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梅生
曾希圣，土地革命时期凭借破译敌军电报密码的高超技能。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二局帮助红军多次化险为夷。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经率先在安徽全省推行包产责任制。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把火……
曾希圣，字腾光，1904年10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一户书香人家。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人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7月，随军北伐，后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转人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山东从事秘密工作和兵运活动。1930年。调任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同年冬，任上海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
1932年初，中革军委为加强情报工作，把原来的侦察科改组成一局（作战局）、二局（情报局）、三局（通信局）。曾希圣出任二局局长。
当时的情报搜集工作，主要是依靠派人出去侦察的原始方式。可由于敌人防患极严，加之很难渗入其高层，以至于可获得的情报少而不准，尤其核心机密更是难以获取。即使已经获取，有时也会因为传递不及而过期。为有效解决这样的难题，曾希圣想到了破解敌人的军用密码电报。并向上级请示成立了电文破译小组。他想方设法寻找突破口：向中共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弄清编码规律；将抄收的敌台密电，按时间登记编号。通过已经发生的战况。反过来“倒查”密电内容；从缴获的敌军密码本和电报底稿中找出破译方法：向被俘的敌军电台人员了解其密码和译电常识……然后，没日没夜地比对、分析、研究，反复推敲。
缺口终于被曾希圣打开。但很快引起了敌方的警觉，敌人不时地变换着密码。甚至各支部队都建立了自己的密码。为更好地提高破译效率，曾希圣设置了专门的破译机构，总结出专门的破译方法，如每一部电台，都针对敌人的一个或两个师，由专人负责研究。
1932年11月，红一方面军发起金（溪）资（溪）战役。敌人在抚河流域集结了9个师，伺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根据曾希圣提供的情报。趁敌调整部署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歼灭了敌第五师第十三旅。敌人增调3个主力师至浒湾，兵分两路，对红军进行报复性攻击后，曾希圣及时截获敌左路军指挥官吴奇伟下达的作战命令。红军立即决定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予以迎敌。不料，很快觉察红军意图的敌人，悄悄改变了主攻方向和兵力部署。曾希圣又将情报火速报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司令部连夜调整作战方案：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二军星夜赶到枫山埠附近埋伏，待机歼敌；红三军团向琅琚方向进击：红五军团进至黄狮渡西南，以阻击敌第十四师、第五师进犯。枫山埠之战，红军重创了号称国民党“铁军”的吴奇伟的第九0师。为金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至1933年7月，曾希圣及其领导的二局已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00多本。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周恩来称赞他是“为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无线电通讯自然成了其传递军情的主要方式。对中央红军来说，破译敌人的密电码，获得相关情报，采取相应对策，无疑尤为重要。为了能够不间断破译密电码，不遗漏任何消息，曾希圣把人员分成两队，一队一到驻地，立即竖起电台，开始侦收译电；一队随时准备随大部队出发，以便在新的驻地及时开展工作。
12月上旬，曾希圣及其领导的二局侦获敌人已在湘西、湘南集结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去湘西途中的重要情报。毛泽东等力主改变行军路线，转入贵州。
1935年2月30日，大部分中央紅军已经在赤水南岸整装待发，而根据已有情报显示，北岸的敌人只有两个师。如果就此对阵，中央红军稳操胜券。可红军的背后却有敌人的两个主力纵队计6个师，正由安底西北一带往东南方向逼近红军，且仅有一天的路程。怎样才能迟缓背后的敌军，全力对付北岸的敌人呢？曾希圣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献计：利用我军掌握的敌人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的口气，发出调开敌军两个主力纵队的命令。
敌两个主力纵队在收到假电报后，真的按照中央红军指示的方向而去。中央红军胜利通过赤水。
进入云南后，二局参谋陈仲山不幸掉队被俘。随身所带的情报泄露了二局的破译能力。蒋介石立即命令另行编印多种密码，每部电台各发10种秘本，每日调换，每10日再另发10种密码。曾希圣领导二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照样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
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攻占川北的松潘城，然后取道甘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7月中旬，中央红军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尔盖。此时，二局从无线电侦察中得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完成集结，薛岳兵团也进至平武地区向胡部靠拢。显然，如果红军再攻打松潘。不但可能打不下来，而且还有被敌围歼的危险。于是，中央决定红军改走草地进入甘南。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重大损失。
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电令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曾希圣收到电报后，当即报告给时任右路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叶剑英连夜骑马赶到巴西报告毛泽东。中共中央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北上甘南。叶剑英向曾希圣传达毛泽东的整体转移指示后，曾希圣立即派人骑马追回二局外出背粮的20多人，以夜间查铺查哨为名悄悄离开。赶到中央机关所在地。
曾希圣及其所领导的二局先后在长征途中破译了国民党800多种不同电文密码版本。毛泽东曾称赞：“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12月5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3个技术侦察部门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并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爆发。次日清晨8时许，值班译电员拦截一份国民党军有“兵谏”“留省、反省”等字样的电报。但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曾希圣则大吃一惊：“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随即。一面报告毛泽东和朱德，一面要求严密监控东北军、西北军和在甘肃的中央军以及驻河南的各中央军电台动态。曾希圣接下来的电报支持。为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同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为师长，曾希圣为政委。在张鼎丞未到任履职的情况下，曾希圣挑起组建七师的重担。至年底，主力部队发展到4000人。地方武装增加到2300人，活动区域扩展到2万多平方公里。
