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
日本法西斯投降以后，1946年3月29日爆发的平乐中学“争民主、反内战、反迫害”的“三·二九”学生运动，震动全省，也引起我地下党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我当时还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广西高等法院平乐第七分院的监狱中，是我原来临阳抗日联队的年轻战士、当时平乐中学的高中学生党员肖含艳来探监的时候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抗日战争期间，平乐有中国共产党的3个支部。一个是以黄金钰为支部书记的平乐中学的党支部，党员5人，全是当年属于广西管辖的怀集县籍的学生，他们毕业离开平乐后，这个支部就不复存在了。另一个是以黄史山为支部书记的平乐党支部，也是5个党员，韦纯束就在其中，他们全是广西学生军被迫解散以后，分配来国民党平乐县政府合作事业指导室当指导员，1942年桂林发生“七·九”反共事件时，他们奉命撤退转移，离开平乐，这个支部也就同样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党支部，就是这次领导平乐中学“三·二九”学生运动的平乐党支部，也叫平中党支部，由林润葱、黄绍亮、肖含艳前后担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是中共南方工委1942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以后，由广东地下党撤退到平乐中学教书的党员魏南金（中共粤北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学生中经过几年的教育培养，发展建立起来的。
这个支部在平乐生了根，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这第一个果子，就是胜利地组织和领导了这次平乐中学的“三·二九”学生运动。
每年的3月29日，是国民党规定的全国青年节，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来对抗和企图取消我们共产党倡导的“五·四”青年节的。1946年的3月29日，国民党平乐当局在这一天的纪念活动中，决定组织反共集会和反共游行，并且已经贴出反共标语，在大会会场的入口处，也挂上了三青团的团徽。受到昆明进步学生“一二·一”运动的影响，平乐中学学生的思想觉悟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听到国民党平乐当局策划的这个阴谋活动以后，学生十分气愤，议论纷纷。平乐中学学生自治会按照地下党支部的建议，立即召开各班的班会骨干和学生代表的联席会议，大家慷慨激昂，众口一词，最后决定派平中学生代表到三青团平乐县分团部交涉，要求改写大会标语，大会主席团要有平中学生代表参加，纪念大会上要有平中学生代表演讲。平中学生联席会议推定到纪念大会上去演讲的两个人，一个是广西省原省长张一气之子张俊彦，他后台硬，有家庭的名气做保护伞；一个是当时在思想上还没有明确政治倾向的谭斯镕，有利于对地下党的保护。
平中学生提出的要求统统被三青团平乐县干事长李菁所拒绝。这反而使学生们要求参加示威游行的决心更加大了。29日一早，平中学生游行队伍以“广西省立平乐中学”的校旗和写着“平乐青年团结起来，争取民主！”的红底白字大横幅为前导，走出校門，浩浩荡荡地向平乐公共体育场进发，直插大会主席台前，在第一排摆开横队站好。主席台上，国民党平乐县长韦瑞霖的讲话刚刚结束，国民党平乐县党部书记长黄以贵讲不了几句，也草草收场；平乐县警察局长兼县三青团干事长李菁则在台上使劲地叫嚷什么“有异党活动”“有人在鼓动青年”。他的讲话刚完，平中学生代表张俊彦一跃就跳上了主席台，推开讲稿，振振有词地讲了起来。他讲的是要求兑现蒋介石的四项诺言：第一，保障人民的人身、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第二，承认各党派之平等合法地位；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还政于民，实行普选。他的演讲不时引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刚讲完，平中学生代表谭斯镕又在热烈的号声中上台。他痛斥了国民党的教育制度是奴化教育，是“狗的教育”。他的演讲把平中学生心中的烈火煽得更旺，同样获得了热的掌声。
大会游行开始了，平中学生怀着自豪感和兴奋情绪，夹在整个游行的队伍中，游遍了全城。平中这支游行队伍的特别处，就是情绪特别高昂，声音特别洪亮，喊的又是“要和平、要自由、要民主”和“反对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些崭新的口号。途中，平中学生还唱起从北平、上海、昆明学生中传来的《五块钱》《古怪歌》和《茶馆小调》这样一些讽刺国民党腐败的进步歌曲，十分引人注目，震动了全城，传遍了全广西。游行结束回到学校，同学们意犹未尽，几位积极分子就把“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平中区队部”的牌子拽了下来，摔在地上，几脚就踏破了，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哄笑。
为了驳斥国民党、三青团对这次游行示威的攻击，也为了扩大影响，平中党支部于游行后的第二天，以平乐中学学生自治会名议出版了一份《平中“三·二九”游行真相》的油印快报。快报上面刊登了两篇稿子，一篇是黄绍亮写的《是谁在鼓动青年？》。文章说，难道不正是国民党他们自己吗？恰恰是它的反动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中国人民拖到了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正是为你们的倒行逆施所鼓动，才毅然决然地行动起来，要求改变这种现状的。第二篇文章是梁球璜写的，题目叫做《远方的召唤》，文章是指远在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启示了我们平乐学生，使我们学到了有意义的东西，才举行这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同时，也含蓄地暗示我们平乐学生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召唤的。
