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无论从士兵数量、武器装备，还是从后勤保障、军队作战技能等战争元素都无法和国民党军比肩。然而，解放军竟能化劣为优，赢得完胜。
对此，我很不解。带着不解，询问父亲。我的父亲陈行俭（1931-2008）是淮海战役的亲历者。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前后生活了40多天，忍饥挨饿不说，还没有洗过澡，换过衣服，每天都是和衣而睡，全身长满了虱子。直到1949年1月11日，才侥幸返家。
淮海战役打响时，他正在国立徐州师范读书。1948年11月30日，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弃守徐州，率领30万守军西撤，陈行俭被裹挟到邱清泉兵团做挑夫。当他随邱兵团沿萧（县）永（城）线路西逃，到萧永边界的张庄寨、青龙集、李石林，陈官庄一带地区时，即被解放军合围，到了无处可逃的绝地。
父亲认为，国民党军淮海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失“人和”。他告诉我，作为一名书生，他以前对社会上传说国民党军的种种祸民行为尚半信半疑。待他作为挑夫同国民党军“王牌”第五军一道西撤途中，才真正明白老百姓称国民党为“刮民党”、中央军为“遭殃军”的恰切。
原来，第五军在西撤途中，所路过的村庄无不洗劫一空，抢粮食，拉牲口，用枪逼着老百姓拿出藏起来的钱财，不从或没有者即枪杀；更有甚者，一些下级军官和兵痞还利用短暂休息的时间，奸淫妇女。
一开始，他对国民党将领不制止部队祸害百姓的行为很是不理解，认为将领们放纵手下抢劫、屠杀民众太愚蠢，是自掘坟墓。直到国共双方军队交战后，他才明白，他们之所以放纵士兵祸害百姓，是为了让士兵尝到战争的“甜头”，获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以使其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卖命、当炮灰。这种以牺牲民心换军心的做法无疑愚蠢至极，也是失败的根源。
国民党军队沿途抢劫，挑夫的担子也越来越重，走路当然就慢了许多。但挑夫只要稍有迟缓，他们就会被用树条抽，枪托打。挑夫负重前行，挨打受骂，又吃不好，瞅准机会就想逃。其实，逃是逃不掉的，只要挑夫跑，就会被开枪射杀。我的父亲时年尚不满16岁，体态微胖，加之很少参与生产劳动。体力、耐力都不适宜作做挑夫。所以，他在西行路上挨打受骂最多：待走到萧县境内时，已是精疲力竭，就算是被看护的士兵枪打、条抽也走不动了。
据我父亲回忆，一次，正当催赶的那士兵骂骂咧咧，痛打他一顿时，一辆载有军官和家眷的军用吉普车停了下来。一位校級模样的军官走下车来，制止了这一打骂，将他带上了车。上车后，他才得知，要他上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四十五师作战处的一名军官，他的太太刚分娩不久，身体较弱，离不开仆人的照顾，刚诞生的男婴也急需人抱。可他们在撤离徐州时，担心带仆人西撤是累赘，早早就已将仆人打发了。军官夫人见他眉清目秀，又是位学生，遂让老公要来，随车照顾她，并给她抱孩子。
12月1日夜，第四十五师西撤到萧县西南祖老楼区相山庙一带时，即被追赶的华野主力部队撵上，双方交火开战。战斗激烈空前，解放军的炮弹和子弹不时光顾军官家眷栖身的茅草屋周围。战斗进入胶着状态，那位作战处的军官见西撤无望，就抽身来到夫人身边，和夫人商量着要将孩子送人逃生。夫人起初死活不同意，哭着哀求军官说：“全家即使死，也要死在一起；要是能逃，也逃到一处。”但军官不同意，哽咽着劝说妻子。孩子带在身边一则可能被流弹打死。二则带着是累赘，不便逃跑；如果送人，说不定还能保全生命。他夫人也看到情势的危险，遂默认了这一决定。她在西撤路上得知我父亲是萧县地界人，因觉得他忠厚老实。又颇具正义感。遂拉着他的手跪求道：“小兄弟。俺知道你是位善人，俺拜托您将孩子送到一个好人家去，让他活命吧；孩子若能活命，俺来生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说罢，她把孩子包好，给孩子套上金质的长命锁。又摘下自己的手饰、挂件等放到包孩子的棉被里，亲了亲孩子的脸，掩面挥手让把孩子抱走。
军官喊来两位贴身卫兵，化装成农夫模样，陪同我父亲一道将孩子送人。
就这样，我的父亲在两个卫兵挟持下，向相山庙东南方向枪炮声稀疏的地界走去。当夜，战斗甚烈，战场周边村庄的百姓要么逃走他乡避战，要么紧闭门户不开。我的父亲一行抱着孩子走了三四个村庄，敲了30多家农户的门，都没有找到愿意开门接纳他们的百姓。黎明时分，他们来到距战场不远的一座村庄村口时，两个卫兵死活不愿进村了。他俩强行将孩子抛弃在村口的路边。并摘走孩子脖子上的金锁，拿走孩子身上的金银手饰、挂件等贵重物品，并押着我父亲原路返回。可当他们到达国民党军队阵地时，两个卫兵却阻止我的父亲去见将孩子送人的军官夫妇，反而把我的父亲押送到一个战斗连的连部，交给该连连长看管。
对此，我的父亲曾做过推测，这两个卫兵不让他返家，一则可能怕他出卖他俩，引领解放军或地方民兵抓他们：二则他俩是外地人，怕返回途中遭遇解放军或地方民兵，而有一位学生模样的当地人走在一起，无论是见到解放军或民兵都能蒙混过关。至于不让他去见军官夫妇，当然是害怕他说出真相了。
此时，我的父亲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五师与解放军在相山庙一带连续激战一夜半天后，渐感不支，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遂向兵团司令部求援。12月2日夜，援军赶到第四十五师阵地。协同第四十五师同解放军进行一夜死战后，第四十五师方得以西逃。
