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贞勤
1947年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反攻序幕。英雄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俗称刘邓大军）不仅在巍巍大别山上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更留下一个感人至深的“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为了维护群众利益，严明群众纪律，刘伯承、邓小平毅然含泪公开处决了乱拿群众财物的警卫连副连长赵桂良。70多年过去了，我们如今再回顾这一段往事，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義。
“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在给我们自己挖坟墓！”
“部队这几天的纪律越来越坏了，如不迅速纠正，将会非常危险的。”1947年9月2日上午，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行进到位于大别山区的河南省经扶县（今新县）小姜湾村时，邓小平政委对同他并肩前行的刘伯承司令员说。“是啊！需要开个会研究一下了！”刘伯承说。“事不宜迟，我们就在眼前的这个小村碰个头吧！，邓小平做事向来雷厉风行。
1947年，对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一年。这年3月，国民党军队依仗优势兵力和优良装备，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很快就“攻占”了延安。蒋介石高兴了没几天，胸口就突然挨了重重一拳——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出鲁西南，并于8月27日成功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牢牢地插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心脏地带，直接威胁南京，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反攻序幕。
刘邓大军虽然进入了大别山，但是面临的困难也是不可想像的。首先是军事压力重重。对于蒋介石而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连忙从各地召集重兵对刘邓大军进行围攻，几乎天天都要打仗，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战员们都非常疲惫，各种作战和非作战减员的情况非常严重;其次，大别山虽然地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内，但在红军转移以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加上他们的欺骗性宣传，致使当地群众对刘邓大军有怀疑，不理解.总是避而远之。此外，刘邓大军所到之处，敌人以残酷的手段胁迫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使野战军部队吃不上饭，也找不到带路的向导。如此下去，部队别说要在大别山长期扎根了，连短暂生存下来都非常困难。
部队这时出现了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情况。部队的困难越多，基层干部战士的情绪越低落，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越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加卜老百姓对部队不了解、不配合，一些战士因不能正确看待，发牢骚成为家常便饭。还有些战士甚至将人民军队的宗旨置之脑后，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日渐增多，甚至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正如邓小平后来于1948年1月15日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所讲的：“9月初20天最紊乱，减员很大，右倾思想严重，纪律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群众不敢接近部队、部队纪律不好，部队纪律越不好、群众越不敢接近部队”的恶性循环。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伯承和邓小平忧心如焚，无论哪种性质的军队，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军纪败坏是一种比打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事情，刘伯承和邓小平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在小姜湾村，刘伯承、邓小平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等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很快议定了一套“方案”，并决定当天就在该村召开整顿纪律干部大会。
会上，刘伯承首先作了发言：“同志们，大家都看出来了，现在部队纪律越来越差，如不迅速纠正，我们在大别山肯定站不住脚。来大别山之前，我和邓政委就预测到，这是一次大胆的军事冒险行动，一定会充满各种困难和挑战，事实也的确如此。怎么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必须要从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始……”接着，邓小平严肃地指出：“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在给我们自己挖坟墓！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在鲁西南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我曾提出了这次行动的三种可能：一、部队到不了大别山;二、部队到大别山后站不住脚;三、部队扎根大别山。我们已经避免了第一种结果，接下来还要坚决避免第二种结果，努力实现第三种结果。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要多打胜仗，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随即宣布：“当前，我们的中心工作是使我军明确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全体指战员都要学会克服困难，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经首长们研究，决定‘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最后，邓小平又作了强调：“我们规定了‘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这样，群众就更不相信我们，我们在大别山就更无法站住脚！”
