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山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震惊中外。为了掩饰国内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国民党诱骗中共代表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提出了皖南事变的善后“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基本要求。双方在1941年2月至3月初，即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进行了激烈的政治博弈。
中共的善后“十二条办法”与蒋介石的舆论压力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发布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也将国共关系推到了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确定了“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方针。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提出了包括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恢复叶挺自由、抚恤新四军伤亡将士、释放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引起重大反响，不仅中共党内一致拥护，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担心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磨等也是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在国际上，著名记者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引起国际舆论哗然。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和驻华大使也频频造访蒋介石，对国民党围歼新四军、取消其番号和关押军长叶挺的行径提出种种批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更以拒绝出席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宴会来表示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秘密会见周恩来，并向蒋介石表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美、苏等国的不支持，国际舆论的谴责，使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
参政会筹码与国共两党的政治谈判
正当国民党当局不断遭受国内外正义舆论的谴责而日益孤立之时，1941年1月下旬，侵华日军调集5个师团的兵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15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一事态客观上打乱了蒋介石的剿共军事计划。1月27日，蒋介石派联络代表张冲同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希望恢复两党谈判，提出允许中共领导的华中部队展期北移和新四军归属八路军增编一个军等廉价妥协条件，并要叶剑英回延安洽商，以此来代替对善后“十二条办法”的答复，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
此时，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政治斗争的焦点转到了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参政会的问题上。参政会尽管职责有限，却是一个各党派政治聚会的场所，因而也是展示各党派政治关系的场所。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也表示要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国共裂痕能否弥合，将通过此次参政会接受公开检验，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参政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
毛泽东早已注意到此次参政会有文章可做。2月7日，他致電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蒋介石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经终结……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善办法不可……参政会又要召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周恩来于2月10日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等进行座谈。他们建议中共参政员以要求答复善后“十二条办法”作为此次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周恩来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2月14日复电周恩来，同意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否则不能出席参政会。同日，毛泽东亦就国共关系和中共的策略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蒋从未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他强调当前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基于以上研判，中共迅速锁定参政会，展开新一轮政治反攻。2月15日，毛泽东、陈绍禹等7位中共参政员联名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延安军委会发言人所提惩办何应钦等十二条要求，此即“删电”。删电的核心是将国民党是否接受“十二条办法”与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直接挂钩。2月19日，周恩来将中共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删电）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并同时转各党派有正义感的20多名参政员。这个公函开列了善后“十二条办法”，请当局政府采纳，并表示在当局政府裁夺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通过删电，中共再一次就皖南事变的政治主张正式提出自己的条件。这一措施将迫使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对善后“十二条办法”做公开表态，使之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承认皖南事变的发生乃是一个党派问题。
此前，中共善后“十二条办法”提出于1月20日延安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1月25日由周恩来面交张冲。但中共条件提出近1个月了，国民党方面仍没有任何回应，证明此方式方法未能击中国民党要害。删电的提交等于表明，国民党如拒“十二条办法”，中共将拒绝出席参政会；而中共如拒绝出席，将使国共裂痕向国内外进一步公开，国民党当局将会遭受更大的内外压力。这一回，删电击中了要害，国民党方面立即躁动起来。
从2月19日开始，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接连以公函、电话和面谈的方式同周恩来会谈，他时而以如不收回公函“蒋介石必致翻脸”相威胁，时而又以“为了国家计，下跪都可以”苦苦要求，时而又以某种让步想使中共收回公函。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指出：“翻脸已半翻了，现在所要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对于张冲只要收回公函他“下跪都可以”的请求，周恩来回答说，共产党坚持善后“十二条办法”，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府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发生后，政治压迫以及军事进攻不断的情况下，中共确无让步可能。周恩来还向张冲指出，国民党当局近来政治压迫接连不断，无礼至极，实属忍无可忍，对此中共确实严重不满。
