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鹏
于成龙是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清官廉吏，被康熙帝评价为“清官第一，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45岁出仕，为官23载，从七品知县到封疆大吏，所到之处皆有政声。他3次被举“卓异”（清朝吏部定期考核官吏，文官每3年、武官每5年考核一次，政绩突出、才能优异者称为“卓异”），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清史稿》中专门有记载其事迹的《于成龙列传》。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于成龙的先祖于渊，明朝时曾任卢氏县知县，政绩卓著。于氏家族属于当地的大户，但传到了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时，家业已大不如以前。于成龙出生后不久，母亲田氏病逝，父亲继娶了李氏。于成龙视继母李氏如亲母，继母也对他视如己出。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他的父亲于时煌在乡里倡导孝义之道，有长者之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于成龙参加乡试，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个副榜贡生。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来堡村。
清顺治四年（1647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于成龙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了4年，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中，于成龙又落榜了，这年他已经35岁了。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龙兄长于化龙病故，三子出生，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于成龙为了养家糊口，供子上学，整日忙于家务，再无工夫参加科举考试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为国家的用人需要，前朝落选举子不经科考可直接进京掣签为官。于成龙抽签抽到的是广西柳州府罗城县——朝廷铨选补缺中最差的一个地方。已45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到遥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由于缺少盘缠，于成龙只好卖房典地，勉强凑了100两银子，带了5名仆人骑着驴就启程了。
罗城县处于边荒之地，山险水恶，瘴疠甚多。北方人到了这里，大多水土不服。当时的罗城县隶属清朝统治还不到两年，刚刚结束战争3年，政治生态恶劣，社会治安状况险恶。而且民风强悍，当地人带刀携枪，械斗成风。头任县令全家被土司杀死，第二任县令未任一年就逃亡，之后一直无人上任。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6户居民，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3间破茅房。甚至“豺虎昼行于市，野狼啕嗥不已”，环境之险恶、条件之艰苦超乎想像。于成龙一行只得寄居在关帝庙里，床铺就安设在周仓像背后。他们“插篱棘为门牖”，在院子里用土块垒成几案，每天蹲在地上吃饭。不久，因为水土不服，带去的仆人死了两名，另有两名偷偷溜回了家，不到一年，5名仆人只剩下了一名。于成龙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万里惟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卧，床头树二枪以自防。”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于成龙却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他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盗有犯者立斩之，悬其首于竿，由是盗皆屏迹。”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又招募流民开垦荒地，借给百姓耕牛和种子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很快就将百余人口的地区发展到上千户人家。农闲时他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于成龙在罗城为官3年，就使罗城摆脱了混乱局面，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于成龙后来说，“我一生得力，在令罗城”。他的突出表现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广西治理的榜样。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的“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于成龙离开罗城时，竟然连赴任的路费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四川遭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3属县，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荒芜严重。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3年后起科。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两年，合州人口骤增，荒芜的土地得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清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黄州同知作为知州的副手，负责保境缉盗任务。歧亭在黄州和麻城县交界，山高林密，好几伙盗匪啸聚山林，治安状况相当混乱。因为这里的盗贼久盗成性，十分狡猾，难以捕获，又以报复为能事，而查办盗案十分棘手，官府若立了盗案，上司就会限期破获，如若到期不能告破，轻则遭斥责，重则丢官治罪，官府为了免除责任，对于百姓的报案置之不理，并不立案，这样一来，盗贼更是肆无忌惮，百姓苦不堪言。