“如果令出不行，人民群众凭什么再相信我们！”
会议结束后，为了将会议精神尽快传达到各纵队，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安排下，司令部立即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将刘邓首长的讲话纪要和“约法三章”以电报的形式，拍发到各纵队;二是抽调得力机关干部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深入到各纵队，宣讲好会议精神，督促抓好贯彻落实;三是要求各纵队均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纪者，并鼓励干部、战士做好互相监督工作。
就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纪律整顿工作在整个刘邓大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很快，部队基本刹住了违法乱纪的歪风，使群众的顾虑有所缓解，但部队新到一处，当地群众离家躲上山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因为惯性的作用，违反纪律的现象在一些部队仍时有发生，一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约法三章”不过是走走过场，吓唬吓唬人罢了;更有一些特殊部队和立有战功的干部战士，潜意识中有一种特权思想，认为纪律整顿是针对别人的，他们就算真的违纪了，“板子”也不会落到自己身上。
刘伯承和邓小平狠抓纪律的举措并不仅限于会议开了，措施有了，执法工作队成立了，他们每到一地，都会揪住纪律问题不放，有时甚至还对各基层干部战士进行即兴“考试”，问他们“约法三章”的具体内容、小姜湾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等等。邓小平每次都很严肃的一再重申：“再发生之前的类似问题，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
10月13日这天一大早，刘伯承和邓小平来到了黄冈总路嘴镇。老百姓大都跑上了山，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挂着门板，房舍紧闭大门，街上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
司令部安顿好后，邓小平决定带着保卫科科长张之轩等人到街上转一转。他们由东向西经过一排临街的店铺时，前面不远处的一间店铺中忽然闪出一个身穿解放军军装的战士身影，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还夹着一叠白纸和几支毛笔。这个解放军战士跨出店铺门槛后，转身将店门虚掩上，然后向西扬长而去，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有好几双眼睛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迹。
“店铺里肯定没有人，要不然他也不会把门给掩上。你去调查一下，他是哪个单位的？是怎么回事？”邓小平吩咐张之轩道。张之轩答应了一声，马上带人朝那个背影追去。大约一个小时后，张之轩回到了司令部。邓小平和刘伯承已等候多时，邓小平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应该搞清楚了吧，怎么回事？”
“是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见店铺主人不在，就……不过，那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给自己用的，连里一位小战士的衣服破烂了，赵桂良打算用花布给他做棉衣;拿纸和笔是打算给连里出板报;拿粉条则是准备给部队改善一下生活。我已经将他关在禁闭室！”张之轩在邓小平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的脾性，看到邓政委追究的态度，心中不免一惊，不自觉间想为赵桂良“开脱”一二。
“这不是拿！是抢！我们三令五申，抢劫民财者，要枪毙，他能不知道？虽然说他抢东西是给大伙用的，但改变不了抢劫民财的性质。”邓小平愤怒地说道，然后就在屋内来回踱起了步。刘伯承也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没想到问题竟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卫团。这个赵桂良我认识，不仅多次立过战功，还是一名劳动模范，并且非常爱护战士。中秋节的时候，他自己在生病打摆子，却还替身体不舒服的战士站岗。按说，他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邓小平说：“这是典型的特权思想。他以为是司令部的警卫干部就可以不受纪律约束了？以为多次立过战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以为在领导身边就可以放他一马了？正因为赵桂良是我们身边的人，他平时为保卫司令部立下了汗马功劳，全军将士都在睁大眼睛看着我们！这次如果放过了他，我们以后还要不要带兵？！”话音刚落，邓小平收住脚步，面向刘伯承，以征询意见的口吻说道：“我认为，这一次必须按‘约法三章执行。如果令出不行，人民群众凭什么再相信我们，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半途而废！”
刘伯承思忖了两三秒钟，最后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他们这一对“黄金搭档”总是默契地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纪律问题是政委的工作范畴，邓小平已经作出了决断，他是不會轻易否决的。
“张之轩同志，通知司令部直属队和警卫团，下午召开公判大会，由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主持;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邓小平接连向张之轩下达了两道命令，停顿了一下后又说：“你再去问一下赵桂良有没有最后要说的。”
张之轩嘴里答应着邓小平，脚步却怎么也迈不出去，他大概也没有想到，邓政委会如此决绝地执行纪律，他对赵桂良这个革命同志也充满惋惜，他想再等一等，看看这件事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
“去执行吧！政委既然已经决定了，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刘伯承看出了张之轩的心思。张之轩出去后时间不长，很快便回来向两位首长复命：“都已经安排好了。赵副连长只有一个要求，希望革命胜利后，组织不要将他的事情告诉家中的七旬老母，就说是……打仗牺牲的！”张之轩眼中噙着眼泪说着。
