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伟
1996年，原庐山牯岭图书馆，现庐山抗战纪念馆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庐山抗战纪念馆位于风景名胜区庐山牯岭河西路506号，其前身为庐山图书馆，是庐山“三大建筑”之一，落成于1934年，为3栋联体宫殿式建筑，总面积为1410平方米。解放前庐山上建造的别墅和楼房大多为西式风格，也有部分是中西合璧，真正以本民族特色为主的别墅极少。庐山图书馆是本民族特色最为明显的一栋楼房。
庐山图书馆的3栋楼房都为两层建筑，中间一栋主楼高约12米，而宫殿式大屋顶的高度就占了三分之一。3栋楼房屋面的组合连绵起伏，琉璃瓦的屋面绿光萤萤，高高翘起的飞檐与白云薄雾相嬉戏。3栋楼房大门的门廊都建有石台阶，台阶两旁置石栏杆，栏杆设抱鼓石、方形望柱，中间主楼的门廊由6根通红粗壮的圆木柱支撑，整个连体3栋楼房的主立面都显露出浓郁的中华传统建筑的特色。只有墙体为乱石砌成，外窗采用钢窗构件，这些则带有明显的西式建筑的特点。
庐山图书馆的馆址由蒋介石亲自选定，建造过程中还亲来视察过几次。当时图书馆向全国党政军、教育、出版等各界广泛征求书刊，陈布雷收集图书数千卷捐赠，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亦赠大批书籍，又由政府拨巨款购进大量中外书籍。庐山图书馆成为当时党政军要员经常光临之地，在很多要员们的回忆录和书信、日记中都常常提及。
而真正使庐山图书馆名扬天下并永垂史册的，还是在这栋别墅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
中国全面抗战的声音从这里发出
1937年7月17日上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正式发表明确抗战的讲话（后被称为《抗战宣言》），中国全面抗战的声音从这里发出，拉开了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庐山谈话会”正是在庐山图书馆举行，“庐山谈话会”和庐山图书馆也因为《抗战宣言》的发表而被载入史册。
1931年日军占领东四省以来（当时还有热河省），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求全，步步退让，几年来与日本分别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的妥协引起全国人民和部分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兵变（后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从中调解，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国民党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召开“谈话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柬文为：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何如。”
被邀者计200多人，谈话日期定为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一时全国形势骤紧。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与此同时，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庐山，各党各派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
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赴庐山。
7月15日，会聚庐山的各界名流畅叙国事。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苓说着，不禁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胡适说道：“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張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庐山图书馆二楼会议厅举行。
会场布置得很别致，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会厅里悬挂着一对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而坐。汪精卫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领前别着黑蝴蝶领结，头发梳理得整洁光亮。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头戴礼帽，清癯的面容上挂几丝笑容。
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和著名教授学者、各界名流梁实秋、张寿镛、梅思平、胡建中等。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
9时许，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
“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事……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件，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胡适、左舜生、钱昌照等人。大家除了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还希望政府在言论自由、特种刑法、新闻检查、国防教育等方面速予改善。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蒋介石，精神抖擞地发表《抗战宣言》：
“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体代表都静静地倾听着，蒋介石越讲声调越高。他说道：“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庐山拉开了序幕。
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5天。18日部分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第二期谈话会于7月28日至29日举行。因蒋介石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主持。
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名流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亨颐、叶楚伧等。留在庐山的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参加谈话会的各界人士一致拥护政府对日作战的方针，并表示要竭尽全力为抗战作出贡献。代表们就全国各党各派、各地方组织如何实行统一化、组织化、纪律化，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来自上海的代表还介绍了淞沪抗战期间，上海民众团体如何援助、慰问国军的情况。
