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1946年初，中国旧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一帮特务，制造了轰动全国的重庆“沧白堂事件”，蓄意破坏民主，维持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
事件产生的背景
抗战胜利之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停止内战，建设独立、富强、和平、民主的国家。当时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根据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条款，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历史称为“旧政协”）。会议由国民政府主持召开，邀请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其目的是“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团结各界民主力量，中国民主建国会邀请中国人民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于1946年1月11日，在迁川工厂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这天晚上，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听取了政协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关于政协会议进展情况的报告，商讨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响亮地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决定在政协会议期间，每天召开各界民众大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情况。民建出资5万元作为协进会的活动经费。选出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李德全、茅盾（沈雁冰）、曹孟君、孙起孟、罗叔章等35人组成理事会。下设秘书、联络、新闻3處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综合5个专门委员会。秘书处由胡子婴、章乃器负责;联络处由罗叔章、曹孟君、李公朴负责;新闻处由田钟灵、温仲六负责。协进会决定：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当天开会情况，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与建议;在最近期限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协进会成立后，立即展开活动。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从1月12日到27日，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到会群众十分活跃，由最初的几百人增加到3000多人，包括各界各业，相当广泛。“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为了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并促其彻底实施，于1月20日下午召开，参加大会的有2000多人。由李德全、刘清扬、史良、茅盾、章乃器、李公朴等11人组成主席团。李德全致词后，冯玉祥、陈铭枢、王若飞、郭沫若、谭平山、邓初民、刘清扬、罗隆基等相继发表演说。中共代表王若飞在会上强调指出，要求和平就是要停止内战，但停止内战，仅仅是使国内和平得到初步的保障，一定要有长期的和平，全国才能进行建设。要争取长期和平，永久不发生内战，首先要蒋介石实现他亲口许下的“四项诺言”，同时，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促成兑现。大会还通过了王葆真和许多听众提出的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权的提案。
协进会开展的这些民主活动声势浩大，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渴望政治协商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协进会对开好政治协商会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民党蒋介石看到这些不利于自己独裁统治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于是就处心积虑，有密谋、有组织的制造了重庆“沧白堂事件”。
重庆“沧白堂事件”的经过
“沧白堂事件”，是由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立夫，直接负责统一指挥的一次大破坏事件。陈立夫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当即命令其下属特务密切注视协进会的活动，同时拨给法币400万元，以每人每晚2000元的报酬，雇请了一批特务打手，对各界民众大会进行大肆捣乱和破坏。
这些特务和打手们穷凶极恶，制造了罪恶昭彰的“沧白堂事件”。
沧白堂原名叫“杨沧白纪念堂”，坐落在重庆沧白路中段，是抗战中期蒋介石为了缓和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控制四川，堵塞四川地方势力要求“川人治川”之口，以纪念国民党元老、四川重庆巴县（今巴南区木洞镇人）杨沧白而修建的，厅堂较大，院落宽敞。各界民众大会改到沧白堂举行活动，意义更为重大，因此参加群众更为踊跃，每次参加活动人数达千人以上。可是国民党特务和打手就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肆意扰乱和大搞破坏活动。