这次集会游行，使国民党、三青团丑态百出，垂头丧气。但他们又岂肯善罢甘休。不几天，三青团的黄培金等人就在县城闹市区的高墙上，贴出一版壁报，大肆攻击平中学生，其势汹汹。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样跳出来的蹩脚对手，不抓住狠打，更待何时！于是，平中学治会针锋相对地在同一闹市区另一面高墙上，贴了一版《平中壁报》，上面刊登了几篇论战文章和3幅漫画。漫画是潘庆祥画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驳反动派》，是黄绍亮所写；一篇题为《答<质问谭斯镕>》，由刘世荣执笔。文章主要指出，由于许多年来，国民党的腐败专制统治和内战政策，才造成中国连年内战的内忧外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置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于不顾，继续进行独裁统治，把国家施进内战的深渊。每一个爱国的中国青年，都不能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读书不忘救国。正是这种爱国心的驱使，我们才举行这次游行的。只有那些别有居心的反动派，才会出来反对。
在街头壁报论战的过程中，有不少人驻足而观，窃窃私语。他们认为，敢于在大街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国民党，这在平乐还是头一回，这里面说不定可能真有共产党活动。平乐中学内部也议论纷纷，有的老师说，这些文章学生哪里写得出来，还不是老师写的。其实，都是学生写的。他们把当时的学生低估了。这些学生经过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新华日报的好些文章以后，眼界和思路大开，已经提高很多，成熟很多，水平已经不同于早几年了。平乐“三·二九”集会游行，还有接下来的街头壁报论战，不仅使平乐的国民党、三青团懊恼，也使当年的广西反动当局震惊。桂系省政府接到报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平中事件”，密谋处置之策。其中，国民党平乐专区专员李新俊、省政府顾问陈劭先也参加了这次密谋会议。这次会议，认定平中“三·二九”游行是有目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是极其严重的事件；但究竟是共产党搞的或者是民盟搞的，他们还弄不清楚。密谋会议决定，如果是共产党搞的，他们决不手软，就一定消灭；如果是民盟搞的，他们就争取拉拢。会议一结束，李新俊立即到平乐中学追究检查，接着，又派亲信到学校详细摸底，但都搞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也是在会议刚散会，比较开明的长者陈劭先，很快就把桂系省政府密谋会议的内容透露给了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覃展。覃展得知消息后，立即向领导平中“三·二九”运动的魏南金报告。这样，魏南金和平乐党支部镇定自若，沉着应对，对我方有关人员做出区别安排，可以留下的则继续留下坚持工作，该撤退的立即撤退，该调整工作的则调整工作，使“三·二九”运动得来的丰硕成果避免了遭到意外的打击和损失。
与平乐“三·二九”运动互为呼应，那些年，桂、柳、邕、梧学生，先是愤怒地开展了反对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的斗争，并且逐渐演变成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斗争。玉林高中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召开伪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与美国签订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的斗争。随着饥饿的进一步威胁和内战的全面扩大，一场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斗争，正在各城市学生和各界群众急剧酝酿爆发之中。
群众运动是加速事物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一次运动等于平常要做十几年的工作。平乐发生了“三·二九”学生运动，这是平乐地方的缘分和幸福，也是平乐中学师生与平乐中学党支部的光荣和自豪。平乐中学成为了平乐、恭城两个县的革命摇篮。自1945年起到1949年底平乐解放前夕，平中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员56人，丘栋霖就在其中；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和爱青会员81人。这批党团员和爱青会员，在解放战争时期，分别成了广西革命游击战争平恭钟、平恭阳以及平乐南部3个游击大队的领导成员和主要骨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平乐、恭城两个县县大队和县、区、乡三级干部的骨干力量。在恭城发生土匪暴乱时，有24位同志英勇牺牲，没有一个怕死动摇的。
这一切，离不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当年席卷全国城乡的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离不开当年平乐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和平中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予。但作为“三·二九”平中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魏南金和具体组织者林润葱、黄绍亮、肖含艳，他们也是贡献卓越，功不可没，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当年那个伟大的时代的。
他们中的黄绍亮、肖含艳两位同志，是与我一起血拼过日军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后，黄绍亮和我都到武汉参加新工业建设。后来在广西地方人大工作中，他们两位又和我共事多年。我深知他们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和为人做事的高尚品格。如今他们都已经先我而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死，他们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父老乡亲的思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