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隆有
滕元发（1020-1090），初名甫，字达道，浙江东阳人，北宋神宗、哲宗两朝名臣。《宋史》本传称其“九岁能赋诗，范仲淹见而奇之”。初人仕，名将孙沔“见而异之，日：奇才也，后当为贤将。”遂“授以治剧守边之略”。才既奇，志更高，忠诚报国，欲大有为，却时运不济，仕途坎坷，滕元发初心不改，愈挫愈奋发。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贬官黄州5年的苏轼，在由黄州赴常州途中，在长江边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金山与滕元发相会。其后，苏轼在给友人贾收的信中，动情地描述了两人相会的情景：
久放江湖，不见伟人，前在金山，滕元发以扁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好个没兴底张镐相公！……老杜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谓张镐也。萧昕荐之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穷谷一病叟耳。”
浩荡长江之上，一叶扁舟，冲风破浪，迎面驶来，已让人惊骇，从小舟中走出的人物，有如天神，尤令人于敬仰。苏轼眼中的滕元发，是横空出世、难得一见的伟人。
苏轼所引诗句，出自杜甫名篇《洗兵马》。杜甫将张镐比作汉朝张良，盛赞其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的“扶颠”定乱之功。张镐是唐朝玄宗、肃宗之际名臣，原本布衣，“风仪魁岸，廓落有大志”，经萧昕之荐，出将人相，颇多贡献，特别是定策收复两京，并顺便杖杀害死诗人王昌龄的濠州刺史闾丘晓，最为人称道。苏轼心中的滕元发，不仅是伟人，而且是拯得了民，救得了国，为时代急需的伟人。
然而，这伟人却是个“没兴底张镐相公”！时运不济，不能如张镐一般，风云际会，做“帝王师”，以旷世德才，建旷世奇功，竟然长受冷落，几乎成了“穷谷病叟”。苏轼不禁为之怅然。
滕元发之才，既得之天赋，更得之深厚的家学渊源。他是范仲淹的外孙，从幼年起，就生活在范仲淹身边。范仲淹发现他的文才敏捷过人，更爱之如子，让他和几个舅舅一起学习，并亲自“教以为文”。滕元发得天独厚，很自负，在舅舅们面前常恃才好胜，舅舅们都宠让着他。范仲淹知苏州，也把他带在身边，并让他从苏州名儒胡瑗受教。胡瑗有几千学生，滕元发的文章经常被评为第一。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滕元发和舅舅范纯仁一起考进士，省试的时候，甥舅俩皆中选，主考官宋祁“奇其文，擢为第三人”，滕元发的名次远超范纯仁。但殿试的时候，范纯仁考中，滕元发却落了榜。原因有两说。一说是因其有首诗“声韵不中法”，一说是因为“犯谏”，诗文内容触犯了皇帝。宋祁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并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雅称，诗文造诣极高，岂会连诗的声韵错误也看不出？身为主考，更岂敢将犯了如此低级错误的考卷，送皇帝终审？所以，说滕元发是“以犯谏见黜”，当属实情。
4年后的皇祐五年（1053年），滕元发与好友郑獬、杨绘一起进京应试，“自谓必魁天下”，稳拿状元。他与二人笑约，若所言不验，愿受重罚。结果郑獬考了第一，杨绘第二，滕元发第三。两人要他兑现罚金，滕元发幽默地回答：你们一个占了第一，一个占了第二，“吾安得不居第三？”三人不禁放声大笑。进士考试特难，考中已属不易，高中前三名更是难上之难。滕元发在5年之内两次应试，竞连拿第三，真可谓科场奇才。
其实，滕元发不仅应试诗文写得好，平时提笔挥洒，也颇多珠玑，诚如苏轼在为滕元发写的墓志铭中所说：“英发妙丽，每出一篇，学者争诵之。”就连宋神宗的《祭狄青文》，不到专掌“撰述之事”的翰林学士院中找学士代笔，而让时任御史中丞、主掌纪律检查的滕元发为之。
