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会南
1950年初，广西上林县人民政府接到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代为查找一位名叫周可传的人，并请周可传“见信即到中央”。周可传究竟是何人？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对他念念不忘，要寻找他的下落，并邀请他去中央呢？
留日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1年5月，周可传出生于广西上林县巷贤乡大山村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周建勋，清朝举人;祖父周昌歧是贡生;父亲周宗燮，民国师范学生，是一位乡贤。周可传家中有兄弟妹6人，他排行第二。周可传童年在其父周宗燮办的南鹏小学读书，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1926年，考人宾阳县立高等小学，与在该校读书比他年长3岁的程思远同住一个房间，两人感情笃深。同年秋，程思远投笔从戎，步人军旅生涯，周可传则继续在校就读。
1929年，周可传考入广西省立第十二中学（今宾阳县中学）。一年后，转学到省立武鸣九中（今武鸣高中）。1932年考入省立南宁高中，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极为激愤，中华民族处在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周可傳与进步教师、同学一起，积极投身其中。1934年高中毕业后，周可传到程思远主持的南宁乐群社当职员。同时他与梁炎昌（南宁高中同学）经常来往，结识了梁的伯父、广西教导师师长梁瀚篙（陆军中将），为后来的革命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年冬天，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培养新桂系的后备力量，派程思远到意大利罗马大学深造。1935年春，周可传离开乐群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东京，他支持中共东京支部领导的“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和“文化座谈会”活动，与国民党的留日学生监督处支持建立的“中华留日同学会”作斗争，还在两广留日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阅读、学习共产主义刊物和进步书籍。一次，他和同乡同学卢特一起去听郭沫若关于中日关系的讲演，很受鼓舞，便整理笔记寄回国内扩大宣传。他的反帝爱国活动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警方对他进行监视，还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搜查，幸亏早做了防备，没让日本军警搜到任何证据。
1936年，周可传开始从东京给在意大利罗马留学的程思远写信介绍日本的情况，并时常将日本的进步中文刊物寄给程思远，进行交流探讨。程感于周的诚意，从自己储有外汇的伦敦中国银行汇钱给周可传，作为备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周可传和其他中共党员、留日爱国青年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他于8月初离日回国，因战事未能在上海上岸，只得绕道香港经广州回南宁。途经广州时，他参加了蔡冷枫（蔡华北）领导的“留日学生归国团”，并一同参加了广州各界抗日示威游行等活动。1938年春，他回到南宁，在邕宁县国民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秋，北上武汉，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周可传向周恩来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以及自己与程思远的好友关系。周恩来考虑到周可传的特殊情况，派其到安徽抗日前线，在第五战区桂军第一七四师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在此期间，周可传积极发动战区群众支援前线，并以其特殊的身份掩护中共鄂豫皖区委、立煌中心县委的活动。
受周恩来委派到桂林秘密工作
1939年夏，周可传从前线调回重庆。程思远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书记要职。周恩来有意派周可传回广西搞统战工作和中共地下工作。经中共南方局常委、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简称武汉八办）主任叶剑英函介，周可传的党组织关系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曹瑛单线联系，不与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1940年秋末，曹瑛调离桂林时，将周可传的党组织关系转交给李克农负责。
