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治钊
1904年，清政府就开始筹建成渝铁路，以筑路为名强行集股，搜刮民间白银1670多万两，这些资金被腐败的清政府挪作他用，甚至被贪官污吏装入私囊，成渝铁路最终没有建成。从历任军阀到国民党政府，只完成了14%的工程量，而且没有铺一根钢轨。新中国成立后，成渝铁路建设得到重新启动，从1950年6月开工至1952年7月完工，仅用了两年时间。从成都到重庆，横跨四川盆地，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就全线通车，实现了川渝人民近半个世纪修铁路的愿望，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成渝铁路建设中，邓小平及时解决铁路建设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充分显示出一代伟人的决策魄力和从政智慧。
自力更生轧出5万多吨钢轨
1949年6月中旬，在上海陈毅市长家中，邓小平见到了陈修和。陈修和是陈毅的堂兄，也是一名兵工专家，抗战时期，他在重庆负责兵工军械工作，对西南情况比较熟悉。这次来上海，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委派，协助陈毅联络那些失散或滞留的兵工技术人才。陈修和是四川乐至人，而邓小平是四川广安人，两个四川老乡见面很高兴，彼此聊天很投机。因为邓小平刚接到中央命令，要去中共中央西南局担任第一书记，于是向陈修和了解重庆的情况，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成渝铁路。“目前成渝铁路是什么样子？”邓小平问。陈修和回答说：“铁路基本已勘定，不少段的路基已经基本筑成，内江桥的桥墩已经修出水面。”接着，陈修和还建议，修铁路需要钢材，可以启动重庆钢铁厂，那里有许多从武汉搬过来的设备。邓小平说：“这个情况，我心里已经有数了。我党建立新中国，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有信心，把成渝铁路很快重新建起来！”
陈修和的建议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解放之初，钢材属于奇缺材料。而筑铁路，铺钢轨，则需大量钢材。因此，一个不得不克服的难题，就摆在了邓小平面前。如果解决不了，修建成渝铁路，不就是一句空话吗？当时建设成渝铁路，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批准，毛主席嘱咐邓小平，一定要建成成渝铁路。毛主席还明确指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在铁路建设筹备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商讨钢材问题，邓小平说：“我在上海时，与陈修和先生会过面，他告诉我说，在重庆钢铁厂，那里有从汉阳炼钢厂转移过来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年产4万多吨钢铁。”
按照邓小平的想法及要求，在重庆大渡口钢铁厂，时任西南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万里，亲临工厂现场组织领导。经过1000多名职工不分昼夜，抢修设备，精心调试，在1950年5月1日，也就是国际劳动节，终于轧出第一根钢轨。当时，全厂上下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庆贺。又再接再厉，在两年内轧出5.6万吨钢轨，完全满足了成渝铁路所用钢材需要。
协调海军帮助运输建筑物资
1950年7月底，成渝铁路的路基已经基本形成，铺轨架桥、路料运输，急需机车车辆，而当时四川没有一条铁路，火车头怎么运进川呢？碰到这样的难题，西南区交通部长赵健民，到西南区机关办公地点重庆，向邓小平请示汇报。
看到赵健民焦虑的神情，邓小平给他倒了杯水，安慰说：“别急！先喝口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再想想办法。”邓小平认为要解决运输问题可以利用长江水道，就对赵健民说：“由中央拔给的桥梁、机车、钢梁等物质，可以先运送到武汉拆装，然后水运至重庆组装！”赵健民问：“目前长江航运部门没有大型船舰可以承载，怎么办？”邓小平说：“这好办嘛，我们可以请海军支援！”
邓小平又说：“我们共产党有决心、有信心，让成渝铁路在我们手里建成！”随即，拿起桌子上的手摇电话机，给贺龙打电话说：“贺老总，成渝铁路现在有难题了，主要是机车等物质无法进川，是不是请你协调海军，支持我们把东西运输进来？”贺龙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听说成渝铁路有困难，在电话那头，很爽快地答应说，我立即去办理这件事。贺龙亲自到北京，找到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肖司令员很快答应帮忙，但事关调动海军部队及舰艇，还要请示中央军委的同意。贺龙又到中南海请示，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
