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作为中国抗战中继陆、海、空军以外“第四战线”的广播电台，在抗战宣传中处于极其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因此，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周恩来非常重视广播的抗战宣传作用，发表了3次脍炙人口的广播演讲，为抗战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
武汉：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
1937年12月18日，肩负中共中央重托，负责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的周恩来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武汉。此时全国抗战已进行了5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已迁至武汉，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会集于此。在武汉期间，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经中共中央同意，还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军政部门中担任的唯一要职，周恩来由此可出席国民政府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会议，并分管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1938年春夏，武汉三镇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开展。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迁移重庆的过程中，汉口广播电台暂时接替其播音使命，成为抗日呐喊的中枢喉舌，武汉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代表人物纷纷到电台发表广播演说，激励民众的抗日斗志。在领导武汉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中，周恩来充分认识到广播的宣传优势，他和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团结了大批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利用广播进行了新闻、讲演、戏剧、音乐等多方面的抗日宣传活动，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恩來曾于1938年4月8日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专论《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工作》，着重强调抗战宣传要扩大到战场前线，首先就是要利用每天的广播演讲鼓舞前线浴血奋战的广大将士。他还指出：“这次武汉抗战宣传周，应当成为全国抗战宣传的开始。武汉宣传动员的成绩，将成为全国宣传动员的模范。”
为将武汉抗战宣传周活动推向高潮，1938年4月11日周恩来即应邀在汉口广播电台作题为《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的广播演讲。当时中国军队经过1个月的激战，刚刚取得了抗战初期的一次大胜利——台儿庄大捷，大大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所以，周恩来在演讲中首先肯定了鲁南台儿庄胜利的意义，认为“这次胜利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接下来，他向大家分析了日军侵略的新动向：“第一，使用更集团的兵力，仍从津浦南下，但主力可能使用在敌人的右翼;第二，更可能的从津浦南段北上，但主力使用在迂回合肥方面;第三，沿平汉线两侧，突过黄河，切断陇海，使津浦线我国大军放在敌人的外翼。”
那么，针对敌人的侵略新动向，又该如何争取更大的胜利呢？周恩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要“更加巩固全国的团结”，因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地域，不分种族的全民族的大团结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基本条件”。其次，要“更加努力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如果能一次一次的增加，一线一线的开展，我们定能阻止敌人的深入，保卫我们抗战的中心——武汉，以便争取时间，准备新的力量，进行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再次，“要努力争取时间，建立新军，以准备决定的战斗”，“建军，不仅是抗战必胜的保障，而且是建国必成的保障”。这一伟大工程需要全国军民一起努力完成，而要做好这一伟大工程，周恩来提出以下7个“须有”条件：一是“须有好的自愿的自觉的人民来当兵”;二是“须有政治坚强的有战斗经验的干部”;三是“须有统一的适合抗战需要的编制”;四是“须有自觉的严格的军队纪律”;五是“须有近代化的技术条件高的武器配备”;六是“须有新的军事政治的训练”;七是“须有能使官兵一体军民一致的政治工作”。最后，要努力于抗战期中的建国，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
演讲快结束时，周恩来号召大家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准备最后决定的战斗，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复兴中华民族”。
长沙：抗日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
1938年10月24日，武汉临近失陷。周恩来依然战斗在抗日救亡最前线，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当天深夜，他来到新华日报馆，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安排工人刊印最后一天的报纸，张贴散发。25日凌晨，周恩来和最后一批撤离的工作人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撤离了武汉。10月27日，周恩来经澧县抵长沙，与叶剑英等住在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内。
11月6日，周恩来应邀在长沙青年会礼堂向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作《抗日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演讲，宣传持久抗战的思想。第二日晚，周恩来又以此为题在长沙广播电台向湖南全省再一次作广播演讲。
在演讲中，周恩来一开始就向大家阐明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此时"16个月的战斗完成了抗战的第一阶段。武汉退守后，我们的中心任务已由保卫几个大城市而发展到保卫全国，保卫西北、西南的根据地了。今天还是处于第一阶段和敌我相持的更深人的第二阶段的过程中。”
目前的局面究竟是怎样的呢？周恩来从敌我双方态势来分析，首先，“敌人方面：敌人正企图依据他所占据的北方的平、津、太原，中部的宁、沪、武汉和南部的广州等几个据点而向四围发展扩大，首先主攻的方向便是夺取南昌、长沙，然后再向陇海路向潼关、西安进攻，我们今天还不能阻止他的进攻而达到相持的局面。其次，就我方而言，正在争取我们的发展，把我们的力量深入到敌人后方，挺进到游击区里去，以阻止敌人从这些已取得的据地向四围发展的趋向，而转人敌我相持。所以无论从敌方或我方看，今天还是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