宋神宗是北宋中期最积极有为之君，一即位就“厉精为治，旁求天下，以出异人，欲得英伟大度之人”而用之。但神宗最先擢用的并非今人熟知的王安石，而是滕元发。滕元发对此殊遇感念终生，多次言及，元丰七年（1084年）向神宗上奏，说到自己“受知于陛下中兴之初，效力于众人未遇之日”，不禁涕泣。滕元发去世的时候，苏轼的挽词也说：“先帝（神宗）知公早，虚怀第一人。”两宋之际学者王锰《默记》称：神宗初即位，滕元发“首被擢用”“盖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
本来，宋神宗的父亲英宗已发现滕元发是个难得之才，特意写了滕元发的名字藏在宫中，正要大用，英宗就去世了。神宗因此知道了滕元发，即位召见，果然了得，不仅“姿度雄爽”，而且满腹“开济之资”，浑身“迈往之气”。问到“天下所以治乱，不思而对”，意深言直，切中时弊，听得神宗不禁称赞：“天下名言也。”于是立即委以要职。滕元发也尽心尽力，一展雄才。
当时开封府积案特多，监狱里关满了涉案待判之人。滕元发一接手，很快就理出数百人，决遣殆尽，颇受称道。府民王颖有金被邻妇藏匿，王颖告到府里，几任知府都没判了。王颖气得生病，驼背拄杖，又向滕元发申诉，滕元发一问即明。王颖拿到失金，激动不已，挺身向滕元发致谢，驼背居然随之变直，拐杖也不需要了，整个开封府都为之惊异。
当朝宰相任命自己的儿子主管职掌收理臣民章奏的登闻鼓院，遭谏官反对，神宗却不以为然，说登闻鼓院不过负责传达而已。滕元发不同意神宗的看法，他问神宗：假如有人状告宰相，让宰相的儿子向宰相传达，合适吗？而且，天下臣民见宰相的儿子在登闻鼓院，还敢来这里反映朝廷政事吗？神宗顿时醒悟，否定了宰相的错误任命。
这期间，滕元发还对改进朝廷运作机制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北宋官制，中书省统政务，枢密院统军务，上朝奏事，一先一后，所言互不相知，导致朝廷政令军令常常互相矛盾，让地方和部门无所适从。神宗初年，在对西夏边务中，就出现了同一件事，政令、军令，截然相反的荒唐之举。滕元发向神宗指出：“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建议命中书省和枢密院加强沟通，必须在意见一致后再做决定。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朝廷的决策水平和施政效率，明显提高。这在宋朝官制演进史上意义重大，故为陈茂同先生《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论及。
滕元发深得神宗信任。任御史中丞期间，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力数其短”，神宗认为唐淑问是“邀名”，下诏将唐淑问贬为复州通判。滕元发向神宗谏言颇多，吏部郎中刘述不知，在神宗面前说滕元发身为言官，却“无所发明”，顺便又揭了滕元发几个隐私。神宗当即反驳说，滕元发“遇事则争，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又告诉刘述，滕元发“谈卿美不辍口，卿无言也”。神宗视滕元发为肺腑，与其无话不说。一次，决定将滕元发的挚友杨绘由谏官调任侍读，怕杨绘产生误会，就将自己的良苦用心告诉滕元发，并托他向杨绘解释，甚至连皇室百余年间一直讳莫如深的宋太宗北伐惨败的真相和细节，也对滕元发流泪痛诉。
宋朝除用执政（参知政事、副相），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人头”。宋神宗循此惯例，在让滕元发相继担任知开封府和御史中丞后，紧接着让其任翰林学士，又欲命其为三司使，想很快将滕元发擢升为副相，直至宰相，主持朝政，辅佐自己实现“中兴”之梦。但就在此时，仕途厄运却突然砸向滕元发。
《宋史》本传说，“元发在神宗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鬲。神宗知其诚荩，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皆问之。元发随事解答，不少嫌隐。”在君主集权专制时代，君臣关系能如此亲密无间，实属罕见。但是，人在太顺的时候，就难免大意，生性“豪隽慷慨，不拘小节”的滕元发，更易犯此毛病。
