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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过春节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过春节

赖晨

1935年春节期间,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枪声中,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在长征途中为战士们表演了一场没有刻意组织的春节联欢会预演。在紧张而又愉快的气氛中,中央纵队一路进发,接连召开了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决定了红军东返遵义.之后又三渡赤水,甩掉了国民党几十万追兵,渡过了金沙江。自从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团代替了以前的“三人团”.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有了发挥作用的实际指挥权。由于有了正确的领导,红军战士们士气高涨。

提前上演的春节联欢会

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干部休养连有300多人,直属于军委第一纵队第二梯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队伍中有红军“四老”: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还有许多文化人、学者、高干和30多位女红军,如邓颖超、贺子珍、李坚真、李伯钊、危拱之、蔡畅等。

1935年元旦前后,干部休养连准备了元旦同乐会,参加同乐会的蔡畅提议:何不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为指战员们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春节联欢会,欢度新春佳节。她的提议得到了积极响应,举行春节联欢会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之所以筹划春节联欢会,除了因为文艺人才多集中在休养连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进入贵州后,红军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随着进占遵义和遵义会议的召开,举行一场热热闹闹的新年联欢会似乎变得更顺理成章。而“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新战略和行动决定传达后,大家更加感到,说不定这场文艺晚会到时还将是两军会师的大联欢。

李伯钊和危拱之是筹备晚会的骨干,她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与她们一起创立八一剧团、长征后在政治局做翻译的伍修权,也被邀请加入进来一同策划。他们列出了节目单,经典节目肯定是必演的,像苏联舞蹈《水兵舞》《红色机器舞》《丰收舞》,话剧《我——红军》《为谁牺牲》等,但更重要的是还要创作一批能反映征程、鼓舞士气的新节目。

1935年1月26日.中央纵队来到了贵州土城县。此时这个黔北小镇已经洋溢着浓浓的年味了。

由于路途顺利,部队抵达时间较早。大家吃过饭,当夜晚的篝火燃起,将大家征途劳顿的面容映红时。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情不自禁地打开嗓子先唱了起来:“滔滔乌江急又深,手拉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

她的歌声刚落。在大家的喝彩声中。“凤阳花鼓”唱得特别好的危拱之接着唱起来:“咚咚锵!……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歌声一阵接着一阵。就好像春节联欢会的预演一样,战士们越围越多,大家要求李伯钊也表演一个。围在中央的篝火熊熊燃烧着,只见李伯钊大大方方走上场。唱了一首苏联歌曲。一曲唱罢,赢来一片叫好。细心的同志发现了,在观看的观众中,还有毛泽东和几位军委首长。他们今天的情绪也格外的好,不但因为明确了新的战略方向,还因为在向土城进军的途中,毛泽东等人对青杠坡一带的地形产生了兴趣,已构思出一个在此地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尾追的川军部队的设想……

在掌声的鼓励下,李伯钊又跳了支《水兵舞》。阑珊夜空,篝火映红,大家打着拍子。哼着调儿。沉醉在她轻盈而欢快的舞蹈中。李伯钊一曲刚跳完,只见徐特立反穿羊皮袄,头戴破毡帽,闷着头,慢慢悠悠地走上场。

他站在场上并不说话。而是表情认真地将双手伸进羊皮袄里,上一抓、下一挠、左一扭、右一拽,皱紧眉头,提出个东西,放进嘴里。只听见“噼啪”一声,然后徐特立蹙着鼻子说:“嗯,这个肥。”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又反复着类似动作说:“李伯钊跳《水兵舞》,徐特立跳《捉虱》!”大家先是一愣,才发现他将虱子在人身上令人奇痒难耐的神情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顿时爆笑如雷……

歌声和舞蹈让大家暂时忘却了危机,在这难得的时刻纵情欢笑。

最后,应大家要求,蔡畅唱起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随着蔡畅的歌声,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周恩来、张闻天、伍修权……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轻声哼起来。逐渐汇成了合唱,雄浑的歌声回荡在土城的上空,合唱凝聚的氛围感染着这个寒冷的冬夜……

与群众一起过“开心年”

1935年1月28日,土城青杠坡之战失利。29日,红军一渡赤水。1934年除夕,也就是1935年2月3日.渡过赤水河后的部队已疲惫不堪,干部休养连举办春节联欢会的计划暂且搁置。广大红军指战员们在行军途中辞旧迎新。

中央纵队在紅五军团的掩护下,除夕当晚。在寒风细雨中跋涉30多公里崎岖山路。从风水桥到达川南石厢子(今四川省叙永县石坝彝族乡政府所在地)。

石厢子位于川南门户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濒临赤水河畔,南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毗邻,西与云南威信县水田乡接壤。它位于赤水河北岸。红军长征时石厢子村只是一个居住着75户人家的村庄。聚居着汉、彝、苗等各族群众400多人。沿着石厢子左侧陡峭的山符坛子口而下,就是赤水河上游的大渡口。

石厢子四面环山,古木参天,怪石嶙峋,地势险要,一块形似箱子的巨石矗立村头,因而村子命名为石厢子。这个处于万山之中、四周岗峦环绕的地方,连水都很难找到,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节。

