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富
朱枫，原名朱贻荫，又名朱湛之，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朱枫是她参加革命后的化名。她190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名门富家之后。年轻时就接受革命思想，抗战爆发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受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派遣，到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950年2月，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乾叛变投敌，朱枫不幸被捕。同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1983年，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朱枫在台湾英勇就义的事迹近年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知书店工作，进行革命活动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两次资助新知书店
朱枫对新知书店有两次大的“投资”，说是“投资”，其实是对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一次是在武汉，将变卖家产所得“投资”武汉新知书店;另一次是变卖祖传钻戒，资助桂林新知书店。这两笔投资，对当时资金十分窘迫的新知书店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正是因为有朱枫这样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捐助，才成就了后来大名鼎鼎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新知书店是一个穷书店，由于资金匮乏，再加上几次为避战乱撤退遭受重大损失，使得书店自成立起始终举步维艰。1935年新知书店在上海创办时，经费来源困难，启动资金是靠发起人10元或20元凑集的，然后靠进步文化人士募捐，10元一股，甚至半股也收。到1937年8月时，新知书店的资金总共才2000多元，资金紧张可想而知。有一段时期，书店工作人员只能靠摆地摊出卖存书来维持生活。“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新知书店迁往武汉，为凑足旅费，不得不四处筹钱，而书店的发展和业务的扩大又急需资金，使得书店的经费更趋紧张。恰在这时，朱枫和丈夫朱晓光为躲避日军逃难到武汉，通过在新知书店工作的朱晓光二哥朱曦光的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新知书店的创始人徐雪寒。看到新知书店资金拮据，朱枫便将变卖家产所得慷慨“投资”500元，由此加人到新知书店的大家庭。当时500元对于新知书店可以说是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了，朱枫也成为新知书店的一个大股东。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新知书店转移到桂林，同时设新知书店总管理处。抗战时的桂林是西南文化中心和全国闻名的文化城，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和文化团体云集桂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当时桂林的新闻事业空前繁荣，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盛极一时，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社科、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新知书店的出版活动相当活跃，出版了许多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通俗读物，以及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成为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的重要阵地。但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和战时的交通不便，出版书籍所需物资的供应都跟不上，而印刷制版用的薄型纸张更是非常紧缺。1940年，桂林新知书店总管理处急电在浙江金华的朱曦光和朱枫，要他们去日军占领的上海想方设法采购纸张，并捎回存放在上海的一部分书籍，完成任务后一起返回桂林。朱枫当时刚从新知书店设在皖南的新四军随军书店回到金华，准备到金华附近的云和看望思念已久的亲人。接到总店的指示后，朱枫二话不说就跟着朱曦光前往上海。