周可传到桂林时，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刚成立，程思远见周可传从前方回来自愿充当自己的助手，十分欣喜。程思远先任命周可传为机要秘书，后调其到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任组长，并且授予其用人的全权。程思远在《关于我与周可传的关系》材料中说：“地方干校分团人事，凡是可传、大文提出名单，我立即同意。其他分团名单也照此办理……凡是可传提出的人事名单，很少不被接受。广西学生军一、二两团的政工人员担任学生军分团工作，也是照样办理。”又据程思远在答复李朋章请求他惠撰上述材料的复信中说：“我与可传谊如手足，开诚相见。我当然知道他的立场，但认为无碍大局。”由此可见，其实程思远知道周可传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仍然重用。在程思远的支持下，周可传先后安排了6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进人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和20多个县、市分团部工作，广西三青团的领导权基本为中共所掌握，这在当时全国三青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周可传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工作期间，凭借程思远对他的信任，设法赶走了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康泽（“蓝衣社”的特务头子）安插在广西支团的亲信方采芹、黄保崇等人，净化了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的政治环境。
在做好广西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的同时，周可传将国民党在广西的军事、政治、党务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共，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0年10月，周可传被派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集训，经组织安排，他秘密会见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由于工作出色，得到董必武的赞扬和鼓励，董必武对他说：“你们广西三青团的同志不错，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以后继续把工作做好。”周可传受到极大的鼓舞，对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了信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广西当局反共日炽，桂林八办被迫撤销。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转李克农：“桂林办事处应立即撤退，克农可回延安，密件烧毁。”22日，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李克农率领下撤离桂林赴重庆。中共南方局指示周可传留在广西坚持工作，并规定联络方式和暗号。同年底，程思远被指责用人不当，把广西三青团赤化了，被调离桂林到重庆工作。临行前，他安排周可传到广西省军管区政治部任上校参谋，以保其安全。1942年4月，由于上级党组织派来的联系人记错联络暗号，周可传不敢贸然相认，此后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中断。
同年7月9日，国民党广西当局制造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桂林“七九”反共事件。在“七九”事件中，省工委、桂林市委所屬30多名中共党员在桂林、临桂和灵山被捕。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蔓（原名苏裕源）、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苏蔓妻）和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英勇牺牲。
受桂林“七九”事件的波及，1943年1月中旬，广西相继发生玉林“一·一三”和南宁“一一五”反共事件，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人狱，中共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在白色恐怖下，周可传临危不惧，他对妻子区雪芯（共产党员，贵县人）和身边的同志说：“干革命工作，遇到危险不要畏缩，对敌人不要怕。”他镇定自若，掩护和疏散同志。
在宾阳、上林两县开展抗日斗争
由于被国民党敌特追捕，周可传和七八名中共地下党员撤离桂林到宾阳县黎塘开智中学任教隐蔽。这所学校的董事长正是周可传的留日同学梁炎昌的伯父梁瀚篙，校长是梁炎昌。抗战前周可传在南宁读书时，通过梁炎昌已认识了梁瀚嵩。抗战后，周可传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周可传在开智中学被校方聘为教导主任。他除安排教学外，还利用各种场合找教师、学生谈心，向青年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揭露日军侵略罪行，鼓励该校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校园内爱国抗日蔚然成风。
不到半年，敌特跟踪到黎塘开智中学要抓捕周可传。由于事前梁瀚篙在桂林已得知消息，派人提前赶到黎塘通知梁炎昌转告周可传，并做了应对准备。一天傍晚，一部汽车满载国民党士兵开到开智中学要抓捕周可传。梁炎昌一面沉着应付，一面用当地话盼咐堂弟梁宝昌（学校总务主任）立即带周可传从学校后门转移，使他幸免于难。从此周可传辗转贵县、横县、宾阳、上林等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在此期间，周可传一方面通过梁炎昌和中共地下党员交换情况，研究开展武装斗争;一方面抽空阅读共产主义刊物，翻译日文版《资本论》一书。1943年-1947年，开智中学在梁瀚篙、梁炎昌的保护下，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1946年地下党员林克武从粤桂边南路带一批同志回广西工作，他先到贵县三里乡（区雪芯家）找周可传商量后，决定到开智中学以教书作掩护，指挥各县南路归来的同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