1943年，曾希圣组织、领导广大军民，取得了两次反“扫荡”和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与日伪军作战189次。1944年，曾希圣指挥七师对日伪军发起进攻，大小战斗共760多次，消灭日伪军3104名。1945年8月，曾希圣领导根据地军民“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收复无为县城，攻克凤凰颈、襄安、运漕、雍家镇、望城岗等40多处敌伪主要据点。到日军投降时，七师由创建时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3万余人。收复领土达15万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曾希圣还积极主持地方工作。
1941年秋，曾希圣任皖江区委书记不久。就开始进行减租减息的宣传发动工作。讨论通过了《二五减租试行办法》，颁布了《减息法令》。他努力发展生产、贸易，广开财源，实行精兵简政，紧缩开支。他经常深入部队营房和农民家庭，号召战士和群众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仅1944年，全区便开垦荒地7000亩、植棉数万亩、植树1000多万株、养鱼1000多万尾，还创办了8家工艺社、1家卷烟厂。挖修塘堰3600个，整修圩堤6800丈。这不仅使百姓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新四军第七师有“富七师”之称，也为兄弟部队提供了物资和财政援助。同时，曾希圣还积极健全学校教育，创办皖江联立中学、含和中学、皖江第二联立中学，发行皖江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为此，曾希圣赢得了“不仅能治军，地方工作才能也相当杰出”的赞誉。
这些也为曾希圣建国后在地方工作、成为一方大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3月，曾希圣调合肥任中共皖北区委（省级）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由谁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毛泽东说：“曾希圣曾跟我说过想去安徽工作，安徽也正好需要这样的活菩萨。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安徽吧。我相信他会大有作为的！”
此前的安徽，是一个灾害频繁的省份，被称为“乞丐之乡”。曾希圣也因此被戏称“乞丐头子”。而曾希圣却说：“穷则思变，‘乞丐头子的帽子必须从我手上摘掉。”
曾希圣首先面对的是治理淮河。历史上，淮河流域经常泛滥，且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沉重灾难。早在1949年冬，华东水利部就已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制定了《治淮方略》。而1950年6月，皖北地区骤降暴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百年罕见。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淮河水暴发，水头高丈余，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沿淮群众闻声相率攀树登屋，呼号鸣枪求救，哭声震野。洪水在老观巷、邓郢孜首先漫堤，平地水深丈余，群众将小孩用布包起，牛用绳捆起挂在树上。”毛泽东也连续批了3份关于淮北灾情报告给周恩来，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政务院随即召开治淮会议，通过《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贯彻“蓄泄兼筹”的方针，从修筑堤防，兴建水库、水闸到开挖新河和各种渠道，形成了相当完整的防洪、蓄水、发电、航运、灌溉等除害兴利的系统和网络。
修建佛子岭水库是治理淮河的一项重点工程。预计这个工程需要三四年时间。曾希圣常常住在佛子岭工地，亲自指挥和协调。至1954年11月建成，历时2年10个月，实际控制面积1270平方公里，总库容4.96亿立方米，防洪标准达到千年一遇。
为发展农业。曾希圣调阅了安徽省志和各县县志，了解天文、地理、水情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并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避灾保收”的三项改革，即“改变夏秋两季收成的比重，扩大夏季作物面积：改种耐水作物和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从而使195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7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1倍多。毛泽东说：“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料，是农业专家。”
1959年至1961年，我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看到人民生活的慘状，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曾希圣，决定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专心安徽的工作。
曾希圣在深入农村调研时，有人讲到一件事：宿县有一个73岁的农民。儿子得了肺结核病，无法劳动，有人劝老人吃“五保”，可老人只要求公社给十几亩荒地。自己开荒种粮食。结果，一年下来，不仅自己留了1000多斤粮食，还上交了1800斤公粮。曾希圣觉得，这是农民的积极性在起作用，于是决定推行责任田，即实行包产责任制：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还主持召开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此举是探索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尝试。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率先搞“责任田”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可曾希圣却义无反顾地对省里的其他领导说：“你们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在参加中共中央于1961年召开的广州会议中，曾希圣就此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曾希圣随即在合肥郊区的蜀山公社进行试验。农民对此非常高兴，劳动积极性特别高。经毛泽东同意，曾希圣逐渐将范围扩大，最终在全省达到91.1%。也就是说，安徽基本上都在搞责任田。而当年粮食产量超产将近60亿斤的结果表明，责任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不仅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还支援了邻省。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的“责任田”被指是“单干风”，是“复辟资本主义”“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不仅没有被重视，还受到严厉批评。
由于曾希圣坚持保留自己的看法，提出要用以后的事实来证明是对错，最终被免去安徽省委书记职务，调任华东局第二书记，被“赋闲”了起来。
1965年8月，因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曾希圣转赴成都出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文革”爆发后。曾希圣曾多次被“造反派”押到会场批斗、押上大卡车游斗。把他踢得跪倒在地。为保护曾希圣，周恩来让他留在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可江青等极“左”势力硬说曾希圣是插手安徽的“黑手”，挑起群众继续对他实施围斗。
1968年7月15日，曾希圣一直低烧不退，身上出现紫癜，甚至便血。医生一看，是胃大出血。由于被耽误治疗，曾希圣离开了人世，享年64岁。
曾希圣去世后，没有召开追悼会。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曾希圣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197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解放”曾希圣，并提出为曾希圣恢复名誉。
197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曾希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平反昭雪。《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曾希圣的文章，指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在安徽率先起步，迅速推开，与希圣同志当年所倡导推行‘责任田的实践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