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虹
1937年，中华大地硝烟弥漫，日军铁蹄肆意逞狂，华北、华东、华南相继沦陷，地处中国西南的广西柳州成为抗战后方。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学者、名人教授，怀着科学救国、抗战必胜的信念，随着所在机构的南迁纷纷来到柳州沙塘广西农事试验场（简称“广西农事场”），沙塘由此被誉为“中国战时农都”。
1937年9月，广西大学农学院（简称“西大农学院”）从梧州迁往沙塘：1938年初，西迁重庆的南京中央农业试验所在沙塘设立广西工作站（简称“中农所广西站”），中农所各系办公室与广西农事试验场合署办公：1940年4月，广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广西高农”）在沙塘创办：1942年6月，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简称“广西推广繁殖站”）在柳州沙塘成立：1946年3月，农林部西江水土保持试验区（简称“西江水土保持区”）落户沙塘。
回顾“中国战时农都”的发展历程，众多科学工作者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除了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主任伍廷飏和继任者广西农事场场长陈大宁的领导建设外，后来身兼八职的马保之（广西农事场场长、中农所广西站站长、西大农学院教授、广西高农校长、广西粮食增产督导团副总督导、农业推广技术人员培训班班主任、沙塘小学校长、沙塘垦区主任）更是不断完善和光大了广西农事科研中心，他们都是“中国战时农都”的领军人物。到抗战结束时，马保之率领农业科研专家们共开设了120多个研究试验课题，取得了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使广西当时的农业科技呈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而且之后为我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立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和广西农事试验场
20世纪20年代，新桂系为增加耕地面积，于1927年3月成立柳庆垦荒局。拟开垦柳州沙塘一带的处女地。时任广西建设厅厅长伍廷飏出任柳庆垦荒局局长，局址设在沙塘，开始进行荒地调查和垦荒管理。这是广西省政府设立较早的农林机构，其业务管辖柳（州）庆（远）区的16个县，主要业务为调查和开发荒地、创办模范农村及市场、移民开垦、开办林场育苗造林等。
1932年3月1日，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在沙塘成立，利用原柳庆垦荒局旧址为总办事处。1933年，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从北流、岑溪、容县3县移民1500人来区垦殖。区内设沙塘、石碑、无忧3个垦区，另设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实验农场。1934年初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因功能的扩大，不再是单一进行垦殖水利工作，还要兼顾建设新农村、改造旧农村及土壤、荒地调查，农林试驗、马厂建设等，除移民垦殖外，经济、组织、教育、村政工作等都在陆续开展中。1934年7月，广西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后，即将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改为“广西经济委员会农村建设试办区”，后为适应新的需要改为“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试办区主任为当时已卸任广西建设厅厅长的伍廷飏。试办区的工作分村政、生产建设、经济组织、教育4部分进行，其主要工作包括优种、肥效、水利、气象、耕作等农事的研究、试验和改进。
1935年8月，柳州暴雨成灾，位于羊角山一带的广西农事试验场受洪水浸泡，损失惨重，且羊角山区地势不平，四面环山，其地形与气候均无广西农业代表性，不适宜作试验研究基地，广西农事试验场故于1935年冬迁移沙塘。
1936年1月，试办区主任伍廷飏调离广西到浙江省任职，同年2月由陈大宁接任。陈大宁同时主持广西农事试验场与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的工作。1937年7月，西大农学院迁来沙塘，院长林汶民兼任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长。1938年，广西农事试验场与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合并，仍称“广西农事试验场”，由广西农业管理处副处长陈大宁任场长。壮大的广西农事试验场，场内建筑物和设备逐年增加，购买图书、仪器，增建农艺馆、棉作室、糖厂、化验室、实验室、养虫室、挂种室、种子贮藏室、温室、大礼堂及职员住宅等。
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在1932年至1938年走过的历程，无疑与柳州沙塘能够成为当时广西农事科研实验中心、“中国战时农都”密不可分。
众多中央和广西农业科研机构及教学单位的迁入
广西柳州沙塘经过伍廷飏创建、继任者陈大宁进一步发展后，已经成为战前的农事科研中心。战时，随着广西成为抗战后方，许多农业科研机构和教学单位陆续迁入沙塘。这些农业科研机构、教学单位立足于柳州沙塘，构成了“科研、教学、推广”三位一体的结构，以柳州沙塘为中心的广西农事试验体系、“中国战时农都”就这样逐步形成。马保之（1907-2004），广西桂林人，其父亲是广西大学（当时校址在梧州）校长马君武。马保之1929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1年，1934年学成归国到南京中央农业试验所工作。
马保之回国没有多久正准备为中国的农业大展身手之时，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了，后随中央农业试验所来到地处后方的广西，任中农所技正、广西省政府农业管理处农务组技正兼组长。
