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
在中共广西左右江革命斗争史上，记录着一位没有详实生平履历的人物叫陈道生，他的身份时常被记载为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两广省委代表或省委特派员。史料上反映陈道生在广西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很短暂，但他在发挥中共党组织特殊的引领作用方面却留有浓墨重彩的印记：1931年8月，正当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新桂系军阀“围剿”的时候，受中共两广省委指派，他临危受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地前往右江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和指导改编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开展武装斗争，完成任务后返回香港向省委报告，此后几乎很少有人寻觅到他的踪影。作为在隐蔽战线上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在当时斗争残酷的各种环境下，他时常用不同的身份和名字作掩护，因此他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以及充满传奇的革命经历更鲜为人知。
他，真实的名字叫陈春霖，在中共广东党史的红色记忆里，他是一名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英烈，在广东鹤山市宅梧镇纪念馆里永远铭记着这位英雄革命历程中最后的一段历史传奇。
陈春霖，化名陈福、陈道生、陈旺等。广东宝安县人，出生于1904年5月。当时英国强行租借中国新安县境内大部分土地，陈春霖的父母为生活所迫，带着一家人到香港谋生。他父亲当了一名建筑工人，母亲当了草帽编织女工。因家境贫寒，10岁才读书的陈春霖仅上了3年便辍学了。13岁时，他在外国轮船上谋得一份工作，积攒一点钱后上夜校半工半读，后来成为一名水手。
1921年3月，陈春霖加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接触到苏兆征、罗登贤等多名工人运动领袖，思想觉悟得以迅速提高。1922年1月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成为参与维护工人权益的活跃分子。1925年6月，21岁的陈春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是香港工人运动最早期的党员之一。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他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日、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他协助苏兆征发动省港大罢工，积极发动海员参加游行示威。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他在香港被港英当局逮捕，关押一年多后被驱逐出境。
1926年下旬，陈春霖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安排到海员总工会从事工运活动。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员工会遭到破坏，陈春霖被派到中共广东省委工作，负责协助筹集经费和动员沦落在港澳及省内各地的海员返回参加广州起义。因国民党“清党”行动加强，他不幸受到拘捕，审讯时饱受折磨，尝尽苦楚，始终未暴露身份，深陷囹圄两年，经中共党组织营救，获得保释。出狱后，他离开广州再次回到香港九龙，被安排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广东省委联络机关协助曾担任广西特委书记的邓拔奇（化名伯奇、滕伯、邓岗、白希）指导发展两广革命斗争工作。
1930年10月下旬，陈春霖（化名为陈福），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委任为特派员来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向广西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的决定，取消县“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会组织和县委，由陈岸担任县委书记。并会同中共南方局之前派到广西贵县活动的两名特派员吴茂祥和詹行祥（亦称詹恒祥）指导重建中共广西特委，组织选派吴茂祥任特委书记，黄德普（后叛变）任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张第杰任宣传部长、麦锦汉为委员。不久，吴茂祥因对执行“三中全会路线”持异议而离桂赴港，最后由詹行祥代理书记（不久任命为书记）。在此期间，陈春霖加强与各地中共党组织的联系，深入贵县、横县等地巡视，在宣传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合并，改称为中共两广省委，中共中央任李富春为两广省委书记，邓拔奇为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蔡和森到香港接任两广省委书记，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原要派往赣西南恢复根据地赴任的红七军前委书记李硕勋转赴香港开展工作。此时由于新桂系军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中共右江地方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和封锁，陈春霖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两广省委任命为右江特委书记，担负起恢复与右江党组织联系的重任。6月初，受省委军委派遣，陈春霖随同两广省委巡视员邓拔奇到达广西，在前往右江途中，因敌军严密封锁，交通中断，邓拔奇一行无法进入苏区。根据党的策略和当时的斗争形势，邓拔奇通过原广西特委（后改为郁江特委）地下交通站尝试着与东凤苏区党组织联系，并发出接送省委特派员的指示。接到省委通知后，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和政委陈洪涛将接应任务交由师部参谋王廷业（后叛变）完成。通过沿途秘密交通站接应，王廷业从都安经上林、宾阳、贵县（今贵港）到达梧州与陈春霖（此时化名为陈道生）顺利相会，随后他们日夜兼程向桂西进发。一路上历尽艰辛，时而以生意伙计的身份，时而装扮成走村串户的理发师傅，他们闯过了敌人层层严密的封锁线，于8月中旬顺利到达广西恩隆（今田东）鹅桥乡（现田阳县玉凤一带），并联系找到红六十二团团长滕国栋。得悉陈道生（即陈春霖）为省委代表后，滕团长立即派人向师部报告并秘密护送到恩隆县七里区巴品村（现巴马县那桃一带）与在此地开展活动的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和副师长黄明春（黄松坚）会面。为确保安全，副师长黄明春安排布置两个班的红军战士担任沿途护送任务，由陈洪涛陪同陈春霖前往东兰西山根据地。