第一次协进会民众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月12日晚上，各界民众聚集在合作会堂，由章伯钧作报告。当时政协会议还在协商议程阶段，章伯钧作了简要介绍，并讲了他对和平民主的一些看法。于是，听众对政协会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希望国民政府改变经济自杀政策，取缔特务机关，废除党化教育，保障人身安全自由。
第二次民众大会是在1月14日晚举行（因为13日是星期天，政协休会，民众大会没有召开）。当天是政协开始讨论具体问题的前一天，民盟代表罗隆基在民众大会上报告了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六项办法，同时谈了他对上述办法的不同意见。大会主席施复亮抨击国民党政府是“彻头彻尾维持个人独裁”。许多听众纷纷要求开放政权，立刻释放政治犯，取消“中统”“军统”，审判汉奸，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第三次大会是在1月巧日晚举行，由史良主持，民主同盟代表张申府和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作报告。张申府申述了制定和平建国纲领的重要性，李烛尘报告了将向政协提出的经济方案。参加大会的许多职业青年提出：以各界民众大会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取消限制斯诺、爱金生等6名外籍记者来华的决定。致电蒋介石立即实现“四项诺言”，撤销各级三青团，撤销学校内部的国民党党部，废除新县制和保甲制，谴责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纵容日军，馅媚敌伪的可耻行径。这几次民众大会召开时，虽然都有特务、流氓混进会场或大呼小叫，或发出嘘声，有的蓄意乱扔烟头与人争吵，有的还以各种理由进行无端的骚扰，但是由于与会群众情绪十分高昂，捣乱者始终没能阻挡大会的正常进行。
从第四次会议起，各界民众大会改在沧白堂举行之后，听众越来越多，这时特务打手们的捣乱破坏活动也越来越放肆，愈演愈烈。第四次大会是在1月16日晚举行的，分别由周宝航主持、民盟同盟代表张东荪和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作报告。当报告人讲到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以后不能再有党军时，台下立即就跳出10多个特务打手，疯狂地叫嚷：“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广大听众十分气愤，同时高喊：“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严加反驳，把那些特务、流氓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这时郭沫若指责在场的特务们说：“今天上午政协是讨论军事问题，会场倒是一堂和气，并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特务们一听，更是狂呼乱叫，郭沫若愤怒地指责前面的几个特务：“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何必这样呢？！”说得特务们哑口无言。这些特务们不断生事扰乱会议，因此报告终被打断，大会未能终场。
第五次大会于1月17日晚举行。这一次是由李德全主持，邀请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青年党代表曾琦到会作报告，曾琦因故未能到场托李磺（青年党负责人之一，不是政协代表）代讲。李璜由美国归来，向大会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会上的各项提案内容，希望政协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但在大会尚未开始时，特务们就狂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等反动口号。报告人演讲后，特务们立即肆意狂呼、谩骂等等。邵力子是在李磺讲话之后才到会的，当时会场秩序已经被打乱，当大会主持人向他说明特务捣乱的情况之后，他竟把特务呼喊口号也说成是“申述民意”，并说就连联合国大会也没有成立协进会，进而劝协进会不要再开会了。这一次大会由于特务打手们的捣乱而不得不休会。
在第六次民众大会上，特务打手们的行为更为嚣张。这次大会召开时间是1月18日晚上。由李公朴主持，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告。邵力子在报告中竭力为国民党辩护，要求大家不要抹煞国民党在推翻满清政府，进行北伐和对日抗战中的作用，希望问题在和谐中解决。中共代表王若飞针锋相对地指出，解决问题必须互相承认与互相尊重，有了这个条件，才能和谐的解决问题。王若飞在会上揭露了蒋介石提出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污蔑共产党“拥兵自主”，搞“封建割据”，妄图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听众无比愤怒。这时，“中统”特务刘俊山等人敲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砸去，会场秩序立即大乱。许多进步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立即奔向讲台，在石子纷飞中，大家奋不顾身，将王若飞护送上车离去，不少群众因此被石子打伤。一个在会场上发了言的青年，刚刚走出大门即被围攻殴打，多名流氓将其按倒在地，拳脚交加，使这位青年多处重伤，动弹不得。另一些群众前去扶持也惨遭殴打，多处受伤，特务打手们无法无天的行为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
