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小茗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一定会为剧中男主角“李云龙”作战的那股“疯”劲而动容。殊不知，作为“李云龙”原型的开国中将王近山的经历，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更传奇。这位开国中将曾因故被降为大校，后被逐出军队下放到地方农场，多年后又重返军队，他的最后一任职务定格为正军级——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1915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高桥许家田村。15岁从军，16岁任连长。先后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副师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团长、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或是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前线，王近山都以善打硬仗、恶仗而勇冠三军，独树一帜，屡建奇功，所向无敌。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5月，军事科学院出版关于回忆王近山将军的文集，邓小平提了4个字：“一代战将”；江泽民题词：“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杨尚昆题词：“王近山同志英勇善战，战功卓著”；李先念题词：“人民的战将王近山”。
智勇双全，歼灭日军观战团
和共和国的许多将军一样，王近山也是贫苦家庭出身，在革命队伍中逐渐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他中等身材、面孔白晰，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极为和善的眼睛，嘴角常常挂着微笑，讲起话来一句一顿，口齿清晰。就是这样一位白面书生似的将军，却有着一个与他的外表极不相称的外号——“王疯子”。他喜欢骑着高头大马勇往直前，在枪林弹雨中谈笑点兵，打起仗来总是身先士卒往前冲，在血火交织的战场上以“王疯子”之名勇冠三军，闻名遐迩。
1943年10月，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奉一二九师刘邓首长之命，率三八六旅第十六团从太行山回师陕北，保卫延安。全团2000多名官兵在王近山的率领下，晓行夜宿，一路西行，很快就来到了太岳根据地边缘的临汾县韩略村一带。前方侦察员报告韩略村村旁的公路上常有日军经过，且地势险要，非常适合打伏击。王近山当机立断，决定利用韩略村的有利地形和敌人的松懈麻痹，以速战速决的手段，打一个干脆利落的伏击战。
10月24日凌晨，担任伏击作战任务的6个连队借着浓浓的夜色，隐蔽进入了韩略村公路两旁的庄稼地里，迅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上午8时，由临汾方向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紧接着，编有3辆小汽车和13辆卡车的日军车队，满载着日军官兵进入了伏击圈。王近山一声令下，担任截尾任务的六连首先打响了第一枪，随后，前面的日军汽车也在接二连三的地雷爆炸声中被掀翻在路旁。突遭袭击的日军官兵慌忙下车应战，而我军布置在公路两旁的轻重火力，居高临下，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敌人。顿时，整个韩略村公路上杀声震天，弹雨横飞。许多日军还没明白子弹来自何方，就糊里糊涂地送了命。王近山司令员见突遭袭击的日军惊慌失措，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和反击，遂命令司号吹响了冲锋号。我军官兵当即向敌人发起勇猛的冲锋，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开始了。只见公路上刀光闪闪，喊杀声、惨嚎声不绝于耳。战士们的刺刀和大刀与日军指挥官们的军刀相互格击，闪闪的刀光下不时传来日军军官们狼嚎般的惨叫声。经过近3个小时的血战，180多名日军全部被我军歼灭。
战后，我军从打扫战场时缴获的文件中得知，被歼的这支日军就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组织的所谓“皇军军官观战团”。原来，身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为了推行他在扫荡我太岳根据地时所采用的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戰法”，不仅到处大吹大擂，扩大影响，还特意组织日军“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第五、第六中队和其他一些军官，组成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战场参观团，共180多人，赴太岳战区观战学习。万万没想到，观战团一到太岳区，就迎头碰上了八路军著名战将王近山和英勇善战的太岳军区第二分区第十六团。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一名联队长在内的120多名日军军官和60多名士兵悉数被歼，不可一世的“皇军军官观战团”在英勇的抗日军民面前灰飞烟灭。
勇挑重担，喋血激战大杨湖
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在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任第六纵队司令员。往往只要他在战士们面前一出现，随后大家就会明白，一场大战、硬战、恶战就要开始了。
