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独特而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始终高举统一战线大旗，认真执行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最后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大本营。成功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开展兵运工作 扩大革命武装
陕甘边的革命，走的是一条由兵运工作人手，逐步建立起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曲折道路。为创造西北红军做准备。用“兵运”活动的方式来创建红军，这是刘志丹对当时全国普遍采用的工农暴动方式创建红军思路的一种创新。当时，陕甘边有“四多”，即地方杂牌军队多、民团多、土匪多、“哥老会”（民间秘密結社组织）多。他们之中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勾心斗角，既互相利用，互相依存，又互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为“兵运”工作的开展和红色革命力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1930年，蒋介石、冯王祥、阎锡山分盾激化，中共陕西省委多次强调要把开展兵运工作、瓦解敌人，发动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刘志丹、谢子长回到陕北后，根据社会状况和形势以及省委指示，在地方军阀、民团、土匪、“哥老会”中灵活开展统战活动，对各会道门组织、饥民组织采取争取政策。在革命武装未建立之前，派一些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某些军队中挂名建军，秘密建立中共组织，宣传、教育、争取士兵群众和进步军官，一旦时机成熟，即举行武装起义，先后组织了70多次兵变。
对国民党杂牌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刘志丹、谢子长还到负责宁夏防务的苏雨生的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安排到苏部，成立了学兵队，建立起了中共特别支部，实现了把中共组织建立在敌军内部的目的，为以后的靖远兵暴、西华池起义打下了基础。
1930年初，习仲勋受中共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4月，习仲勋组织领导两当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
搞好统战关系 争取帮会组织
在开辟陕甘苏区的过程中，红军不仅随时有被大军阀吃掉和打散的危险，如不注意搞好统战关系，化阻力为助力，还会处处受到掣肘。“哥老会”当时在陕甘边地区势力很大，活动面广，其成员大多为贫苦农民，多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而组织起来的，刘志丹就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改造的办法，为我所用。陕甘边特委和陇东各地中共组织也积极开展争取“哥老会”等帮会组织工作。
正宁县西渠的陈某，红军和当地游击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与其建立了统战关系。后来，红军和游击队来往经过西渠，都畅通无阻。陈某的家还成了革命者的落脚点，很多中共党政军负责人在他家歇脚、开会。华池县南梁“哥老会”的郑德明，是位很讲义气的“龙头大爷”，经反复做工作，游击队与其建立了统战关系，他曾多次为游击队买子弹、物资，寄养伤病员，通风报信，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还当上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的副大队长。经过教育、改造，“哥老会”中许多人都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共的领导干部，如马锡五、马海旺等人。
刘志丹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会师之前，还与宜君县小石崖的民团团总罗连城建立过统战关系。罗连城帮助红军解决过粮食、枪支弹药问题，红军伤病员还曾在他的医院里养伤治病。在南梁一带，刘志丹与“哥老会龙头大爷”刘寨头、郑德明、冯某等人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战线关系，他们都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改造绿林好汉 建立革命武装
1930年冬季，刘志丹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伍。当时，革命武装的力量还很弱小，这支队伍为设法隐蔽、求生存并获得发展壮大，主要是依靠统战活动。在此期间，刘志丹收编了陕甘边“非法武装”及饥民武装李培霄的部分人员，组建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初，刘志丹在合水县固城川麻峪村，把原来分散的几股武装统一整编，整编的武装力量中就有贾生财、唐青山带领的两支民团。贾生财是刘志丹在谭世麟部搞“兵运”时结识的，受刘志丹的教育和影响，两人建立起深厚友谊，在这次整编中贾生财任游击队四连连长。这年8月“早胜事件”发生后，刘志丹被高广任绑架到合水，又遭到陈珪璋的第五旅蒋云台追捕，在生命危急关头，正是得到贾生财在篙咀铺的掩护，才得以脱险。1932年初，受王明“左倾”主义影响，游击队开始内部“清洗”，贾生财不得不又回到篙咀铺民团。此后，他仍一直与陕甘边游击队保持着友好关系，为陕甘边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
对有政治背景、无法争取、群众所痛恨的土匪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对可以改造的土匪则采取积极争取改造政策。郭宝珊原来是黄龙山的“山大王”，贫苦出身，当过长工，下过煤窑，因受剥削压榨而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只好上山为匪，在惯匪梁占奎手下当上了营长。早在1931年，刘志丹就多次写信、捎话、做思想工作，争取郭宝珊弃暗投明。渐渐地，郭宝珊也通过“哥老会”的关系给红军捎话，表示决心投靠红军。刘志丹又亲自派遣马锡五前往合水城关接头，送去慰问品和马匹等物资。1934年10月20日郭宝珊率本部120多人在庆阳新堡正式宣布起义，进入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直属四十二师指挥，郭宝珊任司令员。在陕甘边特委和四十二师中共党委的教育帮助下，郭宝珊和他的不少兄弟都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历次作战中战功突出，郭宝珊也成为一名卓越的军队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解放后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
民团、军阀区别对待 化敌为友
在当时，面对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形势下，陕甘边区中共领导人对民团、地方军阀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总方针，并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他认为游击队不能处处树敌，对于民团、军阀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具体策略可归结为：不反动的，倾力联系;可以教育的，倾力团结;有革命要求的，倾力接收;中立的，倾力争取;与我为敌的，倾力消灭。
面对众多地方民团，刘志丹争取与不反对中共的民团发展联系，争取民团中队长沙秉彦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同时，其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使得一些地方武装自愿要求参加红军，翻身求解放的热潮风起云涌。1935年正月，彬县永乐镇民团班长王富贵发动了永乐镇民团起义。之后，王富贵带领队伍与关中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了整编，王富贵被任命为连长。
还有对军阀陈珪璋的统战工作。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师。不久，谢子长也来到南梁，与刘志丹共同领导这支队伍。会师之初接近寒冬，部队既无吃穿，又缺少枪支弹药，没有安身之所，随时有失败的危险，为了解决眼前困难，游击队领导人研究决定不得不暂时投靠陈珪璋。谈判结果，陈珪璋仍把十一旅的番号作为游击队的番号，把庆阳新堡一带划为十一旅的防地，并拨给了几大车棉衣、枪支弹药、医疗设备等，使游击队渡过了困难。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刘志丹为领导的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在开辟陕甘边苏区的过程中，这些统战经验，后来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陕甘边特委和各级干部认真吸取，更加注意统战工作的开展。
组织回民参加农会 扩大民族自决
早在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中要求加强回民工作，扩大民族自决，反对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龙嘴子、西渠两乡聚居着300多户、2300多名回民，除3户地主、富农外，其余均為佃农，多是从陕西商洛和甘肃平凉等地逃荒而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就开始做他们的工作。19犯年3月，谢子长带领游击队在寺村源建立农会、赤卫军时，就派人到这两个乡发动回民群众与汉族兄弟一起打土豪、分财产、闹革命，并在两乡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吸收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人党，组织回民代表参加寺村源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使当地的回民第一次享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1935年12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西北回民工作的决议》，要求抓好对回族劳苦群众斗争的领导。在中共的统战政策引导下，广大回民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积极要求参加红军，1934年下半年，王世平、王世英、孙长青等19名回族青年组成了回民游击队，1935年被正式编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团。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根据中共中央精神，新正县于1936年7月成立了龙嘴子回族自治乡，实现了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愿望。
总之，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和领导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工作中开展的统一战线政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其它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秘密所在，是中国革命事业中一个伟大的创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积极因素，化被动为主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今天我们探讨陕甘边统战工作的经验、方法，对当前党的统战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