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宾善
民国元老于有任（1879-1964），不但是中国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在其早年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著名报人。他在上海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中，曾主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鼓吹革命，为民喉舌，被时人誉为“竖三民”伟业。
办报缘起
于右任出生在陕西泾阳斗口村的一个穷苦人家。1903年，在他24岁那一年，中了举人。但于右任没有就此循例走上科举应试的道路，面对列强环伺、祖国沉沦，他内心深处渐渐萌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1904年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轮船到了上海，经朋友介绍，人马相伯任校长的震旦学院读书。
后在于右任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期间，有一件事促使他走上了办报的道路。于右任在横滨《新民丛报》的第十六号到第十九号上，读到了江苏人钱基博所写的一篇题为《中国舆地大势论》的连载长文，作者提出的“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两种方法，使他感到非常气愤，认为这是一种挑拨南北方人民感情的谬论。于右任是作者钱基博所说的大河流域的北方人，他担心钱论一出，可能在“种族之争以外，又添以省份之争，省份之争之外，又生以南北之争”，从而兄弟阋于墙，徒使渔翁得利。于是，他生平第一次写出了长达5000多字的政论性文章，对作者的观点痛加驳斥。《新民丛报》编辑部的梁启超等人收到于右任的这篇文章后，不但予以刊登，还公开表示道歉，并代表作者钱基博感谢于右任的匡正。
正是这次在报刊上著文的经历，使于右任深感倡导舆论的重要。导致他将办报付诸行动的直接原因是一次失败的投稿经历。有一天，他渎上海某报时发现该报社论竟诬革命为叛逆，公然为清廷张目，他立即著文加以驳斥。但文章投寄给该报后，既不刊出，也不见退，且仍继续大量刊登攻击革命的文章。这使他痛感如果舆论工具不掌握在革命者手里，就可能“任意传递歪曲之主张与不确之报告”。他决定自己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的主张，并为未来的这份报纸取名为《神州日报》。
牛刀小试
要在上海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第一要有资金，第二要有办报的人，第三要有经验和设备。为解决这些问题，他决定到日本走一趟，募集办报资金，学习办报经验。
1906年9月，于右任怀着要办一张革命报纸的强烈愿望，从上海乘船来到日本。他在日本期间参观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报社，并筹募到3万多元的办报股金。于右任自日本回到上海后，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神州日报》终于在1907年4月2日创刊，社址设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老巡捕房对面群益社书店楼上，报头由南通实业巨子、清末状元张謇题写。作为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又一份重要的机关报，《神州日报》由于右任任总理，参与笔政的均为饱学多才的反清志士。《神州日报》不奉清廷正朔，以公元和干支纪年，实际上是否定了清朝的统治。发刊词阐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冀以振奋人心，并揭橥新闻界的种种流弊，给人以振聋发聩的猛喝。《神州日报》和教育界关系密切，对学界新闻及各地革命运动消息报道及时，所以发行未及一月，销路急增，发行量很快突破万份，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同列于大报之林。
正在《神州日报》业务蒸蒸日上之际，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1908年5月8日黎明，《神州日报》受邻居火灾影响被焚，除同人生命无恙外，所有一切悉被烧毁，当日被迫停刊一天，以后报社靠保险公司赔付的1万元保险金维持，报纸由商务印书馆代印。于右任准备再度筹款，重振《神州日报》，不料报社又发生人事纠葛，调解不成，于右任自动求去。6月20日，于右任在《神州日报》刊登启事，宣布退出《神州日报》，以后该报一直维持到1916年，但已另由他人主持。
《民呼日报》
于右任退出《神州日报》后，上海道台蔡乃煌企图笼络他，重金聘请于右任担任他办的《舆论日报》的总主笔。但于右任以政见分歧而不就，另起炉灶筹备新报，这就是“竖三民”之首的《民呼日报》。
为什么新报取名“民呼”？他于1908年8月27日在上海各报刊登的启事中说：
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报，因火后不支而退，未竞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日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民呼日报》终于在1909年5月15日正式创刊。报纸还未及出版，读者预订的就有几千份，这在当时已是很大的发行量了，不出3个月，《民呼日報》的销路已雄踞上海各报之首。
于右任认为，报纸天然具有监督政府的责任，“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 （《民呼日报宣言书》）《民呼日报》大力揭发各省的腐败吏治，特别对西北地区白然灾害的严重状况和大小官吏匿实不报、横征暴敛的情况，更是进行了集中的报道。陕西总督升允为之恨得咬牙切齿，向公共租界当局指控《民呼日报》经办的甘肃筹赈会有侵吞赈款的嫌疑。一时控告《民呼日报》“诽谤罪”的就多达14起，造成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租界会审公廨受理以后，经过14次研讯，尽管查明无侵吞赈款之事，于右任还是被关押了25天，并被判“逐出租界”，且具结今后不得“借开报馆，不安本份”，就此取消了《民呼日报》的发行权。从5月15日创刊起，到8月14日宣告停刊为止，《民呼日报》仅出版了92天。