1946年8月，蒋介石一下出动了14个整编师共38万多人的强大兵力，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打完陇海战役，人困马乏，粮弹两缺。全军仅有4个纵队约5万人，许多建制团甚至连两个营的兵力都不足。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刘邓首长决心集中现有兵力，首先歼灭孤军冒进的整编第三师。该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加过远征缅甸的对日作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师长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此人自负狂妄、志大才疏。通过反复权衡和分析战局，刘邓认为：只要抓住整三师孤军冒进的有利态势，以坚决果敢的进攻吃掉该敌，就能一举扭转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被动局面，否则真如邓小平所言：“只好打起背包，回太行山去。”
然而，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区区5万疲惫之师，要想吃掉兵力与自己相差无几、但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整三师，谈何容易！在野战军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各纵队司令都对刘邓首长提出的首歼整三师之方案不置可否。对于这些久经战阵的勇将们来说，他们并不是怯战，而是觉得此战太过凶险。在敌38万大军的钳形攻势中虎口拔牙，如果稍一失手，5万大军就会血流成河，整个中原战局就会造成满盘皆输的恶局。毕竟，双方的实力对比太过于悬殊了。
就在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时，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拍案而起，当着刘邓首长和各纵队司令的面，他慷慨激昂，言出如山：“我和政委（杜义德）商量过了，我们纵队打。我——王近山立下军令状，我们纵队和整三师干！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关键时刻，王近山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让一向感情内敛的邓小平十分激动，他大声说：“好样的！我支持你！”刘伯承也顺势站了起来，对王近山说：“你打！你大胆打！”
40多年后，邓小平对王近山勇立军令状一事还记忆犹新。他说：“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王近山慷慨领命，率部一个猛虎掏心，直扑整三师师部所在地——大杨湖。
大杨湖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地形开阔，村外有一道壕沟，深约3米，村南有一个大水塘，芦苇茂密，形成天然屏障。为了保护师部的安全，赵锡田把整三师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旅五十九团放在了大杨湖。该团进入阵地之后，立即构筑完备的防御工事。在村内主要道口筑有暗堡工事，结合穿墙破壁的枪眼，构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为了扫清射界，赵锡田命令飞机扔下汽油弹，投向村外的民房、柴禾堆，使得大杨湖上空火光冲天，烈焰滚滚，一片通红。
1946年9月5日夜，六纵总攻大杨湖。战斗打响前，刘伯承亲临六纵指挥所，对王近山及在场人员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今天来给你们看管行李。”素来持重的刘伯承亲临前线，足见大杨湖之战至关重要。王近山一声令下，六纵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亲自上阵，率部向大杨湖发起了波浪式的冲锋。战至次日拂晓，六纵共有6个团的兵力攻进了村，并把敌五十九团团部及残敌压缩在了一片还算坚固的院落当中。此时此刻，已经是刺刀见红的时刻了。六纵虽然攻入了6个团，但每个团的兵力都不满500人，有的团甚至还不足百人：敌人虽已穷途末路，但仍在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经过苦战，我军也伤亡惨重。
紧要关头，王近山果断投入为数不多的预备队，并组织起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全力投入了决战。短兵相接的战斗空前惨烈，代价高昂，就像两个负伤恶斗的人在做最后一搏，双方的血都快流尽了，但谁都不肯放手，仍旧拼死搏斗，就看谁先倒下。战至最后，敌人终究没能顶住第六纵队的最后一击。大杨湖一失，整三师的防御体系顷刻土崩瓦解。刘邓大军其余各部乘势进击，迅速对残敌进行分割围歼。一番恶战，骄横跋扈的整三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束手就擒。
强渡汝河，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经过艰苦的跋涉，刘邓10万大军越过黄泛区，渡过涡河、沙河、颖河、洪河，一路冲杀来到了汝河。在这支南下大军中跃马挺枪的开路先锋，依然是一代猛将王近山和他那能征善战的第六纵队。
率先到达汝河的先头部队是肖永银的十八旅，尤太忠的十六旅和李德生的十七旅。肖永银刚刚率部来到汝河岸边，就见汝河南岸烟尘大起，马达轰鸣。敌人的堵截部队已先我一步到达对岸，并摆开了一副随时应战的架式。而经过长途奔袭的刘邓大军可谓后有追兵，前有强敌，中间还隔着一条性命攸关的汝河。
