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佰春
在中国黑龙江对岸的俄国远东阿穆尔洲首府哈巴罗夫斯克远郊有一个叫做莫罗科夫卡的地方，这是俄国远东的一个偏远小镇。在俄罗斯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度里，叫作城镇的地方也不过就是一个村子那么大的行政区。人数不多，但辖区格外宽广。城镇里大多是平房或者三四层高的楼房，生活服务设施完善，有超市、医院、运动场地、餐饮、公园一应俱全。更有长短途公交。有的边远城镇甚至还有支线班机。
就在这样一个毗邻中国的俄罗斯小镇里有一栋神秘的楼宇，70多年前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就曾被囚禁在这里。这栋楼宇环境优雅，原是一个俄国贵族大家的产业。后来被苏维埃政府没收，当作少年宫使用，二战时被改成一个工业学校。这栋小楼的外墙涂抹了淡蓝色的油漆，色调与楼前的大树和周围的草坪十分和谐。给人一种清净、惬意的感觉。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准备逃亡之际，被苏联红军俘虏带到远东。他在苏联远东度过了长达5年的囚禁生活，在这期间，他和随员过着怎样的日子？除了史书的一些记载之外，还有哪些幕后故事？笔者在当地人士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些答案。
日本去不了，成了苏军俘虏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远东军在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有力配合下，风卷残云、长驱直入，相继攻克了牡丹江、哈尔滨，直逼日军扶持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
苏军兵临城下，在夕阳残照中，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站在长春司令部阳台上双泪横流。日军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3个多月时间里全面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3月，扶植了傀儡皇帝溥仪为首的所谓的“满洲国”伪政权。未曾想此刻苏军大兵压境，“满洲国”就将土崩瓦解。大限已到，山田想到了应该让傀儡皇帝溥仪逃出东北，流亡日本，或许有朝一日能够卷土重来，东山再起。于是，他派出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立即向溥仪宣布伪满的“国都”即刻迁往通化，要马上动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还对溥仪危言胁迫说：“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杀害！”但皇室搬迁岂是说迁就迁的。经过溥仪再三要求，总算给了3天宽限。
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于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溥仪他们听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天，溥仪在伪满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在这里唱响了挽歌。溥仪之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
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允许带几名随行人员。17日上午11点。溥仪一行所坐的飞机抵达沈阳机场。正当他们在机场休息室等候其他人所乘的另外两架飞机到来的时候，一架苏联飞机降落了，从机上下来一些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迅速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正在等待换乘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随即被苏军捕获。
1945年至1946年出任沈阳卫戍司令的前苏联少将科夫多·斯坦克维奇，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他所知的溥仪被俘获的经过。
1945年8月20日，科夫多·斯坦克维奇到达沈阳。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普里图拉将军十分高兴地对他说：“在沈阳竟然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溥仪准备飞往日本。因为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拦住了一位身材端庄、身穿军服正走向飞机的人。经过讯问才搞清楚，要搭乘飞机的正是溥仪。于是，我决定抓住他……”苏联政府随后向世界宣布：苏军已捕获日本操纵下的中国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
而在1999年5月，前苏联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老战士、原莫斯科军区中将亚历山大·热尔瓦科夫访问沈阳时。向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塔敬献鲜花后。这样讲述了押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赴苏联的亲历往事：苏军在沈阳机场正紧张忙碌进行接管时，突然从东北方向的天空传来“嗡嗡”的马达声，一架日本小型军用飞机和随后而来的两架破旧的民用航空小飞机，引起了苏军的注意。苏军立即起飞3架“雅克”战斗机迫降了日机，并迅速登上飞机将一干人等押解下来。经查询，乘坐这几架日机正欲飞往日本的就是“满洲国”皇帝溥仪及部分皇室成员。
苏军提问：“哪个是满洲国皇帝？”
“我是满洲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惶恐地站起来回答。
“这些人都是谁，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弟弟爱新觉罗·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我的侄子毓赡、毓螗、毓喦等人。还有我的贴身侍卫李国雄、御医黄子正。”
苏军又指着在场的日本人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吉冈安直回答：“我是日本帝室‘御用挂，其他4个人是日本宪兵。”接着，吉冈安直用俄语直接请求，“可否将溥仪一行9人带往日本？”