第七次民众大会是1月19日晚在沧白堂举行。会议由章乃器主持，邀请了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和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作报告。张群、吴铁城假借原因不到会，所以会议由梁漱溟作演讲报告。会上梁漱溟报告了整军方案和民盟提出的主张：军队应该不属私人，不属党派，不属地方。梁漱溟在讲话的时候，特务打手们多次扔石头、放爆竹，导致一个青年左眼被炸伤。鉴于特务打手们破坏越来越凶，再加之政协会议即将进入分组讨论，协进会决定民众大会在谋得维持会场秩序的妥善办法后，再定期举行。
第八次协进会民众大会于1月27日下午2时在沧白堂召开。到会群众3000多人，大会由阎宝航、李公朴、章乃器主持，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仍然不到会，这次大会首先由中共代表王若飞讲话。他说，政协开幕那天国民政府就下了停战命令，经过这几天的分组讨论，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大和宪草五项问题，许多基本要点已经趋于一致，这是一大成功。而昨天政协代表黄炎培等人的住宅受到非法搜查，说明蒋介石的“四项诺言”的执行仍然缓慢，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王若飞讲话后，因其他代表尚未到达，这时由中共代表顾问、山东大学校长李澄之报告山东解放区民主建设情况，然后由郭沫若作报告。郭沫若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和平建国纲领虽已拟定，但执行还待大家努力。在大会进行中，仍然有特务打手们大吵大闹。郭沫若回答听众问题时，几十个特务打手破口大骂。会开完后，郭沫若走出大门立即被特务打手们围攻谩骂，一直尾追到迁川大厦（即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址），郭沫若进入休息后，特务们仍然围在那里。郭沫若离开迁川大厦前去参加张君励寿辰茶会的路上，仍被特务们用石头袭击。李公朴从沧白堂到迁川大厦的路上也被特务们甩扔石头。
就在协进会举行民众大会的同时，民建先后举办了3次“政治协商会议讲座”。第一次是1月13日，在迁川大厦举行，由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黄炎培和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主讲;第二次是1月20日上午9時，在迁川大厦举行，由社会贤达代表缪云台和左舜生、何永吉主讲;第三次是1月27日上午10时，在沧白堂举行，由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励报告宪草协议。这些讲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但同样遭到特务、流氓的扰乱。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派特务打手捣乱会场，而且还非法抓捕和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协进会新闻处成立后，曾于1月14日下午在迁川大厦，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主持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交换有关新闻报道等方面的意见。新闻处逐日报道协进会的活动情况，真实表达民意，将特务打手们的捣乱行径载诸报端，这些举措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1月24日晚，新闻处负责人田钟灵夫妇与新闻处记者李学民工作完毕，到重庆青年路北平爱伦餐厅吃完晚饭出来，走到精神堡垒（即今解放碑）时，恰好停电，跟踪他们的10多个特务打手们蜂拥而上，将他们一起包围，妄称“奉命逮捕，请规矩点！”李学民他们严词拒绝，暴徒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行凶殴打。李学民受伤10多处，幸好群众闻声赶来，特务打手们见状不妙，不得不狼狈逃窜。
国民党反动派亲自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毒打李学民事件，激起了山城人民的公愤。协进会于1月26日下午2时，乘迁川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李德全、田钟灵夫妇和沧白堂管理人，分别报告了特务们连日来逞凶破坏捣乱的经过。李学民从医院送来书面报告，揭露和控诉特务妄图非法捕人和毒打伤害大会人员的罪行。章乃器、陶行知、胡子婴等相继发言，对“沧白堂事件”严正抗议，各报记者纷纷撰文，表示愤慨，披露报端，进行谴责。许涤新夫妇、罗叔章、朱宝萃、徐崇林、田钟灵等都相继前往医院，对李学民亲切慰问，加以声援。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一阵阵反民主的黑风恶浪，并不能阻碍民主运动的奔腾前进。恰好相反，更加激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怒谴责，强烈要求蒋介石兑现“四项诺言”的呼声越加高涨，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斗争越是蓬勃发展。