于成龙上任之初，就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农民、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服内缝制上一个布袋，专门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于成龙还命令将接连不断发生的盗案上报，并责成各县加紧侦破，违者治罪。于成龙抓了9个大盗，公开示众，除了有当地百姓作保不再作乱的两个外，剩下的7个全都活埋。消息传出，各县哗然，大小盗贼看了官府的捕盗告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歧亭盗贼都从此收手，于成龙“歧亭息盗”的故事至今还在鄂东一带流傳。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擢升为武昌知府。就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叛军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还派出许多湖北籍部将，持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麻城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绝大多数被胁从百姓被劝说回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进入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君孚及300枪手（猎户）归顺朝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
同年，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这时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当时，潜入的奸细趁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他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于成龙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带头持刀杀敌，终于平定叛乱，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这一仗，于成龙亲自召集乡勇拒敌，并以数千乡勇剿平数万叛军，前后不过24天，而且没有花费公家一匹布，一斤粮。
对于愿意放下武器的盗匪，于成龙也不会算旧账，很快将他们赦免以及妥善安置。这政策非常有效，连外省的叛军都慕名前来投诚。以后于成龙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于成龙继母李氏过世，按照礼法，于成龙必须丁忧守制，但湖广总督蔡毓荣等联名向康熙帝奏请，安排于成龙在任守制。在当时，如果不是非常时期，不是特殊人才，由皇帝下旨在任守制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许多在朝的大学士，如果父母亡故，也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一年。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在湖北新州（今新洲县）。在湖北期间，尽管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任不到一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主管福建省的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福建的监狱里关满了违反“迁海令”的百姓。当时清廷为对付台湾的抗清势力，实行了“迁海令”。“迁海令”规定，商民船只不得私自人海，否则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在当时闹得人人自危。
于成龙首先要解决的大案，就是数千名“通海”罪犯的处决问题。他仔细查阅案卷发现，其中绝大多数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即将被处决的“通海”罪犯中，甚至还有妇女儿童。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朝廷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对于贫困无法回家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福建按察使任上第3次举卓异后升任福建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1650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在紫禁城内召见于成龙，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三藩之乱”平定后，于成龙上疏请假回乡，埋葬已经去世5年的继母，康熙皇帝准假3个月。由于他一直无私蓄，康熙帝还特地赐给他几百两银子，以助其安家葬母。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初七，于成龙由保定动身，骑着毛驴，不声不响地回到原籍葬母。回乡之后，于成龙将继母李氏和父亲于时煌合葬，又离开故乡。妻子邢氏年迈不便随行，于成龙只带了幼子于廷元去江宁就任两江总督。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康熙帝考虑到江南财赋重地，必得清廉能臣前往料理，方能澄清吏治、有益民生，遂特旨授于成龙两江总督。清朝的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等重要事务，总管江南（今安徽和江苏）、江西的政务。
江南人听说“于青天”将至，心甚畏之。那些历来习尚奢侈的世家大族都“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民间人人争穿布衣，布价因之骤贵：贪墨之吏纷纷落职而去，豪强猾胥率家远避。于成龙就任两江总督后，发布了《严禁馈送檄》，告诫官员勿搜刮民膏以馈送上官。他还在大堂上张贴对联：
累万盈千尽是朝庭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带索：
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膏脂，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江南大省，政务繁多，于成龙处理起政务来废寝忘食。公务时间，他的总督衙署大门始终敞开着，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进入他的寝室。他还时常轻车简从微服私访，访查民间疾苦。他还极力推行一系列措施，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几个月间，兴利除弊，政化大行。
于成龙为官清正，因而为一些权贵所忌，尤其与权相明珠不协。在两江总督任上，因为于成龙的中军（侍卫长或副官）田万侯倚势作弊，被人检举，于成龙受到降五级的处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仲春，于成龙因难以施展政治抱负，再加上疟疾复发，再次请求回乡养老，但康熙降旨留任。