那如何看待即将过渡到的抗日第二阶段呢？周恩来说道：“即将转人的第二阶段的战争的特点，是在扩大保卫全中国，尽量发动平汉、平津以东的中国大半土地的游击区的活动，牵制敌人，疲惫敌人，而保卫在粤汉、平汉以西的西北、西南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由此，周恩来引出演讲的主题，详细说明了第二阶段抗战的中心任务，即“在中国东部发展游击根据地，在西部树立起坚固的屏障，保全西部的根据地，配合着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吸引敌人以最大的兵力到他占领地的后方去，争取时间来建立我们的国防军，建立我们反攻的力量，是抗战第二阶段我们的中心任务。”
根据抗战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周恩来谈到未来的工作方向，“由于这一中心任务的决定，我们深觉过去政治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只有表面的上层的偏其后方的工作，而没有真正做到深人下层和深人敌人后方的工作。配合着前线和敌人后方的由抗战新形势所决定了的工作的努力，是今后我们的任务”。最后，周恩来还号召广大青年勇敢地到敌后去，到基层去。
重庆：二期抗战的重心
1938年底，周恩来在战火硝烟中一路辗转西行，历经武汉、长沙、湘潭、衡阳、桂林等城市，行程数千公里，最终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当时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党派共同发声的宣传阵地，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宣传抗战，已经成全国人民收听的重要内容。
此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宣布抗战的第一阶段策略顺利完成，中国军队已经拖垮敌军;第二阶段重点摆在改进部队的作战技术和作战能力，期望能转守为攻。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准备好一年之内发动总反攻。同时，若是条件成熟，有必胜把握，也可发动反攻。
1939年5月，周恩来视察东南战场和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后回到重庆。针对抗日第二阶段的具体问题，周恩来于5月31日应邀在上清寺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二期抗战的重心》的广播讲演。周恩来作为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宣传喉舌——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这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影响也更为深远。
周恩来在广播中开篇严明主题：“全国同胞们，抗战将近两年，二期抗战也进行了半年多，目前抗战形势究竟怎样？这是大家要急于知道的。但为要了解目前抗战形势，必须先弄清二期抗战的重心究竟在哪里？依我的见解，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无论从敌我及国际哪一方面来看，二期作战的重心都在敌后。”
为什么强调“二期作战”的重心在敌后呢？周恩来就日军的战略目的和政治、精神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他指出：日军速战速决的方针失败后，“便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心便转向敌后，所谓以战养战，便是企图拿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补偿他的损失，继续来打中国。以敌人的想法，假使将敌人占领的区域真正为敌人所用，则敌人今日所侵人的十四省区，的确是中国人口最密、物产最丰、财富最多、交通最便的沿海各省，以此资敌，当然敌人困难会减少，而我们困难会加多，敌我相持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周恩來接下来进一步从四个方面分析敌人是怎样进行以战养战的企图的：首先，在军事方面，半年来敌人是扫荡重于进攻，“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之防卫与扫荡”。其次，在经济方面，敌人是开发重于封锁、建设重于破坏，“尽力企图经营在华占领地区的经济，如回复工厂矿山、收买原料粮食、推销仇货（敌对国家的商品和货品）、发行伪币、建设交通海港等等，都是想从中国来补偿损失，维持战争”。再次，在政治方面，敌人已知南北傀儡政权全无作用，故极力勾引汪精卫，企图由汪精卫来组织伪党伪政府来分化我国。最后，在精神方面，敌人是欺骗怀柔已渐渐重于残暴屠杀。
日军以战养战计划实施的效果怎样呢？周恩来认为，“基本上半年来敌人并未达到他以战养战的预期效果。扫荡战愈因扫荡而兵力更散，更加无力进攻。经济开发遇到我们抵制封锁，建设遇到我们破坏，收效也就会极微”，“只要我们努力，不让敌人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则敌人便无法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而只有继续失败”。
向民众分析清楚“二期作战，争夺的重心在敌后”这个道理后，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而“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说是展开敌后的全面战争。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他认为，“要与敌人展开全面战争和各方面的斗争，必须在敌人后方有根据地的建立，才能依靠那里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与敌人进行精神动员、武装斗争、经济封锁抵制和破坏，推翻敌伪，瓦解伪军，动摇敌军，恢复自己政权等等工作。没有根据地，便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便无法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敌后争夺，而敌人以战养战的危险便会增长。”此外，“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是游击战争的直接任务”，如此“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达到成功，争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事”。
周恩来在最后呼吁，二期抗战，一定可以进入有利于我方的相持阶段，以争取最后反攻的到来。因此，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才，都应该深人敌后，争夺敌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
这篇论述精辟、影响巨大的广播讲演，很快就刊登在由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主办的《广播周报》第173期上。周恩来在广播演讲中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准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宣传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打击了投降反共的思想浪潮，在整个国统区起到了很好的正确导向和积极鼓舞的作用。而在周恩来的倡导和影响下，彭德怀、邓颖超、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共领导人都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大后方城市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对于团结各界人士同仇敌汽、共御外侮起到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广播电台中发表广播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全国全民族同仇敌汽的协作氛围。而在抗战中周恩来所作的这3次广播演讲，密切联系实际，直言时弊，充满远见卓识，使大后方人民从黑暗中看到胜利的曙光，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