朱曦光和朱枫到达上海后，朱枫借住在老同学朱慰庭家，朱曦光立即同留守在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的汤季宏接上了头。新知书店从上海撤出后，因书店事业发展需要，1938年底在上海租界重建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但自从日军人侵后，上海租界成了“孤岛”，新知书店办事处是半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其任务是联络在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化救亡运动，编辑出版《新民主主义论》等新书和翻印大后方进步书刊，向皖南、苏北的新四军和大后方输送出版物及相关物资。汤季宏了解到新知书店的采购要求后，立即着手联系购买。由于印刷制版用的薄型纸张属于日军管控的战略物资，而市场也为日伪所控制。因此，汤季宏通过各种关系，费了好大的劲才联系到一批日本生产的薄型纸，然而商家要价非常高，朱曦光所带的钱根本不够支付。与此同时，运输线路的情况也让朱曦光大伤脑筋。按朱曦光原先的设想，货物经海运到浙东，再由浙东进入内地，这是一条相对比较安全、运费比较便宜的运输路线。然而，侵华日军为阻隔这条通往中国大后方的交通运输线，派遣军舰封锁宁波，使得海上运输无法从浙东进入内地。这批货物只能绕道香港、经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这样算下来，运输费用大大超过了原先的预算。任务的紧迫，经费的不足，使朱曦光心急如焚、一筹莫展。
朱枫也万分焦急，她苦思冥想如何解决经费这一大难题，想着想着，忽然眼前一亮，自己在上海的银行保险柜不是保存着一笔“遗产”吗，正好可以拿来救急。这笔“遗产”是一枚祖传的钻戒，钻戒重3克拉，是朱枫的外婆传下来的，朱枫十分珍爱。战乱年代，为保证安全，朱枫特地托人向上海的银行租用了一个保险柜，将钻戒保存起来。现在新知书店的发展遇到了困难，朱枫决定将心爱的祖传钻戒取出来变卖，支持抗日文化救亡事业。通过珠宝商人，这枚珍贵的钻戒兑换了3200元，这在当时可谓价值不菲，算是一笔巨款了。朱曦光用这笔钱购买了薄型纸50令，将薄型纸夹在新知书店上海分店为桂林總店印刷出版的2000册的《无线电学》书中，共分装了22个大包，发运桂林。朱枫也随同这批印刷物抵达桂林，参加新知书店桂林分店的工作。这时，朱枫又向新知书店捐资，充实了总店的资金，为新知书店的印刷出版事业发展增添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在桂林新知书店工作，积极推销进步刊物
在新知书店桂林分店，朱枫主要的工作是负责邮购书籍和出纳，而邮购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因为在那民族危亡、灾难深重的抗战时期，人们渴望了解国内外的形势，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分外迫切。新知书店以出版进步书刊为主，图书种类较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新知书店桂林分店的门市部，经常是门庭若市，新知书店考虑到外地读者没有机会到书店选购图书，就印制了一种小941-1宣传刊物《文化线》，免费赠送给读者，向他们提供文化出版消息，推荐进步书刊。因此有大量的外地读者写信到书店要求邮购书籍。朱枫不仅白天要为读者邮寄图书，晚上还要在潮湿的办公室，借着暗淡的豆油灯写信回复读者。夏季夜里，朱枫边摇蒲扇驱赶蚊子，边给读者回信。朱枫的回信周到、贴切、诚挚，充满亲切、友爱。对读者提出的问题，总是尽力予以解答。为了使解答更准确、全面，朱枫要翻阅大量的参考书和资料，直到觉得满意为止。朱枫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成为读者信赖的朋友。许多读者在信中尊敬地称她为枫先生，或者枫老师。有时朱枫会轮值在门市部站柜台，她对进步读者关爱有加，千方百计满足他们对书籍的要求。
朱枫不是简单单纯地把邮购看作是一桩买卖，而是认为这是向读者传播进步思想的桥梁，因而做得非常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她将邮购发票上的信息，如姓名、所购图书名称等复写下来，然后整理归类。每次给读者回信的时候，朱枫就会将该读者曾购买图书的信息资料找出来，详细系统地了解、分析该读者的阅读范围、爱好。从而做到有针对性地向其介绍、推荐新知书店出版的好书、新书。如果该读者爱好文艺，朱枫就介绍鲁迅、巴金、茅盾等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如果该读者爱好社会科学，朱枫就推介艾思奇、胡绳、沈志远、米丁等人的著作。朱枫还以报道消息、介绍新书的形式，引导读者提高其阅读的层次和范围，使读者接触、了解和接受进步的思想与符合时代发展的先进理论。所以读者非常感谢朱枫，赞扬她為读者“送来了明灯”，让他们在迷茫之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新知书店出版了许多宣传抗战、介绍进步思想的书籍，因而经常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压和刁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形势更加紧张，新知书店桂林分店被国民党广西当局责令“限期停业”。新知书店只好将门市部有偿转让给桂林文化供应社，仍保留原先桂林分店办理邮购和存货的太平路20号作为办事处，由许静负责，吴康宁、朱枫等人参与工作，继续办理出版、批发、邮购业务。在这样的艰难处境和险恶的环境下，办事处工作人员团结起来，既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又似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朱枫性格豪爽、态度诚挚，工作作风干练，赢得大家的尊敬，是办事处的主心骨。