这个请求当即遭到否决。
伪“满洲国”皇帝被俘，事關重大。苏军克拉夫钦科上将立即发电报向苏联红军总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请示，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密电斯大林，并得到了回复：“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立即将伪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及其随员转移遣送苏联。要求对溥仪一行安全护送，万无一失。”溥仪一行9人被安排从沈阳机场起飞后径直向北方飞去。
苏军翻译官按苏军首长的指示找溥仪谈话。他告诉溥仪：“苏军之所以把你们送往苏联。主要是远东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中国境内政局还不稳定。为了你们的安全，把你们转移到苏联，待到中国政局稳定后。再送你们回中国。”他又十分坦率地告诉溥仪，“根据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的命令。暂时把你们送往后贝加尔地区的赤塔。”溥仪听后。精神好像又振作起来了，刚被苏军俘虏时担心被“处决”的念头有所转变，但心中没有底，又向苏联翻译官请求说：“为了我们的安全，苏联政府做了一切努力，我们十分满意。但我也有个想法，要求永远留在苏联。”翻译官耐心地告诉他：“你的最后归宿现在还说不定，但苏联政府会对你们的安全负责。”
押送溥仪等人的飞机抵达苏联远东后贝加尔地区的赤塔市。1945年10月中旬，溥仪等人又被押解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第45号特别羁押所。这里便成了溥仪在俄罗斯的“行宫”。
这座“行宫”是一栋带有地下室的两层楼房，过去是一个工业学校。溥仪一行人到达后，被安排在一楼居住，而被苏军俘获的一些日本战犯被关到二楼居住，地下室被当作食堂。每天最先被安排吃饭的是溥仪一行。而溥仪的饭菜可由他的侄子领取后，直接送到房间里去吃，他本人不用抛头露面。这其中大概有苏方出于对溥仪安全方面的更多考虑。
溥仪的“行宫”之所以被冠以“特别”二字，还因为除了这里是关押伪“满洲国”皇帝的地方外，其他被收监的人基本上都是将官或者相当于将官以上的日本战犯。苏方参照国际军事惯例规定，凡将官以上的俘虏，每月发给30卢布的零用钱，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不少的补贴。其他不是将官等级的俘虏每月发给15卢布，算是校级军官待遇。伯力市的国营食品店每月有人过来一次，卖些香烟、糖果之类的零用物品。所以，大部分人就在那时把每月发给的零用钱差不多都花掉了，因为留着也无用。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买，而且又不能外出购物。另外，每人每月还发给10盒香烟。不会抽烟的就用香烟玩赌博，溥仪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什么也不参与，整天念经。
1945年11月初，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前夕。溥仪突然被转移。这次紧急转移的原因。溥仪后来才知道：他将要到东京举行的国际公审会上。出庭担任重要证人。直到1946年春。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外交部和国家安全总局都在积极为溥仪的东京出庭作各种准备。
饱食终日，只待出庭作证，
当年负责照顾溥仪饮食起居的服务员是玛丽娜。她的孙子、45岁的阿辽沙现在一家银行当保安。他告诉笔者，当年他的奶奶是名军人，她是负责监护、照顾溥仪的管理员之一，而一天三班倒负责监管溥仪的10多名军官全部是抽调来的。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刚胜利。国家的经济情况尚未好转，老百姓还处在缺衣少吃的困难境地。但是苏联政府为了把溥仪一行照顾好，让他能够健康地走上法庭为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作证，军方特地组织了几名医学专家和护理人员为溥仪服务。
阿辽沙的奶奶主要负责溥仪等人的饮食供应和管理。保证溥仪一日三餐有丰盛的俄餐，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供应。溥仪从不用像其他随员那样参加每天必需参加的劳动。可以在护理员的监督陪同下。在院墙内散步、健身、喝茶，与苏联工作人员聊天。溥仪的生活起居一应都由3个侄子和原皇室随侍伺候。溥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还保持“皇上”作派，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而在苏联人面前他却表现得十分谦和、服从。绝不流露皇帝的威严。
阿辽沙说：“对于这个中国皇帝的到来。必然引起苏联人的好奇，都想看看这位东方皇帝与沙皇有什么异同，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身着皇袍、玉带。但是戒备森严的监管场所，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明岗暗哨。外人休想迈入一步，就连接近这个区域都是很冒险的事。但外围的苏方工作人员则时常想法去接近一下这位传说中的皇帝，看看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天子龙威。”
阿辽沙告诉笔者：“经常听奶奶讲，为了防止溥仪生病或出意外，苏方即使在夜间也严格加强对他的监护。有时溥仪晚上说梦话或惊醒，苏方都要马上对他进行检查、诊治。生怕影响到他能正常回忆或书写揭发日军的出庭证词。打个中国人的比方，他们对溥仪真是做到了‘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苏方的护理和警卫人员每天都细心地照顾着溥仪，天天期待着他能早点出庭作证。可以说这项具有高度风险责任的任务对于每个警卫、护理人员都有很大压力。因为万一在谁值班时出了问题，上峰都会严惩不怠。苏联高层对于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伪“满洲国”皇帝，有足够的重视。
出庭东京。作证日本侵华罪行
溥仪作为高级战犯，整天囚禁在远东的日子里，决不会总是享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他没有“行宫”外树上小鸟那样的自由自在。194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官员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来通知溥仪，将要对他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的问题进行一次深谈。