马保之带着“建教合一”（建设和教育）的理想和计划，在西大农学院迁到柳州沙塘后，致力于把沙塘建设成生产、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农业科研中心。因此，当时沙塘的学术群体间的科研合作亦是常态，学者们也大多身兼多职，除了在农业科研机构从事研究，也在广西农业院校任教师，开展农业教学活动，培养新一代农业人才。这种“科、教、推”三位一体的结构，既可以缓解战时后方资源设备缺乏的问题，又能最大程度发挥不同科研人员的优势。
沙塘三大农业科、教、研机构虽然在工作重心上有一定的分工，但在工作范围和内容上却有着许多重合之处，呈现出科、教、研明确分工而又广泛合作的特点，广西农事场和中农所广西工作站、广西推广繁殖站的工作以试验研究和农业推广为主，主要针对农艺、园艺、病虫害、森林等方面内容进行试验，同时进行良种繁殖推广、农业技术普及、农事生产调研等直接面向生产环节的活动：西大农学院则以育人为主，迁往沙塘时有学生120人，在后来的战乱年代，仍然坚持招生，培育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
“经世致用”是以马保之为首的沙塘农业学术群体共同的价值取向，该群体共同创办了学术刊物《广西农业》（双月刊）及《沙塘农讯》（半月刊）。《广西农业》共出版6卷36期，《沙塘农讯》在抗战期间出版了34期。广西农事场还出版中文、英文研究专刊。
大批农业专家和科研人员云集
1937年9月，西大農学院从梧州迁到柳州沙塘。马保之与其父时任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抓住这一机遇，把一批国内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请到沙塘任教。当抗战烽火燃烧到华北、华东、华南之后，许多优秀的农业科研人员纷纷南撤，马保之倾力接纳这些科技人才，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安排工作，提供食宿，提供科研实验的便利，发挥他们的科研特长，取得科研成果，增收粮食，增长经济，为抗战服务。
广招到沙塘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农业专家、教授、学者中，有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孙仲逸、范福仁、柳支英、黄瑞纶、徐天锡、黄亮、周汝沆、张之光、胡济生、周明牂、程世抚、严家显、童润之、吴绍马癸、王一蛟、李景均、谢孟明、萧辅等，其中许多人还到过国外深造：有毕业于国内清华、北大、浙大等名牌大学的陆大京、汪振儒、林山、蒋书楠、程侃声、唐川、李酉开、张照、钱念曾等：还有从国外留学归国后来到沙塘的陈焕镛、张肇骞、汪厥明、马大浦、吴耕民、邱式邦、戴弘等。
这批专家、教授大多数人既在西大农学院兼课任教，又主持广西农事场的重大科研课题。
据1940年统计，广西农事场有职员106人，其中农业科技人员65人；科技人员中，技正13人、技士19人、技佐20人，助理员13人。
抗战期间会聚沙塘的大量农业科技人才，是沙塘能成为“战时农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合理使用人才又是“战时农都”使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才智的决定因素。当地政府对于人才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在政策上，大力扶持知识分子和科学研究。
新桂系统治广西后，于1934年颁布的《广西建设纲领》中，提出“革新旧式农业使工农业互相促进”和“奖励科学技术之研究发明”的政策，并大力延聘人才，为广西建设服务。在学术上，允许有较多的“自由研究与讨论的空气”。
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使沙塘拥有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在沙塘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并担任高级技术职务（教授、技正、副教授）的共有65人，中、初级（技士、技佐）科技工作者数百人，其中有14人获得过博士学位。这些科技人才来到沙塘，不计得失开展“实业抗战”。当时沙塘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没有电、自来水和公共汽车，房舍简陋、经费紧缩、物资短缺，不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科研条件都遇到许多实际困难。老师的生活更是清苦，家庭人口多的人不敷出，个别家庭甚至长期食粥。
成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抗战时期，省外农林技术人员涌集广西，省级、县级技术人员曾一度极盛，仅大学毕业生就多达300人。但好景不长，1940年之后，因为物价上涨，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且常有调赴各乡办理征工、捉烟民、购军米等工作，奔走无宁日，相继离职他去不少。1940年，农林技术人员每县平均需有技士4人、技佐6人、助理2人，达12人：最少亦需技士1人、技佐2人，共3人。就是这样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根据战时广西农林科技人员断层的情况，时任广西农事场场长的马保之决定申办一所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培养基层农业技术人员。1940年初，马保之拨出6万多平方米苗圃地，作为开办广西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校址。广西高农是广西有史以来的第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马保之兼任校长，设有农科、林科、畜牧兽医科等专业。学生宿舍以“村”命名，分柳江、桂林、邕宁、苍梧、平乐、西林等村。
