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占青
自1937年底国民政府由南京迁都重庆后，为了打击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让国民政府尽快屈服，日本侵略者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野蛮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先后炸死民众11890多人，炸伤14100多人，财产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大隧道涌进大量避难者
由于在军事上丧失了制空权，为了应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国民政府在重庆除了成立防空司令部、空袭救助委员会、防护团等部门外，还筹措资金修筑了不少防空洞。到1940年时，重庆市内的各类防空洞有1865处，可容纳45万多人。不过这些防空洞的质量和里面的设施差别相当大。政府高官用的防空洞空间很大，生活设施齐全。而为平民老百姓修建的防空洞往往是拥挤不堪，通风、排水条件差，少有电灯，只能靠煤油灯取亮，而且通风设备较差，为后来大隧道惨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1941年6月5日晚上6点，日军出动飞机24架对重庆开始进行“疲劳轰炸”。当防空警报拉响后，街上的老百姓乱作一团，纷纷躲入位于重庆较场口的大隧道防空洞内避难。
大隧道防空洞始建于1938年8月，直到此次轰炸前才刚刚竣工，还未完成验收。该隧道全长2，5公里，深入地下10米，高、宽分别为2米左右，共有3个洞口，分别为十八梯洞口、石灰市洞口、演武厅洞口。每个洞口处都有一个木栅栏门。大隧道的优点是坚固，能够抵抗炸弹的轰炸；缺点是洞口太小，通风不畅。大隧道防空洞在建造时设计的正常容量为5000人左右，但事发当天，由于街上的民众过多，一下子涌进了上万人，远远超过了大隧道的承载能力。大隧道内本就阴暗潮湿，加上挤满了人，使得空气逐渐稀薄，让人无法透气，时间一长，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汗。
为了防止隧道内的人在空袭时间出来乱跑发生危险，守在3个防空洞口的防空执勤人员一律不准洞内的人出来，并且把木栅栏门上了锁。按照大隧道的设计，人满时空气的呼吸能量可维持两个小时。因此在头一两个小时里，洞内还算安静，然而随着空袭时间的加长，大隧道内温度越来越高，呼吸越发困难，隧道里面的人变得骚动不安。有人提议要求外面的防空执勤人员打开洞口的木栅栏门，让他们到外面透透气。但防空洞外的敌机仍在不断轰炸，防空执勤人员又没有接到防空司令部解除警报的命令，因此防空执勤人员断然拒绝了打开洞门的要求。
悲剧不幸发生
在长达幾乎10个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洞门又不能打开，接近于窒息的避难者们，在死亡威胁面前，终于不顾一切地向洞口挤去，希望能够尽可能呼吸到新鲜空气。霎那间，洞口黑压压站满了人，撕扯声、吵闹声、惨叫声、哭声混杂在一起，大隧道内乱成了一锅粥。洞口被严重堵塞后导致空气更加不流通。潮水般涌到洞口的人使得站在最前面的人被挤压在了栅栏门上，发出一声声哀嚎，甚至最后被活活挤死。一些人没站稳摔倒了，还没等站起来就被后面涌上来的人踩踏而死。就这样，原本应该是避难保命的大隧道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许多人躲过了空袭却没有逃过被挤死、踩死的厄运。
尽管大隧道内在上演着一幕幕惊悚的惨剧，国民政府和防空司令部也已经接到了隧道内由于踩踏致人死亡的情况报告，但是由于轰炸依然在持续，所以没有采取措施对隧道内的避难者进行营救疏散。到当天深夜时，轰炸终于停止了。当由救护队、防护团、担架营、警察局等组成的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打开大隧道洞口的大门时，里面的景象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大隧道内的尸体重重叠叠，有老人、孩子、妇女。在3个洞口中，尤以十八梯洞口死亡情况最为严重。市长吴国桢后来在向“大隧道惨案特别审查委员会”汇报时写道：“至则见洞门之内，一望若有二三百人，手持足压，团集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晕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能卒视。”
根据伤亡情况，大隧道的3个洞口采取了不同的救援工作方式。十八梯洞口以搬运尸体为主，演武厅和石灰市两个洞口以抢救伤员为主。不过最难的还是清理尸体，因为死亡人数太多。据大隧道惨案的幸存者高键文事后回忆：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材装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边，再用50条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了5天时间才完成。他自己所在的杂货店中有5人进入防空洞，可其他4人都再没回来。从衣服街到木货街、草药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道上，许多店面都再无人打开。