宋神宗经常“遣小黄门持短札御封问事”，滕元发竞将神宗亲笔写的短札让他人观看，其间就有小人见神宗手札中用错了字，便攻击滕元发是故意“扬上之短”。对至尊如此大不敬，要放到别的王朝别的君主，非将滕元发问斩不可。虽然宋王朝祖训不杀士大夫，神宗又属明君，却也未免怒火中烧，对滕元发逐渐疏远，滕元发不仅没能任相，还被外放到地方任职，王安石遂渐受神宗倚重。王安石与滕元发政见相左，对其排斥打击，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神宗曾几次动过重用滕元发的念头，都被王安石驳回。淳熙八年（1075年），滕元发的妻弟又被人告“谋反”，以“大逆”罪被凌迟处死，政敌借此对滕元发大加攻击，宋神宗对滕元发的顾怜之情也因之大減。
“空试乘边策，宁留相汉身。”（苏轼《滕达道挽词》）苏东坡崇仰的伟人滕元发，徒怀相才，在那个急需真才大才振兴国家的时代，却因了体制和个人的某些原因，满腹经纶不得大展。
滕元发任御史中丞时，参知政事吴奎曾向宋神宗推荐滕元发可以为帅，称赞其“不唯将略可取，至于躯干膂力，自可被两重铁甲。”到边郡任职后，滕元发杰出的将帅之才，立即派上了用场。
熙宁三年（1070年），滕元发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该州与辽接壤，是宋王朝北方军事重镇，辽兵时有小骚扰，百姓常怀惊恐。滕元发到任，首先安定人心。上巳节这天，他和僚属在州城郊外设宴相贺，正饮酒间，忽然有人报告，说是辽兵入侵，百姓奔逃。将吏闻之大骇，请滕元发立刻发兵应对。滕元发看出，这是一场自我虚惊，故稳坐不动，笑道：“非尔所知也！”一边继续饮酒，一边派人晓谕正逃跑的百姓：“吾在此，虏不敢动。”令其各回各家，该干啥干啥。第二天问明实情，果如滕元发所料。“诸将以是服公。”辽臣杨兴公是滕元发的异国知音，得知滕元发在定州，也颇欣慰。
民心定，将心服，郡境安，宋神宗特诏褒奖滕元发曰：“宽严有体，边人安焉。”滕元发因建堂纪念，堂名就叫“安边”，以明心志。
接着，滕元发就着手加强边防实力。他上奏朝廷说：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常常显得比“夷狄”少，在于兵民分离，民不会作战。而“夷狄之俗，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所以常打胜仗。河北州县靠近山谷的地方，民间猎户自发成立的弓箭社，习惯射猎，和“夷狄”一样，建议学习少数民族政权兵民合一的做法，组织边界地区愿意学习弓箭的公差和百姓建立弓箭社，由长吏组织训练，以便危急时御敌之用。朝廷当即从之，有效地增强了边防实力，后来元朝修《宋史》，将之载入《兵志》。
滕元发在定州严肃军纪，敢于碰硬。据徐度《却扫编》，北宋于诸路帅司设走马承受两名，一为使臣，一为宦官，皆皇帝近习，“每季得奏事京师”“凡耳目所及皆以闻”。一些不良之辈遂威福自任，渐与帅臣抗礼，挟制州县。《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定州路走马承受任端“尝呼集诸军校有所戒谕，而不以闻其帅”。滕元发立即以任端“侵预军政”上奏，神宗下诏严惩了任端。
滕元发又历知边郡真定、太原，“治边凛然，威行西北，号称名帅”，在太原治绩尤为突出。太原府领河东路，北临辽，西北临西夏，肩负着两个方面的边防重任。军事上设十二将，四将负责北方防御辽，八将负责西北方防御西夏。旧制，防御西夏的八将，四将值勤，四将休息，按时轮流。滕元发赴任的当年秋八月，边防报警，请求八将皆上防秋。滕元发不同意，他料定敌军不会大出，分析道：倘若敌军合力来犯，以我军现有实力，即便八将齐上，也顶不住；若其不来，四将足够了。被派执勤的将吏们很害怕，向滕元发力争。滕元发不为所动，指着自己的脖子说：“吾已舍此矣，颈可断，兵不可出！”敌军果然未动。