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康
在晚清重臣曾国藩众多的后裔中，有一位曾经怀抱着教育救国梦想远渡重洋赴英国求学，归国后又发誓“终身不嫁”，矢志投身教育救国的女教育家，她便是曾国藩的长重孙女——曾宝荪。
曾宝荪，字浩如，号子芳，1893年2月29日出生于北京。祖父曾纪鸿，为曾国藩次子;父亲曾仲伯，为曾纪鸿长子。曾仲伯23岁中进士，入翰林，是当时翰林院中一位最年轻的供职者。他是梁启超多次提到的“诗界八贤”之一：他还加入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新党，在政治态度上是积极支持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希望通过改革使病人膏肓的中华民族强盛起来。
大家闺秀
追求教育救国梦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仲伯因曾参加新党恐受株连，便于这一年将全部家眷送回了湖南老家湘乡富厚堂。
曾宝荪的祖母郭筠，是近代著名的女诗人。她幼承父训，致力儒学，19岁嫁到曾家后又在公公曾国藩的亲自指点下博览群籍，是当时名噪京华的才女。但这位才女的命运很不幸，30岁时，丈夫曾纪鸿因肺痨病去世。丈夫去世后，忧伤痛苦的郭筠携四子一女离京回到了湖南老家，一直住在富厚堂。她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儿孙身上，欲将满腹才学传授给他们。儿女们长大成人离开她以后，她又在男女孙辈中每房留一年长者从小带在身边，亲自督教。长孙女曾宝荪，生得格外聪明伶俐，尤惹郭筠喜爱。曾宝荪5岁时便由祖母郭筠教习《千字文》《诗经》等典籍。孙辈有什么疑问，郭老太太总是深入浅出地给予解答，这种指导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像教师那样循循善诱。宝荪从小聪慧，所教大多一点就通，一学就会，郭筠从心底深处疼爱她。
曾宝荪自幼性格便有些倔强。父母按照传统要给她裹足，她便又哭又闹不肯从命。幸好祖母郭筠思想异常开明，极具远见卓识，她将女孙辈视为男儿，希望她们将来有所作为，而不欲她们因“三寸金莲”贻误终生，故尊重了这位小女孩的选择。曾宝荪得以从小没有裹双足，成为曾家第一位摈弃裹足陋习者。据曾宝荪后来回忆： “我们小时，最爱偷偷爬上后院的芳记书楼。这是我祖父母的藏书楼，走了进去，真是满目宝藏，应接不暇。我们经常由后院子内的大茶花树爬上楼外走廊，再由走廊窗户爬人楼内，阅读各种书籍。等到听见楼梯响，或是吃饭的时候到了，再偷偷地爬下来。这也可说是我小时所以能杂学旁收许多中国文化常识的缘故……”
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宝荪已出落成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才学也与日俱增，儒家经典无不尽览，且能诗善画。
郭筠的教育思想并不囿于传统，可以说其进步性已超出了她所处的时代。她主张曾家子弟无论男女“皆应有独自出远门之才识”。因此，曾宝荪14岁那年，遵祖母之训，远离家乡赴上海求学。先入晏摩女校，后入务本女校，不久又考入浙江公立杭州师范学校。
曾宝荪报考师范院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此时她已立下奇志，要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她从小目睹祖国备受列强欺凌，领土瓜分，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当亡国奴的危机感使她从屈辱中奋起，发誓要拯救祖国。她认为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在于科学枝术赶不上列强，要挽救中国危亡，便首先要去掉国人的愚昧，要放眼看世界，学习外国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而要达此目的，其途径又首推教育。教育救国思想在曾宝荪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以后数十年的岁月里，她以几乎狂热的激情和惊人的毅力去实践它，即使付出巨大牺牲也在所不惜。
然而，正当曾宝荪踌躇的时候，父亲曾仲伯却接连给她去了几封信泼冷水。父亲似乎一点也不理解女儿的心思，他固执地认为女儿在国内学师范没有什么用处，而要女儿穷研经史之后，再去攻读西学。由于这个缘故，曾宝荪在浙江冯氏高等女校毕业后，并未能立即去实现她的计划，而是不情愿地回到了湖南老家富厚堂再習经史。
远渡重洋
探求教育救国真知