因为朱枫是办事处最年长的，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朱大姐。作为大姐，朱枫尽心尽力地关心、帮助办事处的每一个人，让大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办事处，最年轻的工作人员是陈曾夷，体弱多病，于是朱枫经常买一些鸡蛋之类的营养品给他补身体，每天督促他锻炼身体。刘兰玉是办事处的炊事员，家境困难，朱枫主动给钱给物接济她。有一次，刘兰玉的女儿从乡下来到桂林生孩子。朱枫亲自带她去医院检查身体，联系医生接生，忙前忙后，不辞辛苦，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吴康宁、许静夫妇生下孩子后，朱枫花钱买奶粉和炼乳送给他们，奶粉和炼乳在当时的桂林是十分昂贵的珍品。
新知书店职工的工资很低，生活特别清苦。然而全体职工有苦同吃，有难同当，没有怨言。这其中除了员工们秉持的理想信念之外，就是书店在工资待遇上实行平均主义，总经理与练习生的工资相差无几。朱枫是富家子女，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物质生活。她衣着朴素，经常穿灰布短装或蓝布旗袍，但无论是长装或是短装，总显示出整洁、朴素和落落大方。
夫妇同心打理书店，三进集中营救爱人
朱枫与朱晓光是一对革命情侣，是共同的革命志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朱枫与朱晓光相知、相爱于抗日文化救亡运动中。新四军成立后，新知书店创办人之一的薛暮桥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担任训练处长，要求总店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设立书店，供应图书。于是新知书店武汉总店在新四军教导总队驻地设置随军书店，为新四军将士服务，由朱枫与朱晓光负责。朱枫虽然是随军书店唯一的女性，但宣传、发货、记账样样精通，但这样夫妇一起同心工作的日子没过多久。1940年10月，日伪军对皖南新四军发动大规模扫荡，而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紧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限制，制造各种摩擦。为便于部队行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新四军对非战斗人员开始疏散、撤离。新知书店将朱枫调回金华，再调到桂林工作。朱晓光则坚守在随军书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朱晓光被俘，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在桂林的朱枫得知这一消息后，强忍住心中的悲痛，将全部精力投人到工作、学习中。1941年夏，中共党组织决定派朱枫前往江西上饶，营救朱晓光。于是，朱枫持桂林新知书店负责人的介绍信，日夜兼程从桂林赶到江西上饶，找到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三战区购粮委员会副主任孙晓村，希望能够将朱晓光解救出来。孙晓村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他为掩护进步人士、接济上饶集中营关押的新四军将士做了许多工作。孙晓村对朱枫说，直接营救恐怕难以办到，只能寻找机会让她去探监。
在孙晓村的帮助下，朱枫终于得到了探监的机会。但是以什么名义去探监，得费心思量，如果以妻子的名义探望，容易暴露身份，因为朱晓光在集中营没有用真名，而是化名为朱志芳。最后考虑再三，朱枫决定化名为周爱梅，取爱她的“梅郎”（这是朱枫对朱晓光的爱称）之意，以她父亲与朱志芳的哥哥同在兵工署是好友的名义探访。为了唬住看守朱晓光的特务和宪兵，朱枫故意打扮成一副富家小姐的模样，穿着时尚，出手大方。朱枫见到狱中的朱晓光，心如刀绞。时隔不到一年，此刻的朱晓光身患疟疾、疥疮，浑身伤病，气息奄奄，躺在所谓的“医护室”的泥地上等待死神的降临。但集中营的看守在旁边，朱枫只能将思恋、关切、担忧藏在心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看守谈笑风生。从集中营出来，朱枫到药店买了许多治疟疾的奎宁、治疥疮的药膏以及一些针剂等。然后以回宁波看望母亲返回的名义第二次来到集中营。朱枫把药品都交给集中营的医官，这些药品医好朱晓光的病绰绰有余，剩余药品被医官据为己有，发了一笔财。当天，朱枫本来打算返回桂林新知书店，但没有赶上晚上的火车，只好住宿在上饶。第二天早晨，特务找到朱枫，请朱枫再去一趟集中营。原来特务头子看到朱枫能说会道，而且看起来有些来头，想让她劝说朱晓光悔过自新。朱枫和朱晓光利用这难得的单独见面的机会，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念。
朱枫3次探监，送去的药品使朱晓光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身体日渐好转。每次探监，朱枫都送点东西给看守人员，令朱晓光的待遇有所改善，监管也放松了，这为朱晓光越狱创造了条件。1942年4月，一个大雨的夜晚，朱晓光和一位战友越狱成功，穿越赣闽浙三省的荒山野岭，辗转到浙江云和。朱枫得知这一好消息后，立即从桂林启程到浙江云和接应。随后，夫妇两人回到桂林。
1943年，新知书店安排朱枫去重庆，在新知书店开设的“珠江食品店”担任会计兼出纳工作，从而离开了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