说到汝河，其实它并不宽大，只有60米宽，水流也不太急。但经过长年的冲刷，河漕深陷，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根本无法徒涉。千军万马，要想渡过汝河，必须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架设浮桥。机敏干练的肖永银大手一挥，马上派一个营的兵力在敌人未完全封堵之前强渡汝河，争取在南岸建立一个牢固的桥头堡，以掩护部队架设浮桥。利用唯一的一叶小船和几个木筏，先头营开始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之下强渡汝河。一些性急的战士干脆往河里跳，拼命向对岸游去。经过浴血奋战，先头营终于登上了汝河南岸，并牢牢地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艰苦的架桥工作开始了。天上，敌人的飞机在肆虐；地下，敌人的重炮在轰鸣。昔日温驯清冽的汝河水伴着一声声巨大的爆炸声变成了冲天的浊浪，架桥勇士們的鲜血把河水染成了红色。一个个年轻的躯体在猛烈的炮火中倒下，顺水漂走。
此时，我后卫部队已与追兵接火，而在汝河南岸，敌人的一个整编师也拉开了架式，准备全力阻止我军过河。生死关头，刘伯承、邓小平又来到了六纵，走到血战中的十八旅。望着王近山和肖永银那坚毅的面庞，邓小平一字一顿地说：“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刘伯承也环顾众将，豪迈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动用多少飞机大炮，我们都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历史决不能逆转，大军南下的战略决策不能改变！”
刘邓首长的坚定信心，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六纵的将士。王近山大吼一声：“传令全纵队，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血路，突过汝河！”肖永银亲自下到营，代替营长指挥：团长下到连，营长下到班。全军上下每一支步枪都装上了寒光闪闪的刺刀，每一颗手榴弹都掀开了盖子。曳光弹、信号弹一道道划过，似金线、银弧在夜空中穿梭。
踏过浮桥的队伍狂飚一般冲向敌阵，势如猛虎。火光中，无数战士的身影一掠而过，奋勇向前。团长、营长、连长也和他们一样，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与敌人拼杀。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扑上去拼杀，消灭了就再往前冲。冲锋的队伍像龙卷风一般向前滚动，所向披靡。直到天色微明，六纵突击队终于为全军在汝河南岸打开了一条长10公里、宽4公里的通路，并在这条通路两侧一字排开，抗击敌人的反扑，像两条坚固的堤坝，护卫着通道的安全。在六纵的猛烈攻击之下，汝河南岸的阻截之敌终于溃不成军。刘邓大军的后续力量日夜兼程，快速渡河，终于越过千里跃进之路上最为困难、也最为险恶的这道屏障。
撇山攻城，刀劈三关夺襄阳
1948年6月，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与敌军大战豫东。为配合华野作战，刘邓率中原野战军（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之一、二、三、四纵队出击平汉线。大战在即，刘伯承棋看三步，命战斗力最强的王近山六纵在豫南的唐河地区隐蔽休整，等待时机，准备一举袭取汉水之滨的战略要地——襄阳。
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铁打的襄阳”之称。它南跨江沔，北接京洛，地处要冲，水陆交通方便。东汉末三国初孙坚战死砚山，关云长水淹七军，皆在此地。
接到攻取襄阳的命令，王近山即率部直扑襄阳门户老河口，在桐柏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六纵于7月6日兵临城下，完成了对襄阳的包围。
而襄阳城之所以称之为“铁襄阳”，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北、东两面紧临汉水，是天然屏障；城南和西南群山耸立，地形险要，有凤凰山、羊牯山等高地，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城南和城西的所有通道。再加上襄阳城四周筑有高约10米、宽约7米的石头城墙。城墙外还有一条深3米多、宽100多米的外壕屏护。如此坚城依山傍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说它是“铁襄阳”实不为过。
在详细勘察了襄阳外围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配置之后，此刻的攻城总指挥王近山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地图沉思起来。从历史上看，取襄阳都是先攻山，后夺城，这是由于襄阳外围的地形特征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守军才以外围的大山为依托，构筑了坚固、完备的防御工事，准备与我军来一个“守城，但不战于城”的打法。苦思良久，王近山把几位旅长找来商量，果断地说：“都说攻襄阳要先夺山后攻城，这一次我要破破例，撇开大山，从山下走廊直捣西门，攻破襄阳！”望着几位旅长吃惊疑惑的表情，王近山充满自信地说：“这几天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敌人守襄阳依仗的是什么？——山！他们正想利用这些山和我们拼消耗、拖时间，以等待援军。我们攻山，则正中敌人下怀。而我们撇开山，直接攻城，正如猛虎掏心，敌猝不及防，大山上的火力又够不着我攻城部队。我这叫趋利避害，攻其不备。”
很快，王近山的“撇山攻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报到了野战军指挥部。刘伯承一听笑逐颜开：“襄阳已是我掌中之物了！这个王近山，真机灵！”邓小平看了王近山的攻城方案之后也欣喜地说：“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仗，他敢主动要求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邓小平慧眼识人，“有勇有谋”王近山当之无愧。
要想攻破西门，一定要先破三关：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王近山临阵点将，把刀劈三关的任务交给了李德生和他的十七旅。同时他命令部队，襄樊战役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不完成三项任务不算全胜。这三项任务是：抓万名俘虏；缴获敌人的化学炮；活捉敌襄阳守军司令、大特务头子——康泽。