谈话的前一天，上校收到了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上将发来的紧急电报。部长指示要立即开始对溥仪进行审讯，审讯内容要按规定格式记录，并派可靠的外交特使，送往东京。部长拟定了几个莫斯科感到重要的問题。
从披露的克格勃解密档案中能够看到如下记载：
一、确定溥仪作为“满洲国”统治者的法定身份和实际地位，并确认他从未控制“满洲国”，而只是扮演前台执政者的角色。
二、证明“满洲国”的经济和政治是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的，溥仪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他们的任何要求。（举例说明）
三、由此确定“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直接掌控的一个省。
四、日本在“满洲国”实施了哪些欲将东北变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的行动……
五、搞清溥仪就日本的远东政策和对华政策与被告28人中的哪些人或者其他日本人进行过谈判。
六、确认溥仪是否了解以下情况：假如长春政府投降日本，日本政府打算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克格勃对溥仪的审讯，从1946年6月12日起持续到6月15日止，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30分。溥仪供出了无数伪“满洲国”的机密。从日本关东军如何部署政治力量到在伪“满洲国”内生产鸦片。那些日子里。克格勃官员每天都会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些颇难回答。譬如：日本怎样利用伪“满洲国”进行各种反苏军事准备？日本对伪“满洲国”实施了哪些压力等等。
克格勃官员多次命令溥仪等人写《日本统治满洲国》的材料，这些手稿后来成为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时的发言内容。1946年7月31日，溥仪启程赴东京作证。苏方于前一天为他特制好新西服、礼帽、衬衣、袜子和吊裤带。
溥仪回忆说：“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向我调查日军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是在1946年的8月间。我共计出庭了8天。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克格勃解密档案中记载此次审判的行程：
1946年8月9日18点30分，行动小组随溥仪到达距东京50公里的厚木机场。美国谍报机关的代表分别为他们拍了照……
8月12日，美方主要原告律师基耐恩单独询问了溥仪关于他是如何获悉日本人在满洲里的罪行，他的证词是否属实还是屈于某种压力。溥仪答复说，有关日本人的罪行是由他的亲信报告的，证词属实无误，并表示他本人愿意到法庭作证。
8月16日上午9点，溥仪到达法庭证人等候室，11时30分出庭作证。
8月20日至21日，被告板垣的辩护人美军少校博来克涅本·布鲁克声称：“假如我们证明溥仪的证词是出于压力而作出的，那么他的全部证词将无效。”他开始追问溥仪到苏联的经过，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您没想到过某个民族会把您当作战犯吗？”“您的证词是不是威胁或许诺的结果？”
溥仪回答说：“我只讲我了解的实情。没有人给我许诺，也没有人对我诉诸威胁。”
作证结束。溥仪被押解回苏联时，一路上沉默不语。他时刻在揣测着自己的命运，直到他看见机场穿苏军制服的军人。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
写申请书，请求长留苏联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被关押在远东的溥仪感到前途未卜，日日夜夜在恐惧和猜测中度过。
苏联方面对于如何处置溥仪，有自己的打算。克格勃档案馆中保存着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给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的“秘密报告”。报告称：“鉴于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作了证词，决定将溥仪归还中国的日期推迟至东京国际公审结束以后。我们于1946年8月6日和11月18日以备忘录形式通知中国政府暂缓交还溥仪，因东京国际法庭还有可能需要溥仪作补充证词。”
而溥仪自己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以外，还曾3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1947年12月9日，溥仪又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但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溥仪直接向斯大林写出“申请书”。其中说：“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在苏联得以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我在‘满洲国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1945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恕我恳求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其它科学的研究……”
当时，溥仪相信斯大林会允许他留在苏联。这样他就可以逃避中国政府对他的审判。因为他知道。作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是不可能把自己清洗得干干净净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仍然犯有应负的罪责。
回到中国。度过迥异人生
对于溥仪的去留，苏方是在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基础上考虑的。1946年11月6日、1947年9月8日、1948年3月8日，中国国民政府分别向苏联提出3次照会，坚持要求苏方交还溥仪，并指出一旦再需要溥仪出庭作证，将由中国国民政府护送他前往东京。1948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照会再次重申这一主张。但苏联方面显然有他们的打算，葛罗米柯为交还溥仪一事，再次向最高当局递交报告。还附上莫洛托夫的意见。对允许溥仪回国一事作出如下阐述：