1月24日，陪都教育文化界茅盾、陶行知、邓民初、曹孟君、侯外卢、洪深、冯学峰、郑君里、黄洛峰、李公朴等70多人集会，由政协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报告了政协分组会议情形，一致通过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选出侯外卢、邓民初、剪伯赞、陶行知、茅盾、李公朴等17人为理事，巴金等4人为候补理事。1月25日，沙磁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校、中大附中等大中学校学生1万多人到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彻底执行停战协定，彻底实行“四项诺言”，保障人权，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反对官僚资本，严惩汉奸，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实现国内团结统一，和平民主。一些学生代表，受到正在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周恩来和邵力子、莫德高、陈启天、张君励、孙科的接见。之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绕城一周，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旧政治协商会议经历23天的反复斗争，终于就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5个问题达成协议，于2月1日闭幕。
为了巩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促使5项决议的贯彻实施，2月2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得到了中国劳动协会等有关团体的赞同，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业协进会、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杂志联谊会、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华北政治经济协会、陪都青年联谊会、重庆青年会等23个团体组成“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以下简称筹备会）。
筹备会成立之后，公开发布消息，发出通知，希望陪都所有团体都能参加。2月5日下午5时，筹备会负责人章乃器约同黄墨涵亲自去重庆市商会理事长仇秀敷家中，递交了给市商会的通知，并请仇秀敷转邀市农会、市工会、市教育会、市会计师公会、市妇女会、市律师公会、市中医师公会等派人参加筹备会。6日，筹备会举行了第二次扩大会议，9日，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市商会等8个团体都未派人出席。参加筹备会的各个团体经过反复协商，一致决定庆祝大会于2月10日上午9时在较场口举行。由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徐崇林等20多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并向大会报告筹备经过。谏请全体政协代表莅会指导，并请政协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励、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到会讲话。筹备会印制了大会《告全國同胞书》以备散发，并向市警察局洽定以较场口广场做大会会场。拨发经费40多万元，连夜搭建大会讲演台，布置会场。为了保证大会顺利进行，防止破坏捣乱，除函请军警到场维持秩序外，还由社会大学、中国劳动协会、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等团体，分别发动所有成员到现场协助维护秩序。
暗中部署破坏庆祝大会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公布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不但不为大会做工作，反而立即召集军统特务，密谋策划，大肆进行破坏捣乱活动。
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每天专程奔赴林园，向蒋介石报告旧政协会议场内场外的情况。蒋介石于幕后操纵，唆使陈果夫、陈立夫进行特务活动。于是，陈立夫亲自出马，邀约重庆卫戍司令王攒绪、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密谋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方治受旨后立即派中统特务吴人初准备讲演稿、印刷反动传单、口号，肆意篡改大会内容。还派中统特务刘野樵，收罗“袍哥”组织义字众合社“舵把子”贺洪兴，全义社“舵把子”王银山、永德社“舵把子”谭普连等，纠集特务打手七八百人做好打架的准备。庆祝大会开始当天晚上，王攒绪特别向宪军警负责人交代，派往会场的守卫人员遇到场内发生殴打行凶事件时，只许远而观望警戒，不得上前干涉阻止，不准场外群众擅自进入会场。国民党反动派为破坏庆祝大会召开做好了种种布置和准备。
国民党反动派部署就绪后，便向筹备会发起挑衅。国民党控制的市农会等8个团体，事先并没有参加大会的筹备会议，及至大会召开前夕，9日深夜10时，中统特务刘野樵、谭泽森、古锋等，携带着由市农委领衔而未盖公章的“八团体公函”，闯进大会筹备会委员章乃器住宅，声称：“参加庆祝大会，并必须出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章乃器立即表示：“人民原是一家人，个人甚表欢迎。筹备会且曾发函通知，以未见派人出席为憾。”可是，刘野樵等当面撒谎，诈称“没有接到通知”。章乃器虽戳穿了他们的谎言，但仍答应向筹备会转告他们的来意。当晚，章乃器立即和其他筹备会委员商量，决定临时多预备几张“主席团”标志，以便第二天接纳彼等参加。然而其实就在刘野樵等人上门衅事之时，一个血洗较场口、破坏大会的阴谋已在蒋介石授意下，暗中筹划、布置完毕。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果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