“这个没问题！革命胜利后通知地方政府以战场牺牲优抚他的母亲……三国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尚且能优抚其妻儿。再说，是我们没有教育好她儿子，对不住她老人家……”邓小平说罢，又将一只烟蒂丢在了烟灰缸。张之轩清晰地看到，烟灰缸里已经有一堆烟蒂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邓政委在短短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接连吸了这么多烟……
“枪毙一个赵桂良，可以避免更多的赵桂良重犯错误……”
这天下午，公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塆前的广场上举行。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赵桂良被反绑着双手，被两名保卫科的战士看押在主席台前。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李达参谋长宣读了对赵桂良的处决命令，张际春副政委代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讲话，他沉痛的语气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
“请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啊！……”忽然，一个中年男人跌跌撞撞跑到主席台，群众席上开始一阵骚动，一些人在窃窃私语。原来，他就是赵桂良私自进去拿东西的店铺老板。他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听到邻居说解放军要枪毙一名在他家店铺拿了一些生活用品的干部，内心非常不安，赶忙跑回来求情。他着急地大哭：“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了。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请你们一定饶恕他……，
“邓政委说过了，部队的纪律是钢，不管是谁违反了都得受到惩处！您虽然原谅他了，但部队的纪律无法原谅啊！”李达参谋长在一旁抚慰这位店铺老板的情绪。
这时，群众中又站出一个老妈妈，她来到主席台前，拉住张际春副政委的手说：“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员。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粉条和几尺花布也算不了啥……现在部队正是用人的时候，咱可不能先杀自己人啊！我……我求求你啦！……”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台上。张际春连忙离开坐席，上前扶起老妈妈，并掏出手巾替老人擦泪。面对群众赤诚而悲烈的情绪，面对眼前慈母般的红军妈妈的一再哀求，张际春的情绪再也无法自制，再一次向邓小平政委请示。
“那位妈妈的话的确是肺腑之言。可是，事情虽小，军纪如山啊！我军铁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管他官有多高，功有多大，只要违纪，一律严惩不饶。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如果这次我们迁就了，今后有更多的人违纪怎么办？枪毙一个赵桂良，可以避免更多的赵桂良重犯错误……我的意见，还是坚决执行纪律！”在司令部，邓小平这么对张际春说。刘伯承说：“政委说的对，继续执行吧！”
张际春走出司令部不久，一声清脆的枪响从外面传来，这枪声，是那么的清晰，又是那么的决绝，更是那么的振聋发聩……
邓小平又抽出一支烟，对刘伯承说：“在司令部憋着会更难受，我们到外面的山路上走一走吧……”刘伯承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回答说：“好！”
这声枪响，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整个大别山区。群众纷纷感慨：“红军回来了，这还真是我们的军队！”自此，群众解除了对刘邓大军的顾虑，恢复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帮助解放军抬送伤员，送粮食，送情报，当向导，做军鞋，掩护地方干部……
这件事在整个刘邓大军中也引起了强烈震动，全军将士们都深刻認识到，今后无论是谁、无论什么原因，再有违反纪律的情况发生，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绝不姑息，都自觉消除了侥幸心理，从而教育了更多的人，官兵从中汲取教训，遵守部队的群众纪律。
曾任刘邓大军二纵六旅政委的刘华清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加强部队纪律，我们旅党委还专门作出了具体规定：不准到老百姓水塘里放水抓鱼;不准砍群众田里的甘蔗吃;不准用群众的柴火烤火做饭;不准进群众的内房住宿;不准上群众的厕所等等。从旅、团到各连均设有纪律检查组，每次转移后都要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睡的稻草放回原处没有，院子里打扫没有，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对违反纪律的，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
曾任刘邓大军六纵十七旅旅长的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里也写道：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十七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
经过这次纪律整顿，刘邓大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整体战斗力也得到明显提高。从此，刘邓大军开始扎根于人民之中，逐渐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创建了大块革命根据地，成为插在南京和武汉两大军事重镇的一把尖刀，为转人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86年，年过六旬、从公安部政策法律研究室主任任上离休的张之轩重访大别山，又特意来到了总路嘴镇。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群众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唯独那记忆如同这绵亘的大别山，依然山青水绿。大家都说，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军队，是因为共产党在对待人民利益的态度上与国民党截然不同。当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时，不管你地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一律依法处置，绝不姑息。张之轩走到赵桂良的坟前，小心翼翼地除去坟上的杂草，用颤抖的手掬起一捧黄土，轻轻地安放在战友的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