7月9日黄昏，李德生率部打西门第一关——琵琶山。经过15分钟血战，十七旅四十九团第三营攻击得手。但亲自率部队攻击的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不幸阵亡。
在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反扑之后，十七旅四十九团又扑向了第二关——真武山。守敌虽然动用了包括化学火炮在内的所有力量进行顽抗，但战至晚上8时，真武山还是被我军攻克。至此，十七旅已连克二关，兵临距襄阳西门和西关大桥仅仅50米的第三关——铁佛寺。
铁佛寺是三关当中最难攻克的一关。它和西门城楼之敌成犄角之势，用绵密的火力控制着进城的唯一通道。李德生见硬攻肯定会造成巨大伤亡，遂指挥部队改变打法，用挖交通壕的办法逼近敌人。经过地面和地下双路突击，铁佛寺终告攻克。襄阳城完全暴露在了我军面前。
7月15日20时30分，王近山终于发出了总攻的命令。经过一夜血战，襄阳之敌2万多人被我全歼，敌襄阳守军司令、大特务头子康泽，终于被刘邓大军活捉。
遭遇婚变，人生大起大落
全国解放以后，王近山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原中野六纵）军长，并率部来到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和举世闻名的上甘岭大战。回国之后，他先后出任公安部副部长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硝烟散尽，和平年代的生活是安逸宁静的，但对于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王近山来说，这种宁静却蕴含着另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于他的情感世界。一个在战场上纵横捭阖、所向无敌的一代名将，在陌生的情场上却手足无措、进退失当。更令人可叹的是，无论是在战场或者是在情场上，将军都本色不改，保持着那种勇猛顽强和毫不畏惧的品质。这种可贵的品质，可以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他创造辉煌，但在情场上，却给他造成了令人扼腕的悲剧。
闯入王近山的情感生活并且不顾一切地爱上他的人，恰恰是他那结发妻子韩岫岩的嫡亲二妹韩秀荣。面对这似有似无的爱恋，王近山不知所措了，如果他当时毅然斩断情丝，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发生的悲剧了……
婚姻问题原本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王近山原本并没有离婚打算，但妻子韩岫岩的一些极端做法，深深伤了他的自尊。王近山的犟脾气“拧”起来，将离婚诉讼递上了中央。此时，作为北京军区副司令，王近山的个人生活已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了，他的家庭纠纷惊动了中央领导人。1964年初，王近山的离婚案，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王近山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了当时中央打击“作风问题”的处理典型。王近山为他的犟脾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开除党籍，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级，调往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就在被撤职、降级以后，韩秀荣也放弃爱情，选择了离家出走。剩下的，就只有家庭破碎、身心疲惫的王近山。
就在王近山在心中默默地咀嚼着自己的痛苦，孤零零地收拾离京的行李时，识字不多但却深明大义的勤务员黄慎荣站了出来。她诚恳地对将军说：“首长，你这样的身体到那么苦的地方去，没人照顾怎么行呢？我没有文化，只要您不嫌弃我，就带上我吧，我愿意照顾您一辈子！”1964年10月，黄慎荣和王近山结婚，与王近山一起到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后育有一女一男。
时光如水，转眼间到了1969年春。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在农场劳动的王近山写了3封信。一封给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的肖永银，另两封请他转交给许世友，其中一封信请许世友转交给毛泽东。在许世友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王近山终于重回军界，到许世友任司令员的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
1969年7月，火炉南京烈日炎炎，酷热袭人。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站着3位专门来迎接王近山的老部下肖永银、尤太忠与吴仕宏。当历经10年磨难的王近山从火车硬座车厢走下来时，3位昔日的部将热泪盈眶，感慨万分……
1974年，时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11月，因大吐血，他不得不住进医院，经诊断是胃癌。1978年4月，病情恶化，受病痛折磨的王近山已神志不清，在彌留之际，老将军还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听着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声，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逝世，享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