1943年冬，周可传回到上林，在大普坪举办抗日青壮年训练班（史称“大普军训”），有1800多人参加。
1944年，日军第二次人侵广西，宾阳区民团指挥部成立，梁瀚篙任指挥官，经留日同学梁炎昌举荐，周可传到宾阳区民团指挥部任梁瀚篙部主任秘书。在做好梁的统战工作，协助其积极抗日的同时，周可传利用工作之便，把卢哲、肖芳、何澄宇、罗富凡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介绍到指挥部工作。他们以指挥部的名义，在上林、宾阳建立了数十支抗日武装。据载，这些抗日武装对敌作战60多次，歼敌300多人，缴获大批物资和武器。1944年12月4日，周可传接受梁瀚篙的安排，在镇龙山建立了敌后宾阳县政府，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后，梁瀚嵩解职，周可传被迫转移到贵县（今贵港）、郁林（今玉林）、广州等地，秘密从事进步活动。1946年，周可传到广州，在高中同学莫荣甫的“力生庄”商行以秘书职务作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并继续寻找党组织，解决他的组织关系问题。在此期间，不少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同志到广州或去香港经过广州，都由他征得莫荣甫同意，安排住在商行的仓库里，避免了敌特的追捕。
1948年1月，为疏散隐蔽，妻子区雪芯（中共党员）、好友邵德宏（上林镇圩人，因在上林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民主进步活动被反动派通缉）先后到广州找周可传。周可传安排他们在花县的杨村小学教书，并鼓励他们要广泛联系群众，做好宣传工作。周可传经常把党的宣传小册子带给他们翻印，散发到群众中去。他们在杨村小学教书之余，发动师生出演《一江春水向东流》《兄弟开荒》等进步戏剧，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以武装斗争迎接广西解放
1948年秋，周可传在香港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他据杨德华的指示，回到上林游击区，组织武装斗争，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广西。
同年9月，周可传到广西上林县，与卢哲等中共地下党员研究决定在上林县南部、东部地区和宾阳县西北部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武装斗争。1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明山支队，支队长周国扬（中共党员）、政委卢哲、周可传任顾问。
1949年元月，周可传携同妻子区雪芯离开广州，回到广西上林县。当月，周可传、卢哲、卢建文等在巷贤领导群众攻打国民党黄华山金矿公司，揭开了上林南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序幕。此后，周可传、卢哲、卢建文在巷贤坡堆村、大卢村和万加恭睦塘小学等处举办学习班，培训骨干，发动群众购置、捐献武器和筹集经费，为全面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
春节后，周可传把妻子和孩子送到贵县，自己留在上林游击区。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妻子区雪芯说：“我这次到游击区工作，更困难，更危险。干革命总会有危险、有牺牲的，不要怕。万一我遭不幸，你要带好孩子，坚持斗争。共产党是一定会胜利的。”
1949年4月20日，在上林县南区党支部领导下，周可传率领队伍围攻巷贤乡公所，活捉几名国民党官员，缴获敌人长短枪17支、子弹一批，同时发动群众破仓分粮5万公斤。28日，卜林县民团副司令陆华山带领常备队前来镇压，被武工队和800多革命群众打退。在每次战斗中，周可传都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上林南区武工队占领巷贤后，敌人惶恐不安。5月3日，敌以六八六团为主力，纠集上林、宾阳反动团队共1300多人，分3路向巷贤进攻。武工队化整为零，部分人员转移到上林北区休整，其余分散隐蔽活动。敌人因找不到武工队，便加紧清乡，杀害群众20多人，烧毁民房200多间。
5月14日，陈衷带领邕宁、武鸣武装40多人回来和巷贤武工队共同战斗，捕杀了反动乡、村长等反动分子20多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敌人不甘失败。24日，敌六八六团再次从宾阳来“扫荡”，在黄邓激战一天，敵被打退。后武工队沿大明山向上林北区挺进，行至延霞岭，与敌军遭遇，发生激战。敌调集保四团和上林、宾阳团队1400多人，三路围攻延霞村。在突围战中，支队长周国扬被俘牺牲。周可传脚部负伤，29日转移到宾阳县新宾上河村地下交通站养伤时被捕。
受伤被捕慷慨就义
1949年5月25日，大明山支队从古竹、巴塘出发沿大明山麓北上过西燕入镇圩，到上林北区与独立第五团会合。当部队夜行军到武鸣县那桑庄延霞岭时，突然与国民党广西省保安第四团主力遭遇，发生激战，敌众我寡，突围中周可传脚板被竹根刺伤回到恭逊庄。因脚板肿得无法走路，5月27日夜间，周可传由4名战士和1名军医抬送转移到宾阳县新宾上河村地下交通站养伤。不料该站巳暴露，5月28日拂晓，宾阳县自卫队80多人包围该站，周可传、周展才等8人被捕，被关押在宾阳监狱。后国民党上林县政府派警到宾阳将周可传、周展才等押到巷贤乡公所关押。