就这样，由中央军委下令，从海军调来登陆艇，将32台机车、57辆客车、484辆货车、21万吨钢梁等材料，化整为零，分期分批装船。1950年8月，全部安全顺利地运至修建成渝铁路的工人们在紧张地架设沱江大桥重庆九龙坡码头，创造了当时中国长江水运史上的奇迹，同时也解决了机车等物资入川的难题。
然而，把物质弄上岸，似乎并不是那么顺利，问题总是接踵而至。一台机车重100多吨；一辆客车长18米、重20多吨；货车长11米、重10多吨；一孔钢梁重20多吨。如此庞然大物，当时九龙坡码头规模极小，根本无法承担机车、钢梁等材料的吊装任务。“若不将码头改建，根本无法起吊。”这个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交由重庆工程局去办！”1950年6月，成立了九龙坡码头管理所，经过多次会商、集体研究、反复比较多个方案，决定采取简易方案改建码头。这一方案仅用少量投资，历时一个月就完成了，真是既快又省又好！
那些机车等零散部件卸船上岸以后，全部放在九龙坡码头仓库里。1950年9月，又组成了机车车辆装修大队，专门负责组装和维修。工人们日夜加班加点，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全力组装机车及车辆的零部件。5个月里组装机车8台、平板车27辆，满足了铺轨、架桥、开行工程列车的需要。
解决筑路大军的粮食给养问题
1950年6月，筑路大军由3万名解放军及10萬名民工组成，共计13万人。建设铁路需要资金，筑路大军需要粮食给养，当时西南刚解放，国家财政相当困难，既缺钱又缺粮，缺钱可以想办法，但缺粮可就不行了，总不可能让筑路大军饿着肚子修铁路。据预算，两年时间约需大米2.5亿公斤，才能满足筑路大军的基本吃饭问题。
这个问题也牵动着邓小平的心。从铁路建设开工以后，邓小平便一直关注工程进展，他曾经多次亲临现场，了解工人生活及施工进度等情况。1950年8月23日，邓小平到现场办公解决困难，时任西南财政部长陈希云汇报财政工作时，就提到了粮食和资金问题，说吃饭问题难以保障，财政已经出现赤字，钱粮短缺。听完汇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财政要保证重点，成渝铁路要先修，其他的可以缓办。要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千方百计增加税收，铁路建设要保证。”
在不大的会议室，气氛很紧张，讨论很热烈，有的人在不停地抽烟，有的人在皱眉头，看见大家情绪很低落。邓小平深情地说：“哪怕资金再紧张，也要把成渝铁路修起来，不要有畏难情绪。要勒紧裤腰带，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艰苦奋斗，修铁路1年1亿多公斤粮食，我看还是行的。”
邓小平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在节俭方面，给大家做表率。他不讲究吃穿，吃只要吃得下，穿只要穿得暖和，至于饭菜质量好坏，衣服料子优劣，他更不在乎。例如，邓小平身上那条灰哗叽裤子一穿就是几年，裤脚边早已磨破，身边人员觉得他穿着破裤子参加隆重的开幕典礼不雅观，执意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他却拒绝说：“共产党人开会不是比赛穿新衣服，而是讲究干净整洁，裤脚破点没啥子关系。”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建成，在政治上展示了我党为人民造福谋利益的宗旨，在经济上开创了交通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的先河，从根本上带动了大西南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无数事实证明，要致富先修路。因此，人们称赞邓小平这一决策是“一着高招，走活全盘棋”。
实事求是择优设计线路方案
从线路设计上来看，成渝铁路由成都向东引出，经过青白江陈家湾，折向正南进入简阳市，经资阳市（雁江区）、资中县、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县后折向正东，过永川区又向南延引，成渝铁路与长江在朱杨溪站相接，相邻重庆永川长江大桥，在白沙站返向东北，沿长江北岸前行抵达重庆站。在审定成渝铁路设计之时，因三峡计划修水电站，按照工程设想，水库长2000多米，拦水筑坝高程增高，水位也要相应增高，蓄水高程增加，也就是说，水位可能比原来提高150多米。紧挨长江的沿线车站，及部分铁路可能会被淹没。对此，铁路与水利、电力等部门之间意见不统一，铁路部门坚持原来的路线，而水电部门则要求修改方案。这些不同的意见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为了统一各部门认识，他立即召集各部门及专家座谈研究商讨。