1935年2月3日(甲戌年腊月三十)拂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纵队从摩尼向石厢子进发,经安基屯、东瓦沟、阿里普。于下午5时多抵达石厢子。

红军中央纵队进入石厢子,当地汉、彝、苗等各族群众扶老携幼、箪食壶浆迎接红军。红军总部、电台、军事法庭、没收征发委员会、银行等均驻扎于此。红军总部驻石厢子万寿宫,毛泽东住在老乡肖有思家里,电台设在老乡刘春和、刘会元、陈文中家里,中华苏维埃银行设在老乡袁继武、彭海家里,没收征发委员会设在老乡王连山家里,苏维埃纸币兑换处设在五圣宫。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喜欢找书找报,以便了解当地历史掌故、诗词歌赋和风土人情等。当时不可能在偏僻的石厢子马上找到报纸和地方史志书籍,于是毛泽东派人去请了一个谙熟当地情况的“私塾”先生来详细询问情况。

红军为了使群众能欢欢喜喜过春节,立即开展了打土豪、斗恶霸的行动。没收了当地土豪彭正凯、周世成的粮食和财物。准备分发给穷苦的百姓们过年。

当天晚上,中央红军召开重要会议,用开会的形式在石厢子过年。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既然长江前线川军重兵集结.不让中央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会师,既然一时难以渡江,滇军前来堵截,也还未到跟前,部队索性就在云南边界扎西(今威信)一带休整几天,观势待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张闻天)等也都表示同意。石厢子会议从2月3日晚上一直开到2月5日凌晨。凌晨时分,石厢子会议结束。中革军委研究敌情后,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转移。

在石厢子继续开会的第二天2月4日(乙亥年正月初一),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将没收的恶霸地主的粮食、衣服等一一分给了汉、彝、苗等各族群众。红军还与当地群众一起聚餐,军民欢天喜地共度新年.当地群众称与红军一起过年叫过“开心年”。同时,红军根据群众要求逮捕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税卡员肖宝之。红军为民除害,接济穷苦百姓,深得汉、彝、苗各族群众称赞。

石厢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只休息片刻,吃过早餐就准备出发。2月5日上午10时。中央纵队告别石厢子的各族群众,转入云南境内的威信地区。

博古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

2月5日.也就是1935年正月初二,中央纵队从石厢子出发,冒着零星小雨.走小路行军30多公里,于当天下午时分到达水田寨。水田寨仅有3户人家。却也称为一个“寨”。红军初到寨上,却忽然响起枪声。经侦察查明。此处驻有一营滇军。他们据守在山坳里修起的几座碉堡内,向路过的红军部队射击。行军队伍只得绕开。继续行进。进了水田寨,就是云南地界了,山间小路,甚是难行。晚间9时左右,部队才到达花房子宿营。

1935年2月6日(乙亥年正月初三),中央纵队进驻石坎子、大河滩,总部驻今石坎庄子上.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陈云、博古、刘少奇、邓发、凯丰和秘书长邓小平。2月9日。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滇东北的威信县城扎西。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在乌蒙山麓扎邻之西。说它是一座县城,没有城池;说它是一个镇子,总共不过300多户人家,星星散散分布在一个小盆地上。周围都是农田,市街狭小,房屋破旧,只有几家铁匠铺和两座寺庙。显得极其偏僻与荒凉。

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进发的脚步。因为是大过年的,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负责民运和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时值春节,红军驻在扎西街头,总部驻江西会馆。大雪纷纷扬扬,狂风呼呼,一夜之间地面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积雪。一些用篱笆搭成的帐篷被积雪压塌。被狂风吹倒,百姓纷纷邀红军到家中避风雪,红军婉谢。

扎西会议(在云南省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由于县城驻扎西镇。史称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扎西会议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交接形式很简单。博古将两只一直带在行军途中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箱子,交给张闻天。那两只箱子是江西上好的樟木做的,有些年头了,外面包着的那层“马口铁”都磨出了深深的刻痕,若隐若现的飘出了樟木特有的气味。丢失了中共中央在瑞金的办公场所之后.所有党内最高级别的机密文件.还有象征着党内最高权力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红色印信,全装在这两只箱子里.这两只箱子可谓意义重大。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再占遵义。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将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因此黔北比较空虚,紅军应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

除旧迎新士气高涨

在长征途中,担任红一军团前锋的刘亚楼后来回忆,1934年除夕,中央红军基层部队按照惯例召开了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获的胜利,总结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组织游艺会餐。但由于这次过年是在长征途中,与往年不同。游艺会餐都在比较小的单位简单进行,而且不是主要内容。最主要的是大家都把精神集中在当前的战斗.部队呈现着另外一种紧张的气象和愉快的心情。连队的晚会,都是报告和讨论当前战略方针,宣传鼓动突破乌江的战斗。“突破乌江”“拿下遵桐”“完成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新年……”是当时的战斗口号。

部队经过党的支部会议、军人大会的动员后,战士们受到鼓舞,部队士气高涨,大家信心百倍。每个红军战士都坚定了胜利的信念。

1935年2月10日凌晨。中央红军发出《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将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整编后一个团的兵力达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2月18日至20日,元宵节的花灯高高挂起。毛泽东趁贵州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之际,再度挥师黔北.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随后,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谪系吴奇伟部2个师另8个团。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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