第三期谈话会因战事紧张而未举行。
全国“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
1937年7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图书馆举行的“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抗战宣言》，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宋美龄也不示弱，第二年5月，宋美龄也在庐山图书馆举办全国“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正在庐山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但并未接到出席“谈话会”的邀请。而宋美龄召开“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不但是与会的正式代表，而且是会议的核心人物之一，为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4月，宋美龄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名义，函请全国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及知名人士，参加5月下旬在庐山举办的“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中共决定由担任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部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邓颖超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孟庆树（王明夫人）一起参加此次会议。
邓颖超和孟庆树上了庐山后，下榻于1937年周恩來曾下榻的“仙岩旅馆”。
当晚，两人不顾旅途劳累，便去蒋介石的庐山官邸“美庐”别墅拜访宋美龄。
宋美龄握着邓颖超的手，热情地说：“去年周先生来庐山时，我就请他转达我对您的问候。这次听说您来参会，我很高兴，您是极有经验、威望很高的政治活动家，相信您能给我以帮助。”邓颖超说：“恩来已向我转达了夫人的问候，这次我来庐山，恩来也托我转达他对蒋先生和夫人的问候，同时也感谢夫人的邀请。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为战时全国的妇女工作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宋美龄向邓颖超和孟庆树详细介绍了此次谈话会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建立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关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的组织问题，她本意还是以“妇指会”为统一组织，但听说很多人不赞成。如果要另外成立组织，在战时又很难召开全国性的大会。组织问题不能解决，就无法建立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
邓颖超说：“全国性妇女组织本应由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民主讨论产生，但战争时期可变通办理。以原‘妇指会为领导组织可以考虑，但应该加以适当改组，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由国民党一党组成，否则就无法担负领导全国妇女工作的重任。应该吸收各党各派的妇女领导干部参加‘妇指会，这样会大大扩展‘妇指会所涵盖的范畴，使‘妇指会真正具有在全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下的全国妇女组织的性质。如能如此办理，相信各党各派都会赞同。如果有什么麻烦，我可以尽量做些工作，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实质。”
宋美龄连连点头，表示十分赞同邓颖超的意见。
5月20日上午，“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在庐山图书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沈慧莲、唐国桢等，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救国会代表史良、沈兹九、刘清杨，基督教女青年会代表蔡葵、张蔼贞、陈纪彝，以及社会名流李德全、吴贻芳、雷洁琼、劳君展、俞庆棠等48人。
宋美龄在会上致开幕词。她说：“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妇女界的领袖能够聚集一堂，大家认识。”“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宋美龄在开幕词中提出“谈话会”的两个任务：一是各界妇女领袖相互交换搞好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二是成立战时领导妇女工作的统一组织，制定指导全国妇女工作的纲要，建立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
邓颖超在会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广大妇女克服巨大困难、发展生产、支援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为全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事迹。邓颖超说到边区妇女怎样送丈夫、儿子参军的动人情景，怎样忍受亲人牺牲的巨大痛苦，怎样在风雨里、冰天雪地里、炎炎烈日下辛勤劳作的感人事迹时，不由得热泪盈眶，几不能语。参会的代表都深受感动，对边区妇女的不凡业绩予以了高度评价。邓颖超还将一份《我们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代表讨论。针对参会的很多代表不同意将由国民党一党组成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的组织，邓颖超在发言中指出：“这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不管名称如何，而它的性质是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职业、不分贫富贵贱的，是包括各界、各党派、各省、各区妇女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如果‘妇指会能加以改组，做到这点，是可以同意的。”