乡下穷经读史的日子很寂寞，且枯燥无味。曾宝荪对以往在祖母的督教下曾认真研习过的儒学已再也没有兴趣，觉得那些东西与现实社会生活不过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大而无当，于救国无补。她早已读过严复翻译过来的《天演论》《群学》等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对西方文化很是神往。既然父亲要她穷研经史后再去攻读西学，她便热切地盼望早日出洋留学。
正当曾宝荪为不能马上出洋留学而焦躁不安的时候，她接到了曾经就读过的杭州冯氏高等女校校长巴路易女士的来信，得知巴路易女士就要返回英国，且邀她去英国留学。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曾宝荪接信后立即收拾行装，带上与她朝夕相处、感情甚密的堂弟曾约农，匆匆赶往杭州，然后会同巴路易女士到了上海。
1911年7月，他们在上海搭上一艘去伦敦的货船，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飘泊，终于抵达伦敦，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留洋愿望。曾宝荪是曾国藩家族中第一个出洋留学的女子，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英女生。
到了英国，曾宝荪首先在伦敦大学攻读理科。还是在家读书时，她便由曾家专门雇请的外籍教师教习英语，故能说一口流畅的英语。曾宝荪是抱着求知报国的愿望来到英国的，因此读书异常发奋，一点没有纨绔子弟的那种惰性，也没有“贵族”后裔的那种骄矜，学业成绩更是出类拔萃。这令那些蓝眼睛的教授们对这位东方少女刮目相看。曾宝荪在伦敦大学整整呆了5年.1916年她终于完成学业，获得该校理科学士学位。
接着，她又进了剑桥大学学习，打算攻读硕士课程。但曾宝荪的志向始终在教育救国上，于是她在剑桥呆了一年以后，又进了伦敦的一所师范学校，进修教育学和心理学。
1917年底，曾宝荪带着满腹西学和浓烈的思乡之情，满怀着教育救国的希望，从伦敦启航离开英国，回到了她魂牵梦萦的祖国。从此，开始实行她教育救国的计划，并几乎为此付出了她毕生精力。
终身不嫁
致力教育救国事业
曾宝荪从英国留学归来，刚踏上祖国的土地，便匆匆赶往湖南老家富厚堂，看望她昼思夜想的祖母郭筠。但当她刚踏进家门时，便闻知慈祥的老祖母已于1916年3月在家中与世长辞了。曾宝荪睹物思人，深为没能在祖母弥留之际见上最后一面而遗憾。回想起祖母的养育教导之恩，她悲痛欲绝。祖母的开明和远见卓识，足以影响她的一生。她特别感谢祖母为她做的三件事：一是未坚持让她裹足，故以后能行走天下，能成为社会女性：二是未在童年便将她许配人家，因而不受家庭拖累：三是准她进学堂念书并准她出国留学，使她学到了为理想奋斗的本领。曾宝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
为了深深怀念这位敬重慈爱的老祖母，她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终身不嫁，全心奉献给教育救国的伟大事业。
曾宝荪的这项“出格”的决定，令亲友和世人大为不解，有人甚至苦口婆心地劝她放弃这种有悖常理的决定。曾宝荪解释道：“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但致力于教育，我可以培养出几千个孩子。”从曾宝荪的这种解释中，可以看出此时她的心中，已只装着教育救国的志向了，为了这个梦寐已久的理想，她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她这种“唯其独身，才有事业”的独身主义思想，后来竟影响了许多人。她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终身不嫁，从事教育事业;她的堂弟曾约农、妹妹曾宝菡、堂妹曾昭孀等都终身未婚。
为实现理想，曾宝荪决计在长沙创办一所女子学校。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变卖家产换来一大笔资金，又得到了其父曾仲伯及诸亲友的资助，一所新型的女校终于创办起来了。该校于1918年7月获得了办学资格，于同年9月12日在长沙西园龙伯坚的住宅正式开学。为表达对已故老祖母的深切怀念，曾宝荪将自己亲手创办的女校命名为“艺芳女校”。因为她的祖母晚年自号“艺芳老人”，并著有《艺芳诗存》行世。 “艺芳”一词，也正是老祖母孜孜不倦培育后人的写照，用作校名，一语双关。