让人可恨的是惨剧发生后，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派遣担架营到现场进行救护和运尸工作，可颇为滑稽的是担架营的组成人员不是军人而是一群犯了偷盗罪的劳改犯，试想这么一类人能干出什么好事来。这些人一到现场两眼放光，他们不是争分夺秒地去抢救伤者或是向洞口外运尸体，而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搜寻死者的财物上，一发现有值钱的东西就顺手牵羊占为己有。更有甚者，对洞内一些奄奄一息还能救活的避难者，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为了获取财物而将这些避难者掐死。他们获得的钱财一部分归了自己，而大部分被刘峙部属收缴，最终进入了刘峙的腰包。刘峙原本以为发死人财这件事无人会知晓，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后来还是被传开。刘峙被称为“捞钱司令”，招来了无数痛骂。
政府瞒报死亡人数
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震惊了国内外，人们非常关注隧道惨案发生的原因以及遇难人数到底有多少。重庆防空司令部在6月7日发布了一纸公告，称死亡人数为461人。然而这个数字一经发布便遭到舆论的质疑，许多死者家属组织请愿团到重庆市政府及防空司令部门前，要求公布死亡人数的真实数字，还家属一个真相，按照家属们汇总的亡者登记，死亡人数应超过7200人。外国报纸也纷纷报道这次惨案的疑点。在民众及国内外舆论压力下，重庆市政府在6月12日再次公布了死亡人数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遗族648人”。但这个数字依然不能令舆论信服，谴责政府瞒报死亡人数的声浪此起彼伏。还有人在报章发文称“大隧道惨案完全是重庆防空司令部不作为渎职造成的”，要求公审重庆防空司令部司令刘峙的失职行为。
眼见事态愈演愈烈，国民党的文宣部门为了防止事件变得不可控进而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对报纸上的稿件进行严格审查，加强对大隧道惨案新闻报道的控制。
大隧道惨案的发生让蒋介石也非常震惊，他为了缓和局势，宽慰民心，命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张伯苓、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等人组织审查委员会，查明大隧道惨案事件真相，追究事故责任人。吴铁城等人领命后，成立了“大隧道惨案特别审查委员会”，调查大隧道惨案一事。为了平息民愤，吴铁城对外界宣布要对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进行公审。
就在外界以为政府要严惩刘峙时，其实这不过是吴铁城为了安抚愤怒民众玩的一个政治把戏。吴铁城为了能让刘峙在公审大会上顺利过关，事先为其组织了一个预审会。他专门在中央党部秘书处安排了一间临时聆询室，由专人设计若干条记者或市民可能提出的问题，然后帮刘峙设计应对的台词。
吴铁城明确告诉刘峙，公布的死亡人数不能超过千人，这是一個不能越过的政治底线。他对刘峙说得明白：一旦对外界宣布死亡人数超过千人，将极大损害国民政府在同盟国和国人当中的形象，不利于未来防空洞的修筑建设。当下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民心士气只可鼓不可泄，负面信息越少越好。
为了不让刘峙在公审大会上出丑，国民政府的御用专家们煞费苦心为刘峙精心设计了几个问题并准备好了答案。
如提问：“日机轰炸不止一天了，在闹市中心，人口多，只有这么一个隧道，而且洞口又小又窄，更没有通风设备，这是管理不当，你这个防空司令躲在安全的防空洞里，你想到百姓了吗？闷死那么多同胞，你要抵命的。”为刘峙设计的回答是：“我责任重大。正准备疏散人口到附近乡村去，可时间来不及了。”还有“你知道大隧道到底闷死了多少人？”为刘峙设计的台词是：“大约八九百人。”“你对死伤者家属如何抚恤？”刘峙的台词是：“要从重抚恤。抚恤金死亡者120元，重伤者80元，轻伤者40元，无家可归者50元。”
最终在吴铁城的保驾护航下，刘峙在公审大会上顺利过关，仅是被撤职了事。而吴铁城在7月3日向蒋介石递交的《审查报告》中宣称“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重伤为151人”，这成了官方定论。
大隧道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军的空袭轰炸，罪责在日本侵略者，但不可否认的是重庆市政府和防空司令部在大隧道的建设管理上存在许多不足和漏洞，难辞其咎。特别是对于大隧道惨案的死亡人数，数次更改，存在瞒报，难以服众，极大损害了当权政府的公信力，让民众冷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