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圣义 许昌浩
世人常以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第一次见面，然而事实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曾有过同参一会或同处一城而未曾交际的情形，亦有过计划谋面而不得见的情形，毛泽东晚年还曾计划邀请蒋介石回大陆谋面，蒋介石暮年亦曾有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走走看看的想法，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成行，不免令人遗憾。那么，毛泽东与蒋介石一生有过多少次交集，历史上这两大政治对手之间又有哪些轶事呢？
1924年，同参一会——毛神采奕奕，蒋神情沮丧
1923年岁末，毛泽东赴粤出席国民党“一大”。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现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215号）开幕。毛泽东是由湖南国民党员推选的正式代表，他显得兴高采烈。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但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因此显得神情沮丧，可见他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并不大。毛泽东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华和影响力。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操着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名单中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显然，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特别是国民党“一大”期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进入国民党“高层”，而此时的蒋介石并不“显山露山”。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的头一回交集，虽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却未有交际交流，然而这毕竟是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首次会合！
1925年，共事于广州——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蒋介石则对黄埔军校校长职务并不感兴趣，辞职回老家溪口去了。
一别一年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重逢之际，蒋介石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1925年，蒋介石正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踌躇满志，成为国民党炙手可热的人物。毛泽东呢，则显得疲惫、郁郁不得志。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的内部斗争已逐渐公开化，毛泽东因资历浅，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怆的排挤。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初中共中央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但渐渐地，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和中央局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不仅因病无法参加，甚至没有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屋漏偏逢连夜雨，毛泽东在家乡进行革命宣传，又遭到当时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追捕，不得不逃亡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二大”开幕。毛泽东和蒋介石共同坐在代表席上。1月6日下午，蒋介石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1月8日下午，毛泽东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又相继上台讲话。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作报告。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闾、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显然，此时，毛泽东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蒋介石却因为领导北伐节节胜利成了“东征英雄”，成为国民党内的一颗政治新星。
1926年，分道扬镳——蒋蓄意反共，毛看清其反动本质
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蒋介石于该年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公开反共。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中共代表人物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以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史称“3·20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广州事变”。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不久，蒋介石又谋划了《整理党务案》。“整理党务”，实际上就是从国民党中清除中共党员。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但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却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职。于是，在1926年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长”。那个时候，面对蒋介石的强硬反共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毛泽东的确无能为力。
就这样，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一再“示弱”，蒋介石也就步步进逼。然而，“他人皆醉我独醒”，蒋介石谋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毛泽东看清了他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从此，毛泽东决意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1927年—1937年，分庭抗礼——蒋血腥“清党”，毛领导革命武装斗争
因指挥北伐战争有功，并通过黄埔军校成为国民党军队“掌军人物”的蒋介石渐渐开始打压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遥遥直上。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
在1920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共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工人运动声誉鹊起，在地方和基层非常活跃。蒋介石为了谋求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和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密谋向共产党开刀。1927年4月12日开始，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史称“四·一二”政变，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如果说， “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开始“小試牛刀”的话，那么，“四·一二”政变则是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血的教训最终令共产党人彻底警醒了。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市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总结了共产党遭受严重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中共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9月，毛泽东首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并发动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与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至此，毛泽东在实践中确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后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的重要法宝，成为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精髓。
1927年8月到1934年10月，共产党在全国开辟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数十个中华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组建红军和红色政权，对国民党蒋介石构成了威胁，1927年8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政府，便处心积虑执行“剿匪（反共）”政策，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持续了7年时间，直到中共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从中央苏区瑞金撤出，踏上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历经一年左右的时间，摆脱国民党的追堵拦截，转战14个省，在艰苦的万里长征之路胜利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仍不死心，又开始集中“围剿”中共中央红军以延安为中心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到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剑拔弩张的关系才有所缓和。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主导下，西安事变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內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由兵戎相见走向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再公开把毛泽东共产党的红军诬蔑为“共匪”，而编制为抗日军队——“八路军”“新四军”。
尽管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当中，毛泽东和蒋介石仍然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一直由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向蒋介石传达着毛泽东的主张。但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者时，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最终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当中展现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深邃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家国情怀。
