对他们这批刚学成的高级飞行员的指示竟是：今后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周纪祥当时虽身为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培养出的留美高材生，但他却心怀报国愿望，不愿加入同胞相残的国内战争。周纪祥对这样的指示很反感：自己不怕艰苦和危险参加了空军部队，初衷是学好本领投入到保家卫国和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如今，要去轰炸自己的同胞，这不是手足相残吗？于是，他产生了要脱离空军的念头。
由于周纪祥与经常给他们进行体检的美国医生的私交甚好，因此，在体格检查时，美国医生答应了周纪祥的私下要求，帮他在体检报告上写了“因身体方面原因不适宜再驾驶作战机”的字样。这样一来，周纪祥才得以改飞运输机。
1946年1月，周纪祥从美国回到上海中国航空公司任副驾驶员。
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上海，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被迫迁往广州，不久后又迁往香港。周纪祥带着家属随公司到了香港。
飞向自由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大都被歼灭，为挽救败局，蒋介石企图集中力量，依托西南，伺机反扑。但因其空军运力不足，于是命令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参加空运枪支弹药。而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则谋划切断国民党军队的西南空运，以便尽快解放大西南和全国。在此背景下， “两航”如何反应，甚是举足轻重。
1949年6月，根据国内时局变化，周恩来决定策动“两航”起义，指定李克农、罗青长具体负责，并电告中共驻香港的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迁返祖国。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基于爱国主义精神，决意亲自参加北飞：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也下定决心带领中航起义。
在这种背景下，思想进步的周纪祥兴奋而热切地响应起义。他曾写了一篇题为《飞向自由》的文章，发表于1949年11月15日的《大公报》上，文中写道：他（指其同事邓重煌）试探性地告知了我关于公司起义的消息，并征求我的意见，我的眼睛一亮，像狱中的囚犯看到太阳似的欣喜兴奋，当时就毫不踌躇地告诉他，我愿意无条件地担任前哨工作，并自愿转与平时私人感情较深的同事商议，征得足够的人数。从那时起，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每天都在等待着行动的到来。
1949年11月9日，“两航”公司的12架飞机在香港起义，周纪祥作为中国航空公司C -46 XT-172号飞机的副驾驶员，与12名飞行机组及成员一起，在缺乏地面导航和气象保障的困难下，冒着有可能遭到国民党空军袭击的危险，悄然而坚毅地发动起义。他们北飞北京、天津，投入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这次大规模的运输机群的起义，震动了中外。
“两航”起义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加速了全国解放进程。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两航”员工，赞扬他们： “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同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时说： “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精心选派的专机机组入员
对于“两航”起义人员的安排，周总理在1949年11月12日致函中航、央航全体员工中明确指出：所有员工生活，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事实上，“两航”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员工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祖国大陆的17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体。“两航”起义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的技术、业务骨干力量。他们在解放西藏、发展民航、保证飞行安全、培养民航人才和增进国际交流等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纪祥后来为何会成为执行周恩来出访专机任务的机组人员呢？关于这个问题，周纪瑞在《我的胞兄周纪祥》一文中做了简单介绍：由于周纪祥为我国航空事业做出成绩且各方面表现良好，于是便由副驾驶员提升为正驾驶员，后来又调到周总理出访专机任驾驶员。
《中国民航报》2009年11月9日纪念“两航”起义专刊的一篇名为《难以忘却的记忆》的文章中有对民航总局原副局长闫志祥进行访谈的文字，其中就直接提到了周纪祥。他说： “那个时候，飞行机组不多，虽不是相对固定，但还是有几个人会经常碰到一起，配合较多，我和周纪祥就是这样。”
虽然现在笔者已很难具体了解当时的周纪祥为何会成为“中国民航首次执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专机任务的机组成员”，而且首次出马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出访专机的机组人员，但是，闫志祥的谈话信息表明，周纪祥是相当出色优秀的高级飞行员。
周纪祥执行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南亚三国专机飞行任务时间为1956年11月17日，这个时间距离1955年4月11日發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不到两年。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的政治谋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 Kashmir Princess），印度航空的一架洛克希德星座型（ Constellation）民航机，1955年4月11日，该机执行包机任务，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刺杀行动失败。
担任国家领导人出访专机任务的机组人员，本来就要经过严格筛选，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的机组人员选派，自然更加严格。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参与这样的任务，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周纪祥不但飞行技术高超，而且被认为是政治上绝对合格可靠的人。
绕树三匝 情系桑梓
笔者采访猛上村77岁的老人周纪强得知：周纪祥于1963年后回过老家两次。一次是其母去世前回来，另一次记不清缘于何故。据周纪祥本人在老家和族人吃饭交谈时透露：他自己虽不便经常回到老家，但却偶然有“开着飞机来看望大家”的时候。那是一次巡航时.他在返航途中找到了武宣东乡双髻山的坐标，他很想看看熟悉的武宣街道、看看武宣中学、看看黔江边的奔冲口和他们兄弟俩当年击水嬉戏的古碛滩，便把飞机转向武宣县城上空。他甚至飞低一些来看看，希望能见到家人或哪位熟悉的父老乡亲的身影。盘旋了3圈，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听完这件事，笔者顿觉异常感动，甚至直接想起了曹操的那几句诗：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武宣游子“绕树三匝”的故事吗？
“文革”时，周纪祥遭受冲击迫害，被下放到内蒙古某生产建设兵团放马。
1978年中美通航后，组织上决定派周纪祥到美国民航办事处工作。这样，周纪祥本有可能迎来自己另一次“人生高峰”的，但遗憾的是，此时他身染重疾。1979年2月18日，周纪祥与世长辞，享年57岁。
周纪祥逝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9年2月26日出具“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该书表示：除由我军妥为安葬悼念外，特向革命家属表示慰问。
“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按照家乡的风俗，应周纪祥直系亲属要求（据说也是他本人遗愿），在1981年冬至那天，周纪祥的骨灰与猛上村先辈们安葬在同一处，亦即二塘镇七星村闷水塘耕作区的一个小山坡上，
至此，一位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航空英才，终于魂归故土，回到了他生命开始的地方，回到了他“绕树三匝”的家乡武宣的土地上。
后记
2017年1 2月的一天，笔者在周纪祥侄孙周扬恩的带领下，来到周纪祥墓地查访瞻仰。但见萋萋枯草遮掩住了平凡无奇的“周公纪祥之墓”。不是很显眼的墓碑上刻写着：
周纪祥生于一九二二年九月，终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享年五十七岁。周公青年读于广西大学，后赴美国学习，回国后任职中国航空公司。一九四九年初随公司迁香港，年底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任中华民航局飞行员及飞行教员。为祖国民航事业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