艺芳女校校址初设龙伯坚的住宅，不久迁往曾文正公祠，曾宝荪自任校长，曾约农为教务长。女校按新式学校的教学规程授课，教学内容以“西学”为主，女校以女性为生源。女校的政治空气在当时也是进步的。五四运动爆发时，该校28人成立了3个提倡“国货”的“爱国十人团”，大家立志不用日货，不坐日本轮船，在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曾宝荪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她在教育事业上取得的斐然成果，使她在当时中国各界特别是在教育界中颇有声望。曾宝荪在担任艺芳女校校长的同时，还先后被聘为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湖南省立高等鉴定考试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太平洋国际讨论会第二届和第三届大会中国代表、湖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参议员、国民政府参议会第二届参议员。
战争频仍
一腔激情化为皈依基督
长期以来，曾宝荪对政治并不热心，她一心致力于她的教育救国计划，并相信唯有教育才是救国之良方。但自她“毁家兴教”以来，中国大地上却是接踵而至的社会动荡，使她渐觉岁月艰难，美梦难圆。
本来，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她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号角，更使她心中充满喜悦。她以为军阀被打倒，中国从此便要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教育救国的道路已经铺平。但是，她很快发现蒋介石又将中国推人了内战的深渊：十年内战，硝烟弥漫，生灵涂炭。接着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祖国河山血流成河，一片焦土…一
即使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曾宝荪仍然为教育事业而奔走呼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回答她的却只有政客们冷漠的面孑L和残酷战争的隆隆炮声，她有时甚至要为保住性命而不得不加入逃难者的行列。万般痛苦的人生，使曾宝荪在无奈中开始寻求精神安慰，最后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曾以中国基督教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世界基督教协会第二届和第三届大会，并按照这个协会有关儿童保健事业条例，在长沙创办了“儿童保健科”。直至抗战时期，曾宝荪避居香港，儿童保健科才随之终止了。
忧伤蛰居
残烛泪洒海峡孤岛
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在仓皇逃离大陆之前，在国内大搞政治欺骗，煽动各界知名人士逃往台湾。早已避居香港的曾宝荪由于对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知之甚少，加上蒙受蒋介石反动政治宣传的欺骗，便决意去台湾定居。1950年冬，曾宝荪偕同与她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的堂弟曾约农携带先人墨稿离开香港赴台湾。
到台湾后的曾宝荪，并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相反，她受到了政客们的冷落。这时，曾宝荪留在大陆的另一名堂弟曾昭抡已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副部长，其他一些留下来的曾氏后裔也大多有了用武之地。曾宝荪闻知此情后，十分后悔来台湾，整日忧伤度日。在台湾几十年，曾宝荪未作任何实际工作，仅加入“中华妇女祈祷会”，每月开常会一次，每年开年会一次，讨论安排些琐碎工作、聘请传道人等。
晚年的曾宝荪与曾约农相依为命，姐弟俩住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一幢日式平房中，过着寂寞冷清的生活。每当回首往事，那段曾令她激动与兴奋，又使她沮丧与伤感的“烛光人生”仿佛又重現眼前，但已如烟飘散，如梦破灭。1978年7月27日.85岁的曾宝荪走完了她悠悠的飘摇人生。她去世后的第二年，与之风雨同舟共守人生的堂弟曾约农也驾鹤随姐而去。家乡人们为纪念这对几十年来孜孜不倦于教育事业的姐弟，于1991年在其老家湖南富厚堂附近盖了一所学校，取名为“宝农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