在开会过程中，与会人员各抒己见，都站在自己部门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正在大家争执不下之时，邓小平陷入了深思，他操着浓重的四川方言说：“请大家不要争论了，我问问看，三峡大坝方案是否已经进行了勘测设计？”水利部门负责同志回答说：“尚未展开，只是有此设想。”邓小平又问：“10年内能否交出全部设计文件？”回答说：“也不能保证。”
“这就对了，如果十年内还不能提出三峡大坝设计文件，那么成渝铁路是不是还要等10年后才施工？同志们呐，大家想一想，时间不等人啊，在10年之内成渝铁路已建成通车，肯定已经发挥效益，且投资早已赚回来。到那时如果水位上升淹没铁路，重庆至九龙坡一段线路需要改线路也不迟！”邓小平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摆事实讲道理，使水利、电力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心服口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事实说话，使一场相持不下的难题，就这样在客观事实面前得以解决。
事实上，三峡大坝直到1994年12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宜昌三斗坪向全世界宣布三峡水电工程开工建设，距成渝铁路建设已时隔40多年。后来根据三峡大坝建设需要，长江沿途线路及车站也作了适当调整。
邓小平亲点铁路总工程师
1950年初，由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下令，调第十七军政委兼军长赵健民，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后又经国家铁道部部长藤代远部长建议，让赵健民兼任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赵健民上任伊始，邓小平、刘伯承两位领导在重庆分别接见了赵健民。邓小平对赵健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已同意修建成渝铁路，以实现四川人民几十年的愿望。”接着，邓小平又说，“带兵打仗我们有经验，修铁路我们可没有修过，是我们不懂的新事物，必须需要大量人才。”为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邓小平还提议，要不拘一格提拔、选择人才。邓小平亲自点将，让国民党政府原来的交通部次长萨福钧，出任西南鐵路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赵健民上任后，不负重望，迅速组建起西南交通部机关，并把主要精力用于修建成渝铁路上。邓小平亲点的萨福钧，曾留学美国，他是清代海军名将萨镇冰之子，也是詹天佑时代的技术员，参加过粤汉铁路、南京浦口轮渡等工程建设，担任过总工程师。不料藤代远也看上了萨福钧，要调萨福钧到铁道部工作，却被邓小平“截下”了，邓小平对藤代远说：“萨福钧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修成渝铁路需要他，让他先修完成铁路建设任务再调走吧！”
当时萨福钧已年满60岁，不负邓小平知遇之恩。赴任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分昼夜，一心扑在铁路建设上。白天风雨无阻跑工地现场指导施工作业，晚上就在宿舍里研究难题。他的宿舍兼办公室，整个夜晚经常灯火通明，总是忙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萨福钧为加快成渝铁路建设，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950年8月1日，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1951年6月30日，铺轨到永川：1951年12月6日，铺轨到内江；1952年1月26日，铺轨到资中；1952年6月13日，铺轨到达终点站成都。工程以每日铺5公里的进度推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奇迹，也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
成渝铁路建成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签署命令，嘉奖西南铁路工程局用两年时间修通成渝铁路。在西南局给予萨福钧奖励记功之时，萨福钧流下了幸福的眼泪，他激动地说：“40年前在美国学习修铁路，回国后本想大干一场，可是清朝及国民党腐败无能，没钱修铁路，现在建国之初，就修通成渝铁路，我应尽己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