到达右江苏区根据地会见韦拔群师长后，陈春霖首先在弄岩召开师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示和整編红军以及改组地方政权的决定，提出建设和巩固右江苏区的工作任务。之后，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亦称右江独立师），仍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委，黄明春（黄松坚）任副师长，黄大权任参谋长，陆浩仁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把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黄举平任委员会主席。
不久，陈春霖接到两广省委巡视员邓拔奇给中共右江特委与红二十一师党委写的一封指示信，信中明确指出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给右江苏区造成的危害，要求右江党组织“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一切的错误”，以求“实行工作上的转变”，集中全力组织恢复东兰、凤山两县政权的运动，巩固革命根据地以开展右江的工作。endprint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和两广省委的指示，中共右江特委和师党委在东兰泗孟乡丘拔屯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陈春霖主要传达中央指示和决定，并专作政治和军事形势报告，提出在右江地区的红军部队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打游击等重要指示。会议结束后，陈春霖在当地初步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和做法，完成了部队整编，改组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协助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参加部队整训学习，研究和部署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作战部队袭击敌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1年冬，他配合指挥由韦拔群师长和黄明春副师长率领师部直属队和红六十二团从东山弄沙垌东渡红水河，取道板升、隆福山区，袭击都安县九顿圩（今大兴），打垮蒙元彩民团两个连，缴获各种枪支80多支，子弹2000多发，以及大批布匹和其他物资。此外，陈春霖和韦拔群师长亲率红六十二团第二营和师部特务连攻打百色县三都（今巴马县甲篆）坡月圩“五县（东兰、凤山、百色、恩隆、奉仪）联防”主任黄廷槐民团据点，歼灭40多人，俘敌26人，缴获枪支25支。12月下旬，陈春霖在右江根据地经过了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两广省委交办的既定任务，要返回两广省委机关所在地香港报告情况。经师党委研究决定，委派红六十一团团长韦菁（韦拔群之弟）和师部参谋陈庆锷随行护送并代表右江党组织向上级请示今后工作。
1932年2月中旬，经过一路跋涉，历经艰难和险阻，陈春霖、韦菁和陈庆锷3人顺利到达香港。因中共两广省委常委、省委驻香港特派员廖亦通（廖多汶）被捕叛变，省委工作处于极为隐蔽的状态。通过多方联络最终找到两广临时省委负责人汇报右江形势，在得到省委的指示后，陈春霖立即做好韦菁、陈庆锷返回右江的安排。不料3月15日，临时省委机关被港英警察包围，中共中央巡视员兼省委书记陆更夫和省委巡视员兼郁江特委书记詹行祥等10多人召开常委会时被捕。陈春霖、韦菁和陈庆锷也遭到特务怀疑盯梢，被以“共党嫌疑分子”收押。因化名经商又查无实据，在中共党组织营救下，通过香港互济会疏通，陈春霖等人和一些身份尚未暴露的在押人员陆续获得担保开释。正在此时，中共组织又得知郁江特委书记詹行祥被捕后叛变，不仅供出了中共两广省委驻香港活动的相关人员名单以及地址，还将已保释出来的熟悉人员相片逐个指认，情况十分危急。基于安全考虑，陈春霖出狱后随同省委机关人员就地分散隐蔽。韦菁、陈庆锷虽提前离开香港，但乘坐的轮船在归途中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于广州被捕，押往梧州后英勇就义。
1932年5月，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唐洵及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潘洪波在港重组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9月，工委正式成立后，陈春霖受命参加并在军事委员钟鼎领导下（又名刘军，后叛变）再次负责联系右江特委工作。1932年12月中旬，工委书记潘洪波被捕叛变，党团两广工委、香港市委又遭破坏，陈春霖与中共组织一时中断联系。
1933年1月中旬，团省委负责人赵任英和中共香港市委林德隆、林超等组成中共两广临时工委。陈春霖在港重新取得联系后又加入到两广临时工委工作。按中央电令，对已失联的右江交通线设法恢复联系，临时工委将此任务交由陈春霖具体负责。他通过从敌人报刊分析，了解到右江独立师仍在进行游击活动的一些消息后，于3月向广西果化（今平果）老交通站发送密信和200元经费，要求右江独立师副师长黄明春于4月中旬尽快先到香港再赴上海向中央执行局报告右江情况。由于西山根据地相继失守，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于1932年10月19日被侄子韦昂背叛杀害；政委陈洪涛在突围途中，被同学、结拜兄弟叛徒王廷业（原师部参谋）出卖后于1932年12月22日遇难：参谋长黄大权于1933年6月初隐蔽时，因赤卫军司务员农定明叛变出卖而受拘捕。右江独立师处于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副师长黄明春虽收到了经确认为陈春霖的亲笔密信，但肩负着重整旗鼓和营救战友的重任，一时未能动身起行，加上路费紧缺从香港寄来的经费又不能贸然领取。黄明春几经波折，将部队具体工作布置好后，才正式启程前往香港，从果德出发到钦州湾登船，于1933年6月下旬抵港。此时的香港，正值临时工委遭敌破坏不久，工委机关领导人员早已转移撤回内地。陈春霖不顾个人安危，一直坚持留在香港隐蔽等候黄明春。因情况有变，黄明春在原来约定的联络地点未能找到陈春霖，经过10多天寻觅，最终与化名陈福生的陈春霖在一家旅店接头相会。两人见面百感交集，彼此之间相互倾诉。陈春霖听完右江局势后，也讲诉了他离开右江到香港的经历，并告知香港目前形势处境仍然险恶，危机四伏，一再叮嘱黄明春要注意防备不能久留，同时详细交待了到上海苏州路一个中药材铺的联络点和接头暗号。按组织行动要求，为安全起见，两人不能同时前往。第二天一早，黄明春便匆匆惜别乘船离开香港，航行多天后到达上海，经一番周折于7月底找到党组织并向中央执行局汇报。
