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佳
“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子。解放战争后期，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指挥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神经中枢”，也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7年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为明确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转战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时，紧急召开枣林沟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将中央机关一分为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为书记，率领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总司令，率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机构到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后，受中央委托，在土地改革、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为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在这里召开了自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制定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指挥了三大战役，基本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军事力量;从这里发出了“五一”口号，把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基础;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绘制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在西柏坡，中共中央还接待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并为北平和谈及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周恩来曾表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离开了他们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的陕北，踏上了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征途。4月13日，毛泽东一行翻越长城岭，到达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西柏坡，毛泽东因准备出访苏联而继续留在城南庄，他在这里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准备工作。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向他们告知扩大会议的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冬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减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要求他们先在西柏坡进行讨论，然后到城南庄再商定。
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在城南主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陈毅、粟裕等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的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还讨论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伏态，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等。此外，会议还研究了华北野战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决定采纳粟裕提出的暂不渡江的建议，先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尽量把国民党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在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等。
5月27日，毛泽东一行乘车到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至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相继进驻西柏坡，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实现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
中共中央对新中国前途的探索与实践
——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8年3月，国民党政权已风雨飘摇，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8月28日至9月7日，召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认真讨论了这次会议的相关事宜并草拟了文件。9月8日，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食堂举行。选择此地，是因为这里既方便就餐，又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参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和董必武等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滕代远、曾山、薄一波、叶剑英、邓小平、饶漱石、陆定一、邓颖超、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等14人，列席人员罗迈（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10人，共计31人。整个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为中心议题，正式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500个旅，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从1946年7月算起）的任务。根据这个总体部署，会议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与部署：
军事问题是本次会议的重点问题。与会人员认为人民解放军仍然要在长江以北、华北和东北作战，准备打若干次带有决定性质的会战，力图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周恩来详细阐述了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军事计划，认为应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敌人加重战争负担。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也可能增加。由于攻坚敌人势必增援，造成野战机会，所以要把攻坚与野战结合起来。他认为在第三年的作战中，全国的重心要放在中原，北線的重心放在北宁线。朱德认为，必须不断提高部队技术装备，加强物资和人员补给，搞好军工生产。任弼时认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取得胜利中的关键一年，如果可以再歼灭敌人100个旅，使蒋军降至310多万，而人民解放军则由现在的280万增加到300万以上，那时，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即使美军再援兵，也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邓小平发言认为，军事胜利是关键性环节，可以鼓舞、激励人民群众。
在经济工作方面，“九月会议”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与统一财经的问题。会议指出，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的重要环节。一方面，人民解放军要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进攻，从国统区获得战争需要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尽一切努力恢复与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只有二者兼顾，才能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任弼时指出，现在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根据财经工作者的研究，人民负担最好不超过收入的20%，否则“生产长一寸”很成问题。要在中原地区发动群众，普遍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样就可以在解放战争进入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支援向江南进军的部队，成为他们稳固的后方。
会议还认为，要想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有较好的组织工作，很好地管理解放区内的市场和对外贸易，解决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河道维修等问题。要厉行节俭，开源节流，反对浪费。在前线，要注意缴获归公，爱护武器，节约弹药，优待俘虏。在后方，要减免机构开支，节约人力、蓄力，减少开会的时间。在农业生产方面，要不违农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毛泽东还在报告中提出了统一财政的问题，指出：
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会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考虑到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即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进行全国性的经济建设问题。对此，“九月会议”认真讨论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基本政策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等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具体地讨论这些问题。会上，刘少奇针对此前所写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进行了系统的发言。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应由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营经济构成并做了详细的阐释。其间，毛泽东多次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政治方面，会议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权虽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不仅仅是工农参与政权，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参与。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强调，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各级政府、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在前面加上“人民”二字，以表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五册）》记载，关于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采取议会制还是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
過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指挥三大战役。在“九月会议”的指导下，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会议结束仅3天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这是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开展规模歼灭战的开始。华东野战军经过八个昼夜的浴血奋战，最终以伤亡2.6万多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10.4万人。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东野战军南下会同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29日，中共中央在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的贺电中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美联社9月26日也发表评论：
济南的如此迅速失陷，已使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惊惶得目瞪口呆，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档了……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同国民党军展开了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大规模战略决战。“九月会议”还未结束，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已经开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至11月2日，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长春、沈阳、营口、锦西等城市相继获得解放。此时，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
毛泽东重新估计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他在祝贺辽沈战役胜利的电报中说：