太原府及其所领河东路，当年因此一项，节省军需15万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元祐五年（1090年），中书舍人王岩叟向哲宗盛赞滕元发，称其“在河东颇有显效，为士大夫所称”，特别是“能为探报，不遣防秋人马，得帅臣体”。指出：河东路以往每年防秋之费，数额甚大，历任帅臣怕担风险，在断定无事之年，也不敢减少防秋之兵。“元发独能不遣。为国惜费，其利甚博。”元祐五年（1090年）二月，宋王朝将4个边寨划归西夏，其中葭芦在河东。交接过程中，滕元发严防敌军偷袭，特命部将保护寨中吏民迁出，“号令严整，寇不能近，无一瓦之失。”西夏得寨后，又欲多占土地，滕元发怒曰：“兵有以进退尺寸为强弱，今一举而失百里，不可！”接连9次上奏朝廷，写了几万字的奏章，力劝朝廷阻止。
滕元发虽长期任职地方，却始终关注着国家大局。元丰四年（1081年），他在安州太守任上，得知神宗欲大兴兵伐西夏，遂上《论西夏书》，极言其不可，与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基本一致。神宗不听，五路发兵攻西夏，先被敌军决黄河淹壁垒，“兵将冻溺、饿饥，不战而死者数十万人”，后又被大破于永乐城，自大将徐禧而下死者10多万人。败报夜至，第二天早朝时，神宗当着群臣之面失声痛哭。神宗对孙固说：若用卿言，必不至此，今悔无及矣！“帝从此郁郁不乐，以至大渐”（《邵氏闻见录》）。
“高平风烈在，威敏典型新。”苏轼《滕达道挽词》盛赞滕元发有范仲淹、孙沔的大将器局、安边韬略和以之雄起国威的抱负。滕元发生平也的确以此自许，这在他的《结客》诗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结客结英豪，休同儿女曹。
黄金装箭镞，猛兽画旗旄。
北阁芒星落，中原王气高。
终令贺兰贼，不著赭黄袍。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秋七月，河朔一代大地震，涌沙出水，城池房屋多坏。时任御史中丞的滕元发，受命为安抚使，前往指挥抗震救灾。此前，当地官员都住在室外的帐篷里避震，百姓本来就很恐惧，见官员如此，也纷纷弃家而躲进仓猝搭起的草棚里，既不安全，又易患病，日子长了，还会引起更大恐慌，不利救灾。滕元发到，首先稳定人心，在了解实际震情后，他独卧屋下，宣告：“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当以身同之！”百姓见朝廷大臣如此镇定负责，就也回家居住。人心定，大局稳，滕元发“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查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整个救灾工作有条不紊，顺利进展，河朔遂安。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滕元发由知扬州调任知郓州，一到任，就发现郓州当年会闹饥荒，立即向淮南借了20万石米以为赈灾做准备。果然，当年不仅郓州，而且京东、淮南都发生了大饥荒。滕元发预见到将有大批流民逃难到郓州城，倘若安置不好，会引发大疫情，对流民和郓州本地造成大灾难。于是先在州城外勘察好一块军队废弃的旧营地，以做流民安置点，接着又召集城中富民，动员其参与救助。滕元发推心置腹，告诉富民们：“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富民们深受感动，热情捐献财物。在滕元发指挥下，郓州城外，一夜就用席子搭建起2500间流民救助屋，井、灶和日常生活用品也一应皆备。不久，大批流民就汹涌而至，滕元发沉着应对，以军法进行管理，按次序为其分配住地，安排生活。“少者饮，壮者樵，妇女汲，老者休”，整个流民住地井然有序，“民至如归”。哲宗派工部郎中王古来视察，见其“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惊奇不已，因画图奏上，哲宗特下诏褒奖。据统计，有5万流民因此免于死难。
苏轼在给滕元发的信中，称颂他“声望隐然，虽未柄用，坐镇一方，犹足以携持人心。”诚非虚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