1937年—1945年，互相角力——蒋设想除毛，毛避其锋芒
由共产党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经过多次交手，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其不可轻易小觑的对手，令蒋介石绞尽脑汁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惜采用一切方法除掉毛泽东。
1937年6月，在国共第一次庐山谈判中，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红军要收编了，朱、毛也可以离开军队，出来做事，我看还是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吧。”中共的态度也很坚决：“原则上毛（泽东）可以不在改编后的军队中任职，但毛泽东必须留在党内工作。”急于想“解决国共合作问题”的蒋介石于1937年8月1日密电中共中央，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尽快到南京共商国是。
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又就国民党和中共合并之事，约见周恩来： “既然中共已信仰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如果此办法可以谈，可以在西安召开华北将领会议后，约毛泽东面谈解决：如果全体合并一时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是跨党。”针对这一“暗箭”，周恩来机智地挡了回去：“中共之所以相信三民主义，不仅因为它是抗日的出路，主要是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却未必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由此，蒋介石放弃了约见毛泽东的念头：“如果你考虑合并之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1943年夏天，出于对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产生了要见对方的想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倾向于同蒋介石直接见面，但是，周恩来并不赞同毛泽东此时和蒋介石见面，全面陈述了时机还不成熟的原因，分析蒋毛见面后，“蒋可能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党损失太大。”周恩来精细的分析和言词的恳切，让毛泽东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与蒋介石见面，暂时先不与蒋介石进行直接交际。
1945年，重庆谈判面对面——蒋心怀鬼胎，毛睿智避险
1945年8月，蒋介石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陪都重庆谈判，“共商国家大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企图用“和平收编”“和平谈判”的方式“剿灭共产党”。因此，国共重庆谈判——很明显是蒋介石为毛泽东预设的“鸿门宴”！
对于蒋介石谈判邀请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心中有着清晰的判断：蒋介石估计白己不敢去重庆而故意在全国人民面前作戏。8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7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经反复磋商，认为去重庆谈判，争取一段和平时间，对我党发展和聚集民心是有利的。最后，毛泽东决定顺着蒋介石备下的“剧本”，假戏真做——去重庆。但是，中共核心领导班子都在担心，蒋介石会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扣留甚至杀害毛泽东。尽管如此，毛泽东毅然决然赴重庆谈判，足见毛泽东对于组建国共联合政府的诚心诚意，在政治智慧上首先就击败了蒋介石“毛泽东不敢前来”的政治阴谋，进而粉碎了国民党说的中共不要和平的谎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由被动变主动，这种胆魄、这种智慧以及坦荡的胸襟，使蒋介石的拙劣手段更显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这样，1945年8月28日，日本宣布投降13天后，“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大公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举办了一个小型欢迎宴会。毛泽东与蒋介石终于再次见面了。他们至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两人的上一次会面是在1926年的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此次重庆谈判，时隔近20年再次碰面，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单独谈话。据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11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淡都是秘密进行的。
蒋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而之所以还要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蒋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无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显然，蒋介石依然骨子里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为“匪”。毛泽东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和谈的希望还有，他就必须坚持下去。重庆淡判期间，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的盛大酒会，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举行的欢迎宴会或茶话会，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陈立夫和戴季陶。毛泽东的观点是：共产党人来到重庆，就是为了与反共势力的代表蒋介石淡判，要解决问题就不能放弃与国民党右派的接触，“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此时，美军已经开始动用飞机和军舰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甚至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在危机四伏之时，毛泽东仍然以十二分的诚意期待通过与蒋介石的谈判“和平建国”、避免内战，他以大无畏的心态，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心中装的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面对蒋介石的各种暗中手段，毛泽东其实早已运筹帷幄，一方面指挥“抓紧运送共产党干部到东北等地建立解放区”，另一方面指挥八路军对蒋介石军队毫不手软，灭一灭蒋介石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毛泽东说：“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为促重庆国共和谈，中央红军打了幾个战役。作为配合谈判的几次战役，最有典型色彩的是上党战役——歼灭了阎锡山的11个师，解除了对冀鲁豫解放区的直接威胁.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这使得蒋介石在重庆面对毛泽东的时候神情有些恍惚，蒋介石对毛泽东这种谈判方式真的有些不适应啊！就在上党战役将要结束的时候，1945年10月10日，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进行了一番长谈。蒋介石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10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土地革命”。蒋介石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介石再次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则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于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
重庆谈判面对面，蒋可谓心情复杂，毛则坚毅睿智。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果断告辞，返回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与蒋介石握手道别。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此一别便是他们的永诀。
1950年—1975年.为了两岸统一不懈努力——蒋毛有着强烈共识，坚持“一个中国”
重庆谈判一别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全面内战随即爆发。经过1945～1949年的解放战争，毛泽东领导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由弱转强：由国民党蒋介石一手操控的国民党政权，经历了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再至撤离大陆前往台北的四次迁移，人民革命的暴风骤雨终于使蒋介石尝尽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苦涩滋味。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开始武装割据台湾，当时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在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也在准备着和平解决的方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由于美军第七舰队1950年6月27日入侵台湾海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被向后推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解放台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问题的方向从武力解放、和平解放转移到了和平谈判上来.并为此付出了长期的不懈努力。
1950年～1955年的三次台海危急，毛泽东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台湾转变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说，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共识，蒋介石晚年还多次公开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并转告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1973年春天，毛泽东派专机送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老先生飞香港，希望架起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功未竞而身先死，7月，章士钊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主席到台湾访问的讯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设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毛泽东给予了积极反应，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待毛主席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出乎大家的意料，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只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泽东内心的复杂感情：他还没来得及将大陆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