随后，康熙命于成龙振作精神，巡视东海防务。于成龙强打精神，带病出巡。经过1个多月的海上折腾，回到江宁官署后患疟疾，数日不食，呕吐不止。一天早晨，于成龙挣扎着爬起来办公，却端坐在公堂之上溘然而逝，终年68岁。他手下整理遗物时发现，这位正一品大员的遗物只有一只竹编的箱子，箱子里只有一套旧官服，瓦瓮里有数斗米，还有几罐盐巴豆豉，众人见状失声恸哭。
于成龙死后，江宁百姓“皆巷哭罢市，家绘像以祀之”，持香表去署院拜祭者昼夜不绝。后来，凡是他做官的地方——江寧、苏州和黄州等都为他建立了祠堂，以缅怀这位真正的“青天”。
于成龙灵柩在南京停了3个月，他的长子于廷翼到江宁启运灵柩，百姓仍然络绎不绝地来吊唁，于廷翼见老百姓给父亲烧化冥币，便劝告百姓：“家父生平不爱钱票，请勿强加于他，往后祭祀莫用纸票。”于成龙的灵柩运离江宁时，于成龙门下诸生士民数万人，步行送至10公里外。
于成龙病逝的消息传到京城，康熙帝谕旨，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并破例亲自为于成龙撰写碑文，对他廉洁刻苦的一生进行表彰。雍正十年（1732年），于成龙又人祀北京贤良祠。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新任直隶巡抚，就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待下属，于成龙恩威并施：有徇情枉法的，他不仅重审案件，还要依法追究官员的责任；对廉洁有为的人才，反对论资排辈，屡上疏推荐人才。
于成龙在23年的为官生涯中，始终保持清廉本色。他在广西罗城县任县令6年多，离任时穷得竟然连路费都没有。任四川合州知州时，他不愿给当地老百姓增加负担，首先削减了自己的驺从之费，自己仅“畜一赢马，以家仆自随”。在武昌知府任上，其长子从山西老家千里迢迢来探望，他给儿子吃的顿顿都是青菜豆腐。在湖广黄州府任职时，正赶上灾荒，他以糠代粮，把省下来的粮食和工资用来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他还劝富户解囊，以广布施，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
在黄州任职8年后，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离开湖北时，仅有一床被褥，朝衣一袭，沿途以萝卜为干粮。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赴任两江总督时，他不带任何随从，仅“骡车一辆，与幼子共乘之”。他不住官府驿站，不接收沿途官员迎送款待。
当了富甲天下的江南封疆大吏，他仍布衣蔬食，“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整日吃糙米，喝稀粥，食青菜，终年不知肉味，因此被江南民众称之为“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他的严格约束下，甚至有客人来访时没有茶叶，于成龙的随从就会去大院里摘龙爪槐的叶子代替茶叶泡茶喝，导致总督署内的龙爪槐经常光秃秃的。于成龙为官20多年间，从来不带家眷，连结发妻子也是阔别20年后才相见，其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于成龙不论走到哪里都会给当地百姓办实事，为民做主。他也不畏权贵，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在于成龙的治下都会“皆奉法唯谨”。
在四川合州知州任上，他体恤战乱后生活困顿的百姓，停止百姓给府上送鱼之惯例，并上疏反复陈述地方百姓的苦况。知府为之汗颜，于是裁革扰累民间的事情10多件。他在四川奉旨采伐楠木以供“钦工”之用，于成龙毅然上书巡抚指斥这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由文官衙役负责修路，武官兵丁负责伐木，这样可以不征调民间夫役，与民休息。
康熙十四年（1675年），湖广地区因为地处征讨吴三桂叛军的前沿阵地，驻守官军所需的大量物资，都要地方官府筹措供应。时任黄州知府的于成龙掌管征发转输，为缓解民力，他亲自经办一应事务，不假手胥吏，“省民费以千万计”，并且“严饬属邑，禁羡耗，绝私派，惩诬告，杜馈遗”。他做两江总督时虽年近古稀，而治事愈益勤谨，大小政事必躬亲处理，生活则依旧极为简朴。
于成龙在福建任职时，曾正式发布《简讼省刑檄》，要求各府州县农忙时节一律不受理民间诉讼。他还提出，农忙时，官府不准拘审人犯、骚扰百姓、妨害农业，不准擅自拟定罪行、赎金，不准借官司向群众勒索财物。
于成龙强调，法院审判案件时要清楚、合理，只有百姓无冤可诉，法律才会更有威信，就没人敢轻易犯法了。对待案犯，于成龙主张慎刑，以教为主，他所采取的“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对服刑人员的生活也很关心。由于经费不足，监狱里时常饿死犯人，他便多方募集资金，让犯人们能吃上饭、看上病。他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曾很有影响。
于成龙破案用方法，用计谋，而且很注重细节，观察能力也很强。于成龙破案的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作品中均得到反映，甚至被神化。
在清朝初期，偷盗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严重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安定生活。于成龙破案总能捉住蛛丝马迹，最终将盗匪擒住。
于成龙曾到江苏高邮检查公务，途中正好遇到一位富豪要嫁女儿，但是在女儿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好多嫁妆都被偷光了。当地官员无法破案，案子交到了于成龙手里。于成龙命令把所有城门都关上，只留下一个城门开着让行人出入。同时，他还派公差严把城门，严格搜查所有行人携带的行李。又贴出告示通知全城人都要回家去，不得随意出入。于成龙暗中叮嘱公差说，只要有反复出入城门的人就抓起来。果不其然，公差就发现两个人非常可疑，他们除了身上的衣服，任何行李都没有。于成龙果断判断此人就是盗贼，当即把两人抓了起来。开始两人拒不承认，于成龙于是就命人脱下他们的衣服查验，果不其然，两人里边穿的就是偷盗来的衣服，因为盗窃的财物太多，不能一次全部帶出，所以就多次出城把财物一点点地送出去。
于成龙为官很有一套自己的策略，他也很注意教育后人。他在阔别20年后回乡时，依然身穿布衣，他还给子孙留下了《于成龙家训》，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尽善尽孝之人。
于成龙的后人中也有为官者，而且都是清官。于成龙有三子，三子均有功名：于廷翼是岁贡生，于廷劢是廪生，于廷元是贡生。于廷翼曾经也做过七品官员，分管教育。于廷翼做官时也颇有政绩，但就在上司准备举荐他升职时，因母亲年老，他极力请求辞官回乡照顾年迈的母亲。回到家乡后，于廷翼的生活非常节俭，但是不忘公益事业。他经常周济亲友和乡里人，但凡乡里有流浪之人或是逃亡至此的，他都会给钱给物，救人于危难之时。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在永宁城东关外水榆梁捐义地5亩，供贫穷无地和一时不能尸归故乡的亡人掩埋骸骨。
于廷翼的家教也很严，当他儿子为官时，他就教育他的儿子，要像祖父于成龙那样为官清廉。其子于准，累官至贵州巡抚。于准的儿子于大梃，累官至广东廉州知府。
于成龙后人始终不忘祖训，曾刻匾“肯堂肯构”，意思是一定要继承其志，于成龙的后人中做官的也都确实颇有于成龙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