而我的父亲被两个卫兵送到第四十五师的一个战斗连队后，连长就安排他给前沿阵地送子弹。由于他走了一晚上的夜路，身心俱疲，加之他本身力量就弱，根本就扛不动沉重的子弹箱，连着几次都没有将子弹箱扛到肩上，遂用双手抱着子弹箱走向阵地。才踉踉跄跄前行几步，就摔倒在地。连长见他的确扛不动子弹箱，也不是干重活、粗活的料，也就没有再为难他，在骂了一通粗话发泄不满后，便安排他在连部做杂务。后来，这个连队的文书在西向路上被流弹打死，连长就安排他接替文书的工作。在连部里接收抄写文件、命令等。
话说第四十五师逃出相山庙战场后，边打边向西撤，约在12月4日才西撤到永城县陈官庄一带与兵团主力汇合。但此时的第四十五师同兵团主力一道，又被解放军团团围住。
据我的父亲回忆，第四十五师在陈官庄一带被解放军围困了近40天，但他们弃守徐州时，为快速逃跑，限定每人只能携带7天的干粮，虽然他们在西撤路上沿途抢粮。强拉牲畜。但也不够近40天吃的。再加上他们在同解放军交战后，一些士兵为便于逃跑。还扔掉了部分随身携带的食物。所以，当他们被围困不几天，就断粮断炊了。
断粮后，为填饱肚子，他们就与占领区的老百姓争粮、争食。各部队派出精干士兵，游走于陈官庄周边的村镇，抢粮、抢食，搜寻一切能够人口的食品。等老百姓的食物被抢光后，他们就宰杀队伍中拉大炮的骡马、军官和骑兵的战马、从沿途村庄抢来驮军用物资的牛、驴充饥。牲口宰杀完了，就吃榆树皮，茅草根，甚至连老百姓家里储备用来喂牛羊的干萝卜缨、红薯秧子也吃个精光。这时他们真真切切地饿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凡是能充饥的东西，不论是能人口的，还是不能入口的，都争抢着吃。为缓解部队断粮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每天派飞机向陈官庄地区空投食品，但由于阵地太过狭窄，空投的食品大部分落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因食品稀缺，国民党军常为争抢食品厮打，甚至发生枪战。
1948年的冬天冷得特别早，也特别厉害。时令刚进入12月，寒潮就袭来，气温骤降，成天刮刺骨的北风不说，还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阵地上的国民党军将士饥寒交迫，卧冰盖雪，冻死饿死者不可胜数。阵地皆在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就连情急之下挖的战壕也遮蔽不了身体，不利战士作战。
国共两军攻防双方在萧永边界僵持了近40天，解放军围而不攻。国民党军队防而不逃，一味固守待援。
正当国民黨军队身处饥寒交迫，突围无望，援军无影之时，解放军采取散发传单、喇叭广播等形式有序分层次开展攻心。先是向高层喊话，通过手摇发电机带动的大喇叭和手卷铁皮喇叭，昼夜轮番向阵地宣读毛泽东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奉劝杜聿明、邱清泉等“体惜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别再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了”。接着向下级官兵喊话宣传，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分析国民党军队插翅难逃的战场形势，内战的不义，起义投诚的待遇，优待俘虏政策，解放区穷苦百姓翻身后分房分地的喜庆事件。解放军还时常让起义投诚官兵阵前劝降，被俘士兵现身说法，翻身农民宣传解放区的光明，以此瓦解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意志。
我的父亲说，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让他代做连里文书工作的那位连长，早没有了在相山庙战场上初见时的勇、猛、狠劲。代之而来的是满脸的沮丧与无奈。时常自言自语说：“天亡国军，天亡呀！”一天晚上，他心事重重地对我的父亲说：“看起来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逃出这一劫呀！家里尚有高堂父母、妻儿要我养活呢！”我父亲乘机劝他带兵阵前起义，投奔光明。他连连摇头说：“这事万万做不得，一是因为长官正处在危难之际，现在背叛长官就是不仁不义；二是自内战开战以来，我多次与解放军战场拼杀，双手沾满解放军的鲜血。”接着又说：“我一恨自己没有战死在抗日战场上，那时战死了还是个民族英雄；二恨自己看不透形势，抗战结束时，没有解甲归田。我愧对父母，愧对妻小！”
我的父亲告诉我：“这位连长姓王，广东人，名字我忘记了。我只知道他告诉我他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兄弟姐妹6人，二老健在，一妻两子在广东农村老家。他1938年加入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真刀真枪同日军以命相搏，九死一生，靠战功一步一步升迁到加强连的连长。”
1949年1月5日，这位王连长像是预感到解放军要发动进攻似的。把我的父亲叫到跟前说：“小兄弟，大战在即，枪炮无眼，你逃命回家吧。”
在走向解放军阵地途中，我的父亲曾几次被流弹击中，但幸好着弹点均在他穿着的棉袍边缘。由于他营养不良，走路乏力，所以虽然是早晨离开的国民党军阵地，但直到天黑才走了约20公里路程，跌跌撞撞地走到萧县地界的张庄寨附近的任庄，找到他在徐州师范一同读书的一位任姓同学家里，休息了4天，待恢复了些力气，向同学家里要了些盘缠、食品后，用了近2天的时间，才走回到距任庄约50公里的萧县城边的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