周可传被捕后，在关押期间，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供，又以高官厚禄引诱，但他宁死不屈，始终守口如瓶。敌人从他身上一无所获，又怕游击队前来营救，决定将他杀害。1949年6月5日周可传被押赴刑场，途中他一路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和刚毅不屈的革命精神。在上林巷贤新圩桥头，周可传慷慨就义，时年38岁。
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1949年6月，根据中共上林特支决定，把南区（巷贤）和东区（白圩）部队改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团第三营。营长陈衷，教导员卢哲。改编后，第三营接受宾阳地下党的邀请，前往太守协助宾阳西区武工队开辟新区。随后，第三营又配合武鸣抗征团解放马头乡，巩固古竹、古民、王西及巴塘等游击基地。10月，第三营返回巷贤投人保卫秋收等战斗。11月5日，第三营奉命北上与独立团一、二营集结。11月11日，第三营在宾阳县地下武装和白圩民兵的配合下，围攻白圩乡公所，迫使敌人求和，接受我方派员建立白圩乡政权。12日，第三营乘胜夜袭三里乡公所，13日解放三里乡。这次战斗俘敌22人，缴获长短枪22支、子弹一批。三里乡的解放，使上林南北游击区连成一片。1949年11月20日，中共上林县委员会和上林县人民政府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二团。28日，第二十二团在北栏、周安一带阻击黄杰兵团南逃残敌，毙敌70多人，伤100多人，缴获大批物资和武器。11月30日，第二十二团与南下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在上林县圹石乡石门村会师。12月1日，第三营和兄弟营配合南下解放军先锋部队解放了上林县城。2日至4日，又配合南下解放军参加了解放宾阳和南宁的战斗。12月9日，第三营回师上林清扫残敌，活捉杀害周可传的匪首李文澜，在宾阳审判后枪决，终于为周可传报仇雪恨。
烈士英名永远铭记
周可传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光荣献身。他的英名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1950年初，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写信寻找周可传下落，因不知其身在何处，信寄给广西上林县人民政府，请他们代为查找。1951年，大明山支队战友侯甸从广东去北京开会，解放后首次见到李克农，他向李克农报告周可传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李克农表示十分痛惜，说周可传是个好党员，对周可传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
由于客观原因，周可传的党组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文革”期间，周可传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1981年5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曹瑛亲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为周可传的党籍作证。1986年8月6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在《关于周可传同志党籍的结论》（桂组字[1986]12号）文中写道：“周可传……1935年至1937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加人中国共产党……周可传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革命，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由于客观环境变化，虽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但仍坚持革命斗争，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应有作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党籍应予承认。”周可传的家乡上林县召开了平反大会，为其恢复名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杨烈在上林县平反会上说：“周可传同志虽然和党在组织上中断了联系，但仍然时时刻刻忘我地自觉战斗和工作，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周可传同志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84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周可传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现在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广西烈士陵园纪念馆都陈列有他的烈士遗像;他的光辉事迹收录在《中共广西党史人物传》;他的忠骨安葬在故乡一座名叫“仙坊”的青山上，墓碑两侧的对联上写着：可泣可歌在南区功在国;传忠传烈名彰史誉彰民。
信仰之光不灭，烈士的革命精神必将激励后代炎黄子孙自强不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