《民吁日报》
《民呼日报》停刊未及一月，上海各大报刊登该报的一则启事：“呜呼，本报白停刊招盘，业经多日，近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快事亦痛事也。”读者不难看出，《民呼日报》的姐妹报《民吁日报》即将问世。
由于《民吁日报》与《民呼日报》一脉相承，“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正式发行没几天就风行一时。其时，乌云笼罩东亚上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更为变本加厉。在这种形势下，《民吁日报》除继续关注民生疾苦外，评论重点逐步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借以引起国人对亡国灭种危险的重视。《民吁日报》问世不久，相继发表《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等社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事实。又撰写《买日货者看看》的报道，揭露日货倾销我国的害处。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岗为此恼羞成怒，但苦无机会发作。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极力主张并吞朝鲜的日本前驻朝总监，也就是当年胁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时上海报纸多达数十家，均缄默不语，唯恐刺激日本。只有《民吁日报》在报纸的显著版面刊发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还发了社论。《民吁日报》这种立场，广大渎者无不称赞，但松岗却借此发难。他立即向租界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持函向苏松太道蔡乃煌进行交涉，要求道台会同租界当局查禁《民吁日报》。11月9日，会审公廨在日本领事的胁迫和苏松太道蔡乃煌的要求下，开堂审理此案，并于11月19日查封了《民吁日报》。
开办仅仅48天的《民吁日报》就遭到封杀，却没有动摇于右任办报的决心。一年多之后，1910年10月1 1日，于右任等又一次以更充足的经费在上海租界办起了《民立报》。
《民立报》
于右任新创办的报纸取名“民立”，这既与“民呼”“民吁”的主旨一脉相应，又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名称相吻合。报社网罗了著名的革命报人主笔政，人才济济，阵容强大。尤其是宋教仁 1910冬天一回国就担任了《民立报》主笔，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光焰逼人之文，“凡所议论，一本学理，能于根本上反复详言清政府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尤受国内外知识阶级之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每当清晨，报社门前熙熙攘攘，数以百计的读者及报贩翘首企盼，等候报纸的出版。《民立报》的影响，不仅在上海，还远至内地各省及南洋。《民立报》从清朝走过，伴着来到民国，历经民国初年的风风雨雨，办报核心迭经变易。《民立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辛亥革命前才能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的言论机关，为革命的到来作舆论准备;辛亥革命胜利后，继续成为革命的喉舌，宣扬民主共和，使民主共和的观念进一步深人人心。《民立报》的这种独特的作用，是以前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報》等报所不能比拟的。
民国时期，于右任担任交通部次长，由于部务繁忙，他辞去了《民立报》总主笔的职务，由章士钊代理，但仍主持报馆的业务。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于右任也卸去了交通部次长之职，回到《民立报》，专心致志办报。1913年3月10日，宋教仁遇刺。同年7月，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但未及两月，“二次革命”即宣告失败。9月4日，《民立报》被迫停刊，它一共发行了1036号，时间将近3年，是于右任所办的4份报纸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与此同时，袁世凯以北京总检察厅的名义，通缉孙中山及“二次革命”的重要人物。于右任也在被通缉之列，他只得赴日本暂避，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遗响长存
于右任所主办的报纸，作为宣传革命的报纸，其发挥的作用尤其重大，是同时期任何其他的报纸无法比拟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影响虽然很大，但由于《民报》根本无法进入国内，宣传的影响力就受到了局限。而于右任连续创办的“竖三民”在国内发行，影响了一代有志青年，其效果远胜于《民报》，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很好的舆论基础。
如果说清王朝是被众多的革命报刊轰塌的，那么于右任的“竖三民”就是这个炮群中的一门重炮。民国成立时，孙中山因感于于右任宣传革命之功，赠以一枚炮弹壳，赞誉于右任像一枚勇往直前的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