“鉴于目前满洲国部分权力还操纵在中国国民党手中，我认为不应将溥仪及其他官员转交给蒋介石。对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1948年11月23日的照会最好不予理睬。”
第二天报告被交到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手中，最后。他们决定继续推迟将溥仪交还中国的日期。
阿辽沙介绍说：“当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后，整个的监护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警卫和护理工作由特级改成一般级别。从莫斯科和洲政府派来的高官陆续抽调回去了。而监所周边的居民有时还能看到苏军人员陪同皇室人员到街上的商店、市场转悠的身影。溥仪的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改变，日伪官员和日本战犯一样，生活上没有什么特殊照顾。”
然而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岁月里，惴惴不安的溥仪及主要随从们担心：如果没被允许永久留在苏联生活，那么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那些日子，可以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溥仪一行人的心境。
1949年12月25日。溥仪得知苏联军事法庭在哈巴罗夫斯克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伯力审判，也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审判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伯力审判弥补了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赞扬。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的审判。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分别被处以2至25年徒刑。这给了溥仪很大震动，他知道自己将要面对清算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所以经常询问监视他的卫兵，自己会不会在苏联被枪毙，或者被中国政府要回去判处死刑？
新中国诞生的礼炮震撼了世界，百废俱兴的新中国政府没有忘掉因为各种原因被押解到苏联的溥仪及一部分日本战犯。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伯力农场里服刑半年后。被包括在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战犯内，于1950年8月1日押解到绥芬河，交给新中国政府。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多次谈判之后。苏联决定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移交给新中国政府。
溥仪等人于8月5日由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乘火车经绥芬河被遣送押解回国。溥仪离开中国将近5年。在他告别远东这一天，天空下起了细雨，厚重的乌云在天空翻滚。溥仪强忍着将要落下的泪水，踏上了回国的专列，内心思索着如何面对难以预料的命运。
尾声
溥仪以叛国和协助侵略者发动战争罪被中国法庭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10年。在被关押改造的日子里，溥仪逐步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能按照监所的要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改造，并认真接受思想教育，有认罪、悔罪的实际行动。
1959年末，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战犯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的红色条幅分外醒目。当天，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爱新觉罗·溥仪！”当溥仪听到自己的名字，先是一愣，尔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向主席台，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當溥仪转过身时，众人发现他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特赦名单中，第一个被特赦的人员竟然是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据说，当年毛泽东在看到上报的特赦名单后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就要有这个气魄！”
伟人的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及海纳百川的宏大气魄、宽广胸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使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人生传奇，发出了异样的光彩。
溥仪被特赦后不久被选为政协委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写出了一本广为人知的自传体纪实作品《我的前半生》。由衷地道出了他由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的变化过程。在国内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体现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腐朽的旧社会的巨大反差。
1967年10月17日，爱新觉罗·溥仪因病在北京逝世。
斯人已逝，“行宫”犹在。当我环绕这座曾经囚禁过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远东“行宫”时，感慨万端。历史风云消散了，但历史将永远昭示的一个真理是：和平是人类共同的目标和方向，任何军国主义、恐怖主义都将在人类主流力量面前土崩瓦解。人们不会忘记历史，不会放松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