正当张冲反复与周恩来会谈之际，毛泽东于2月22日起草了一份以叶剑英名义在2月23日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崇德的电报指出，面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破裂国共合作的行为，中共中央认为除由国民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足以挽救由国民党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机，并要张冲转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
2月25日，张冲约见周恩来，提出三条办法：一是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是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三是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发生新事件。张冲唯一的要求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26日，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冲的条件，两党谈判形成僵局。
第三方的斡旋与利益交换
参政会数日之后即将开幕，而国共谈判又陷入了僵局，中共能否出席成为了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启用了第三方作为说客。
为调解国共纠纷，由第三方的梁漱溟执笔起草了一个“四条方案”，2月24日经张澜、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励等多人签名之后，成为第三方的正式调解方案。
方案的核心有两点：其一，此次参政会中共之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其二，由各方组成一个委员会，解决国共纠纷和其它问题。委员会又称特种委员会或党派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和第三方共同组成，一旦成立，第三方便可在中国政治中发挥实际作用，因此组建特种委员会才是第三方真正的着眼点。
2月25日，梁漱溟等就该方案与周恩来磋商。周恩来表示：“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出席亦即不成问题。”周恩来有这样的表态，主要是认为当局不会接受四条，尤其是特种委员会。2月27日，黄炎培、张君励、张澜等拜见蒋介石，向蒋介石面呈该方案。出乎意料的是，对于第三方所提条件，尤其是特种委员会，蒋介石采取了相当爽快的合作态度。以蒋介石的政治经验而论，他完全明白第三方的核心利益在特种委员会，蒋介石所以满足第三方的要求，就是要以此抓住第三方的核心利益，从而将其吸引过来为其所用。在蒋介石作出此承诺后，问题又回到了中共一方。此策略，将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与是否成立特种委员会挂钩，事实上成为与第三方的交换条件。据此，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中共如不出席参政会，特种委员会也就难以成立，为此第三方必然全力动员中共出席参政会。
在拜见蒋介石后，梁漱溟等随后约见周恩来、董必武，“与周、董确实商讨，请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書。周、董二君迄未同意，仅允电延安请示。”（《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164页），这里提到的“通知书”也就是删电。至此，在蒋介石满足第三方的要求后，第三方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反过来要求中共撤回删电。当天，周恩来、董必武致电延安，报告与第三方的商谈情况。
2月28日，参政会开幕的前一天，各方斡旋达到了高潮。上午，褚辅成、黄炎培等见蒋介石，提议选举周恩来为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一，蒋介石应允，并以共产党出席参政会为条件，又一次明确开出了与中共的交换条件，两者都是蒋介石针对中共走出的两步棋而已。当日，黄炎培等随即约见周恩来等，“告周、董、邓，认为此是分水岭关头，促其最后注意。”（《黄炎培日记摘录》）由建议中共有条件出席到劝告中共出席，第三方的立场建立在了特种委员会是否成立的基础上，由于蒋介石抓住了其核心利益，在本届参政会，第三方未能成为中共的同盟军。
蒋介石的阴谋与国共对弈得失
2月26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判断国内外形势日益有利，“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77页）但这一回，蒋介石并未手忙脚乱，而是为中共布下了另一手阴谋。
蒋介石于28日上午明确开具交换条件之后，国民党方针随之明确。当日下午，国民党籍参政员召开党团会议，内定主席团主席蒋介石、张伯苓、张君励、左舜生、周恩来五人候选名单，如中共不出席，则改选吴贻芳。由于国民党在参政会居于绝对多数，国民党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参政会方案。
此时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已经开幕，由于延安复电未到，中共参政员不予出席，黄炎培、梁漱溟也反复辗转于两党之间进行沟通调停。当日大会的一项主要议程就是选举主席团主席，但为了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蒋介石表示可以等待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励等42人临时动议，将3月1日下午的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3月2日进行。参政会停开，意味着国共围绕参政会的对决即将摊牌。延期动议通过后，当日中午，黄炎培等再次拜见周恩来做最后劝告，第三方的调停将告结束。
3月2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明中共如无条件出席，等于自动放弃“十二条办法”，因此必须有条件出席。为了打破僵局，争取主动，周恩来向张冲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临时办法”，临时办法没有再提惩办皖南事变祸首、逮捕各亲日派首领及废止一党专政等问题，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让步。但依然被国民党拒绝，这样就关紧了中共参政会员出席参政会的大门。3月2日上午，参政会选出蒋中正、张伯苓、张君励、左舜生、吴贻芳五人为主席团主席。
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发表讲话，集中攻击中共的双“十二条”，同时攻击中共向参政会提出出席条件，称此要求是“要在国民参政会有特殊的地位与特殊的权利，而使政府在参政会中对各党派和无党派的参政员，不得与中共有一律平等的待遇”，他这是把中共的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以平等的名义孤立中共。
中共的双“十二条”，其条件本身是向国民政府提出，但中共所提交的单位又是参政会秘书处，这就被蒋介石及国民党钻了空子，将一个本应由政府回答的问题以参政会的名义接过来，依据参照会的章程，再以参政会的名义予以拒绝。在蒋介石的诱导下，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无党派籍参政员王云五领衔提出一项提案表示“本会为国民参政会机关，于法于理，自不能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条件，以为本会造成不良之先例”，该提案被参政会全票通过。
从表面上看，参政会的否决，等于为蒋介石抵挡并化解了中共的政治攻势。但实质上，中共的善后“十二条办法”其政治意图就是要将皖南事变的性质暴露出来，并不指望国民党接受。蒋介石最终也在3月6日会议讲话中“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这无异于承认了皖南事变是一次“剿共军事”。在董必武拒绝出席的条件下，却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委员，毛泽东将此举视为“收兵”，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产生。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询问中共中央意见，作出缓和两党气氛的姿态，表示部分让步和谋求妥协之意。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