至1942年，学校连续3年招生，在校生达到6个班266人。马保之积极兴建校舍，增添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逐步完善学校的组织机构，引进优秀教师，为学生提供实验实习操作场所等。学校坚持“建教合一”的办学模式，千方百计让大量的农业人才涌进沙塘，实现学生与技术员的共同交流。
马保之一生致力于农业，其最大的愿望是能“改善农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他希望学生能以这一愿望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保之兼任校长8年，除柳州沦陷期间无法招生外，每年都正常招收农林、畜牧兽医专业生，还先后开办农林短训班和边远县镇兽医技术人员训练班，为国家输送了许多农科人才。
到新中国成立前，考入广西高农就读的学生共400人，毕业的有262人（其中农林科131人，畜牧兽医科93人）。这些广西高农培养出来的学生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农业科研项目取得丰硕成果
抗日战争年代的沙塘，被战争阴霾笼罩，办场经费短缺，员工收入低微，工作条件极差，生活十分艰难。马保之为农业科研事业而奔走四方，竭尽全力筹措经费，以保障生活、科研、生产所需。
由马保之领衔开展的农业科研项目，其中许多是开创性的研究，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例如：开展水稻育种试验，从广西各地搜集和外省引进的3285个品种中，选育出优质高产37个品种，均被列为“全国主要改良稻种”，经3年推广种植486735亩，累计增产稻谷320990担：开展经济林木油桐和乌桕的选种育种试验，选育出“柿饼桐”“中农大颗桕”等优良油种，油桐推广种植，10年间从123万亩增加到256万亩，1937年至1940年桐油平均年产328817担：从国内外引进80多种甘蔗品种进行对比试验，选育出产量及含糖量高良种，每亩出糖量比原本地竹蔗高出一倍至几倍；小麦试验历时9年，从3000多个中外品种中选出4个抗黄锈病品种，用来与高产品种杂交，产量增加了20-67%：病虫害防治研究也取得不俗进展，为科学治虫奠定了基础，如探索了药剂防治新用途，发明多个国内外首创的杀虫剂，研制出防治稻苞虫害的梳虫器，引进国外农药等：组织牛瘟预防大队，注射牛瘟脏器疫苗，1937年至1939年广西共注射77058头牛，减少了牛瘟病的传播漫延，降低了耕牛死亡率。
1938年6月，广西农事场技正陆大京博士在柳州500米以上的高空捕获真菌孢子12类，首开中国空中孢子调查纪录。
“战时农都”取得的成绩不但在国内声誉鹊起，也在国外名声远扬。1943年，美国水土保持专家寿哈特博士，在广西农事场大礼堂作有关水土保持的学术报告。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于1944年7月19日至21日到中国考察时，专门到广西柳州沙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试验研究，并讲学。李约瑟博士一行慕名而来，参观了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西大农学院，对这里设备完善的实验室和面积宽广的实验农场十分赞赏。这些中外的互访和学术交流，对农都专家们开阔眼界，提高研究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
國家沦陷之时不忘实业救国
广西农事场场长马保之为来到沙塘的农业专家、教授、科研人员创造科学实验的环境：他还在百忙中亲自给高级农校、西大农学院、农训班讲课，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
1944年11月，日寇铁蹄逼近柳州，柳州沦陷前夕，马保之临危不惧，细致筹划，指挥各机关单位的人员安全疏散，把重要的科研设备转移、隐藏，尽力减少损失。广西农事场、中农所广西站、广西推广繁殖站等机构陆续撤离沙塘，疏散到广西三江县良口乡，西大农学院撤到贵州省榕江，广西高农转移到广西柳州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的达东村。
马保之带领专家学者和员工们撤退到三江县良口乡后，又多方筹措经费和口粮，还组织科研人员及时选地播种，保存试验材料；在逃难中还给大家讲授生物统计学和遗传学，嘱咐大家不要间断学习。
这些实业救国的专家、教授、学生、员工，在深山沟里吃野菜、粳米，过着流离失所的逃难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学习，仍然记笔记、作学术报告、钻研课题，保持学者风范。
柳州光复后，马保之带领职工发奋重建被日军侵略者破坏的“战时农都”基地，推动农都复兴，直到奉命调离沙塘。抗战胜利后，马保之就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农林部农业司司长兼任联合国中国善后救济分署农业机械管理处处长，其在处理抗战善后工作时，为广西农事场拨放了大量的农事科研物资。
后记
抗战胜利不久内战即起，此时的“战时农都”笼罩在烽火中。在恢复中的所有机构再次解体，科研人员各谋出路。
农都的创始人伍廷飏解甲归田，他没有回老家容县，也没有到南宁谋一官半职，而是回到沙塘期待着能重振农都的一天。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市军管会派出代表接收广西农事试验场，于1950年改名为广西农业试验场。同年3月18日，伍廷飏长眠于沙塘，他遗憾看不到此后农都笑迎艳阳天的日子……
1949年，农都的领军人物马保之去到台湾，后历任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台湾驻越南（西贡）作物改良团团长。
广西柳州沙塘，在20世纪初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典范，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誉为“中国战时农都”。2015年9月1日，由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组织筹备多年的中国战时农都博物馆开馆，从文字介绍到文物展示，对沙塘的近代史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展示。自此，到沙塘参观“战时农都”、寻访先辈足迹者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