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后来，战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想的那样。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相继歼灭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兵团，至1949年1月10日，经过66天的苦战，歼敌55.5万余人，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东北、华北野战军也于11月29目发动了平津战役，先后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历时64天，共歼敌52万余人。三大战役，历经14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82万余人。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指挥了宛西、冀热察、晋中、襄樊、保北、察绥、济南、太原、郑州等重要战役。
三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军事力量，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统一战线，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奠定基础。“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按照惯例，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利用这一时机，通过对外发表一些宣言、口号，刊发文章、社论，举行集会、游行等，宣传共产党的在当前阶段的方针政策，以起到唤醒人民意识，发动人民的作用。时至1948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处于由戰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紧要阶段。在革命胜利指日可待之时，革命胜利后究竟还需不需要统一战线，需不需要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疑惑。此时，向外传递党的主张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1948年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便应运而生。
1948年4月30日，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保定阜平的城南庄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这是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的口号。口号共计二十三条。其中，第五条明确提出：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在这时发布“五一”节口号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通报书》（即“八一宣言”），表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同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2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充分论证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重要性。报告指出：
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后来，鉴于日军在华北加紧进攻，中国共产党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利益，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疾呼：
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斡旋，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中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进行处理，经过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承诺。此后，内战基本停止，国共两党为抗击日军而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是退回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还是建立包含各党派、各团体与无党派人士的民主政权。1945年8月29至10月10日，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未来前途命运问题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谈判最终以《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的签订落下帷幕，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和途径，国民党同意结束“一党训政”，召开包括各党派、各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致使《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两个谈判成果最终流产。1946年6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围攻解放区，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帷幕。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的当日，新华社播发了口号的内容。5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五一”口号。5月2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五一”口号。随后，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传遍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每个角落。“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发布充分反映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与决心，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无党派人士的热情响应。
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李济深、沈钧儒与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欢聚一堂，热烈讨论了劳动节口号，一致赞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5日，各民主党派致电毛泽东，赞同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共计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同时，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
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对于如何落实“五一”节口号提出的目际，毛泽东采取了与民主党派人士进行沟通协商的方式。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
5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给中共上海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新政协会议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钓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铜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啥、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指示要求沪局针对上述各点征询个人意见，首先应征求李济深、沈钧儒的意见。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
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而其第一步则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不属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6月，各民主党派在民盟中央倡议下，开展了一场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从而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团结，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自1948年8月以来，在中共中央的精心组织与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人士与无党派人士纷纷从海内外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人民政协与建立新中国的工作。
绘制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早在1947年10月就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其中首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这说明他已在思索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但中共中央在召开“十二月会议”时，毛泽东认为，鉴于目前的形势，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更胜利，再考虑组织中央政府。1948年，国共军队在战局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势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在“九月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说：“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未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也无结论。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来讲了。”
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并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与任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提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這几个大仗以后，那么，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决议还强调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最后，决议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
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
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
三、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
四、批准军事计划;
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
六、决定外交政策;
七、其他事项。
这次会议明确规定了七届二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至2月底，参会的代表也陆续到达西柏坡。
在全国革命胜利在即的1949年初，斯大林致电毛泽东，称苏联愿意派一位政治局委员赴中国举行会谈，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1949年1月31日，苏联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4人飞抵石家庄机场，朱德、任弼时和翻译师哲赴机场迎接。米高扬在西柏坡访问了一周。由于米高扬此行是代表苏共全面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及发展的形势，所以主要由毛泽东与米高扬进行会谈，内容涉及中国的军事、政治、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的建立、军队整编、台湾和西藏等问题。后来，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也分别与米高扬进行了会谈。经过一周的会谈，加上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见闻，他对中共领导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米高扬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在中国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特点，并在具体的条件下运用的。
1949年3月5日，经过细致周密的安排，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大院的大伙房内开幕，这也是中共中央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会。到会的中央委员有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19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大会的主席团。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先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接下来，中央各部门、地区负责人相继汇报了工作并围绕毛泽东所作的报告进行讨论。最后，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当天进行会议总结。
全会批准了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批准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和谈基础的声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等。全会还规定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明确了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并号召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学会管理，建设城市等。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建设新中国的方针政策，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从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历时22个月，西柏坡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带着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宏伟蓝图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