不久，陈春霖也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活动。1933年9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由于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军警极端凶恶暴虐，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残害进步人士，打击异己势力。在一次秘密活动中陈春霖再次遭受密探跟踪抓捕。在监狱中，他视死如归，经受住敌人的各种威胁和利诱，受尽“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毒刑，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最终，因证据不足被以“不良分子”罪名转押南京囚居4年。
1937年8月，淞滬会战爆发，日军逼近南京。经过中共党组织的努力交涉，9月，陈春霖与其他被押的政治犯陆续被解救，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日军又迅速占领了珠江三角洲一带。陈春霖奉命返回广东工作，受派到西南特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5月，中共西南特委改为中共粤中区特委，陈春霖担任组织部长。同时，与书记罗范群、副书记冯崴3人组成特委常委，领导广东中区7个县的党组织。陈春霖在鹤山一带以江湖医生名义作掩护，走乡过巷行医卖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建立秘密交通站，开办学习班，宣传中共的救国纲领，组织开展抗日活动。endprint
1940年9月，陈春霖化名陈旺，与新任的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区特委书记刘田夫秘密到鹤城、址山、三堡、云乡、司前、水井等地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动员乡绅和进步人士组建抗日救亡团体。1941年，陈春霖受上级委派先后到佛山高明、新兴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建立抗日政权，积极贯彻中央和南方局关于“积蓄力量，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指示，实行“组织上退却，政治上进攻”的策略。他在紧张残酷的斗争形势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为了不影响党的工作，把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送到山村托人照顾，自己以流动商贩身份四处奔波活动，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条件和关系，极力将一批中共武装骨干保存下来，建立党掌握的独立抗日武装小分队，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獻。
1943年11月，中共粤中地方组织撤销，县以上党委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陈春霖以特派员身份继续领导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通过深入宣传发动，抗日武装力量迅猛发展。1944年下半年，广东境内日军纷纷西进北上，配合南下日军打通粤汉线、湘桂线之作战。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于同年10月上旬，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11月10日，陈春霖等人组建成立的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编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
1945年1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的西进部队与粤中地区人民武装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全军1400多人，下辖4个团。梁鸿钧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谢立全任参谋长，刘田夫任政治部主任。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黄仕聪任团长，陈春霖为该团第二任政治委员。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围堵、阻拦我军的抗日行动十分严重。1945年5月11日，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三团和独立营受命向敌占区域开辟敌后抗日战场，进军抵达广东开平水井黄桐坑村时，遭受国民党顽军一五八师第四七三团及挺五纵队何志坚部共1000多人大举围攻，双方发生激烈战斗。我军为保存有生的抗日力量，把部队撤出重围，由独立营一连作掩护，与顽军殊死血战。此役击毙顽军营长以下20多人，我军也伤亡惨重。为摆脱顽军的追击，部队决定兵分两路突围，第二团和独立营重返新鹤前线：第三团由政委陈春霖、团长黄仕聪和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督导员严尚明率部回到高明老香山，继续开展抗日活动。
5月12日，第三团在转移中途经龙潭山隐蔽时被敌特发现。当天下午，驻宅梧的国民党顽军鹤卫总队出动200多人占领制高点后发动攻击。第三团面临险境，政委陈春霖和团长黄仕聪临危不惧，凭借山高林密，果断指挥阻击，激战至夜，部队分散突围到鹿湖顶，于13日清晨再次与追击堵截的顽军鹤卫总队交火。最终因部队分散未能按战斗序列集结，寡不敌众。在这次龙潭坑突围战斗中，我军战士10多人牺牲。部队督导员严尚明负伤，团政委陈春霖壮烈牺牲，时年42岁。
陈春霖的传奇人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崇高品格，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他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立下的历史功勋将载入史册。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