经过5天的热烈讨论，参会的各界妇女代表最后一致同意“妇指会”作为领导全国战时妇女工作的统一组织，选举宋美龄继续担任指导长，补选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曹孟君等人为“妇指会”领导人，重新任命刘清扬、沈滋九、史良分别为训练组、文化事业组、联络委员会的负责人。会议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明确指出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的总任务、总原则，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了。
5月25日下午，妇女谈话会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顺利结束。宋美龄在讲话中希望这次会议的精神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她风趣地以庐山云雾作比喻说：“庐山的浓雾看上去非常浓重，可是飘忽得快，一转眼间就会烟消云散，无影无踪。我希望我们的决议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基础，以制订有价值的工作纲领，发挥切实有用并能持续长久的作用，而不要像庐山的浓雾一样。”
最后，史良建议大家一起唱个歌。宋美龄说：“我们这个谈话会是以合作抗日为宗旨，我们就唱《松花江上》吧。”大家一致赞同。宋美龄请邓颖超指挥，邓颖超欣然应允。她挥动有力的双臂，指挥着各党各派、各界妇女代表及会议工作人员，齐声高唱《松花江上》。悲壮激昂的歌声飞出图书馆窗外，在庐山的群峰间回荡，在祖国的大地上回荡。
庐山抗战纪念馆
新中国成立后，庐山政府在人口稠密的牯岭镇中心新建了图书馆。原庐山图书馆几经变迁，长期作为接待用房、商场，后来又被改造为餐厅，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2009年初，庐山管理局经过充分调研，决定将原庐山图书馆从旅游企业转轨到文化产业，充分尊重和弘扬它本身所蕴含的重大的历史文物价值。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改制后的原庐山图书馆被正式命名为“庐山抗战纪念馆”。
庐山抗战纪念馆整修、布馆于2009年5月8日动工，当年9月26日竣工。纪念馆陈列布展面积1200多平方米，以“国共合作在庐山”“国民政府夏都”“庐山图书馆专题”为内容，复原“庐山谈话会会场”，着重介绍了在庐山举行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庐山谈话会”等重大事件，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在中国近代占有重要位置的历史。
庐山抗战纪念馆还以大量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展示、再现了“庐山孤军抗战”、固守庐山9个月的壮举，在中国抗战史中谱写了极为辉煌的篇章。庐山抗战纪念馆正是当年固守庐山的国民党江西保安第十一团指挥部所在地。
1938年7月26日，江西保安部队第三团和第十一团上庐山，担负守卫庐山重责，日军随即将庐山团团包围，庐山形同孤岛。近3000名官兵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誓以血肉之躯保卫庐山。
江西保安部队第十一团团部设在庐山图书馆，图书馆对面的台阶石栏上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必恭敬止”4个大字，题词后還有小跋：
“寇犯中国，九江相继失陷，余奉命率部固守庐山。顾此白山黑水油然生敬，因题四字，概取诗日惟桑与梓必恭敬止之义。愿此志与名山同垂不朽云尔。‘八·一三周年纪念。新建胡家位敬题”。
题词的胡家位是庐山守军的指挥者之一，第十一团团长，江西新建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是胡家位的舅舅，当时战况严峻，熊式辉已撤离庐山，胡家位却毅然留下，决心以自己血肉之驱捍卫中国军人的尊严，并题下这幅石刻，表明自己要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恭敬之情化为杀敌的动力和勇气。他在题词的小跋中刻意写道：“顾此白山黑水”，“白山黑水”一般专指东北地区的山水（以长白山、黑龙江简称代之），而胡家位有意在此用“白山黑水”来指庐山，其用意不难理解：中国的军人一刻也没有忘记遭受日寇蹂躏的东北大地，中原大地山山水水再也不能任由日寇的铁蹄践踏。
近3000名官兵在各个路口要道构筑工事，屯集石块，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日军的飞机、大炮狂轰乱炸，日军从9条登山小道一轮接一轮的向上强攻。孤军死死守住阵地，有时日军从炸塌的掩体蜂涌而上，孤军壮士便身绑手榴弹，拉响弦，吼叫着向敌群扑去，和敌人一起在巨响中滚下山涧。
庐山孤军奋勇抗击日军、重创日军的捷报在《中央日报》披露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蒋介石致电庐山孤军，云“孤军固守庐山，屡挫敌锋，极慰。”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8日发表题为《援助庐山孤军》社论，指出：“我庐山孤军将士，固守山地，予敌以重大打击。我英勇孤军均抱牺牲决心，坚持抗战国策。我中央政府迭电嘉许，我各界同胞，敬佩之余，尤表感奋。”驻守江西鄱阳县的江西保安处副处长蒋经国亲率几名警卫，冒死潜上庐山，慰问他属下的保安部队。蒋经国在庐山期间，就下榻庐山图书馆，现馆内还展出了他曾下榻的房间，屋内摆设都保持着当时的原貌。
1939年4月18日凌晨，日军花重金买通了山麓的一个猎户，由他领路，从莲花峰一条洪水冲出的山沟悄悄攀上小天池，向小天池哨卡发动突然袭击，小天池防线失守。大批日军涌上牯岭，向各个哨卡猛烈攻击，孤军被迫撤离庐山。
1938年7月26日至1939年4月18日，庐山保卫战整整坚持了近9个月，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孤军抵抗日军的奇迹，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彪炳史册的壮歌！其间，大小战斗200多次，歼灭日军2000多人，击毙日军少将饭冢国五郎。1400多名国民党官兵英勇捐躯。
庐山抗战纪念馆自从2009年10月开馆以来，吸引了大批海内外游客前往参观。2010年9月12日、2011年8月26日，台湾国民党两位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先后来庐山抗战纪念馆参观，他们仔细观看了纪念馆内展出的内容，对中共客观、公正地评价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所起的历史作用深感满意。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201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以立法形式确立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庐山抗战纪念馆作为《抗战宣言》的发表地，默默地在守护着那一段硝烟迷漫的血色历史，无声地为一代又一代人诉说那些英雄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