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坤静
抗战时期，我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三到桂林。在3年零8个月时间里，他以大搞戏剧演出和戏曲改革等活动来积极宣传抗日，促进救亡，为建设桂林文化城并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率“平宣队”转战桂林
在武汉被日军侵占前夕，中共党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随该厅全体人员历尽艰辛、迭经辗转，于1939年4月抵达桂林，入住榕湖路五美园的一座小楼上。早在撤退途中，他就率领平剧宣传队（以下简称“平宣队”）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到桂林，田汉就一边领导“平宣队”排练新剧目准备演出，一边与当地文化界的好友、同行会晤，极力宣传戏曲改革的重大意义以及戏剧为抗战服务的重要性。在救亡日报社会晤旧友时，他“纵谈其近来关于从事地方剧改革工作之计划及感想”，说：第一，关于旧剧改良的问题，清末时就曾提出这样的口号，但“一直少被注意”。第二，戏剧改良应“包括话剧和旧剧”，“不能概念地将旧剧摒弃，说它是旧的，话剧才是新的。因为同样的旧剧也是可以利用来作为抗敌的工具”。第三，“抗战第二期宣传重于作战”，必须提高对农村广大民众的宣传，这就需要“利用农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各种旧剧：平剧、地方剧”。第四，根据在长沙举办“歌剧演员战时训练班”的体会，感到“旧剧改良有提高歌剧艺术和动员演员参加抗战的双重意义”。第五，“旧剧的力量不容忽视”，从量上说，不论在城市和农村，“他们都有广大的观众”，但是从质上说，“旧剧往往用技术的高以掩其内容的贫乏”。因此，我们应该利用旧剧“技术高的特点，而发扬”。同时，进行“旧剧之改革”，“决非可以松懈话剧运动的推进。话剧愈发展，旧歌剧才越有改革的希望”。
4月23日，田汉在桂林戏剧界举行的欢迎茶会上，报告了改革旧剧的工作及他所领导的“平宣队”的工作情况。这次会上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田汉当选为会员。4天后，他在出席广西戏剧改进协会在南华大戏院举行的招待会时，发表了对地方剧改进的具体意见，他说：“旧剧在目前被一班人注意，负有动员广大群众之任务，而过去旧剧因对历史不了解，往往歪曲了历史上许多事实，甚至弄到相反一面去，完全放弃了戏剧本身足以褒贬社会之权力……今日一定要把许多革命的事实表演在舞台上，才不失其历史剧之意义……只要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多加以改进，原来旧的内容决定旧的演技，假如换了新的内容，加以新的演技，就可配合到抗战，为大众真正所需求的艺术。”
为了落实旧剧改革的计划，田汉指导“平宣队”排练了自己创作的《新雁门关》，并成功地在桂林新世界大戏院举行了首演。受此鼓舞，后来他们又连续在桂林新世界戏院、金城大戏院演出了田汉创作的戏曲剧本《土桥之战》《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等，效果良好。同时，“平宣队”也上演一些经田汉对剧本内容进行改编或修改了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均被冠以一个“新”字，如《新铁公鸡》《新玉堂春》《新武家坡》《新十八扯》《新打城隍》《新拾黄金》《新四进士》等。
8月初，桂林遭日机狂轰滥炸。一天，“平宣队”队员们正在山洞内躲空袭警报，恰有一颗炸弹被日机丢在山洞口，炸死许多避难的同胞。目睹这一惨状，田汉义愤填膺，当即以防空洞为背景，写了一出活报剧《怒吼吧，漓江》。经“平宣队”突击排练后，就在当晚为救济本市遇难同胞的义演中上演了。由于该剧写的是桂林发生的真事，又是大家的亲身经历，因而队员们演得情绪激昂，观众更受感动，顿时在剧场里掀起了一个愤怒控诉和强烈抗议日军暴行的高潮。9月18日，“平宣队”在金城大戏院举行告别演出和招待会，报告了该队在当地5个月来的工作、演出情况之后，即在田汉率领下挥别了桂林，前往衡阳继续开展宣传演出活动。
关于这一时期的艰难生活，田汉后来回忆说：“我多年的旅行生活中从没有像那次那样的抑郁无聊、贫病交侵的。我住在平宣队所在的五美路，在连绵的春雨中不仅要对付许多烦杂而沉闷的问题，甚至素来健康的我，患过两次以上的‘桂花瘟。高热之后又缺营养，人瘦得真和黄花一样。”
二入桂林短暂停留
1940年3月，田汉以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身份，由长沙赴广西昆仑关前线慰问打了胜仗的抗日将士们，顺便为“写以两广会战为题材之电影剧本”而收集材料。在返程途经桂林时，他逗留了两个月，期间，他与时任广西艺术馆馆长的欧阳予倩畅谈了戏剧运动和桂剧改革问题。3月8日，应邀在南华戏院观看了欧阳予倩编导的桂剧《桃花扇》之后，田汉为在剧情中扮演李香君的桂剧名演员尹羲的生动表演所打动，遂即兴作诗8首，借以抒发感想，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无限缠绵断客肠，
桂林春雨似潇湘。
善歌常羡刘三妹，
端合新声唱李香。
诗中把尹羲比作歌仙刘三姐，从而高度赞扬了她的表演。
此前，鉴于西南地区虽然活跃着由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和领导的第四、第五、第八和第九共计4个抗敌演剧队，还有一个抗日宣传队和一个新安旅行剧团，可谓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但是缺少宣传阵地，尤其是文字方面。田汉深为忧虑，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曾对杜宣等人说：“我们要有阵地，要有‘凭藉。”于是他开始酝酿办一个刊物的事，当时苦于没有经费。这次在桂期间，由于田汉和夏衍的直接关怀，抗敌演剧四、五、八、九队的队长在榕城开了一次队长会议，决定由4個演剧队负责筹措印刷费，在当地编辑出版一个戏剧刊物，同时成立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许之乔和杜宣组成的编委会。会议采纳田汉的意见，将该刊定名为《戏剧春秋》，后来它实际上成为了“演剧队的机关刊物”。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当《戏剧春秋》“创刊号”于11月份发行面世时，已离开桂林的田汉被公推为该刊主编和发行人。由田汉亲笔撰写的发刊词将该刊的宗旨阐述为：“整理介绍一些适合我们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最好能因此找出我们新戏剧的正确途径”：“对于目下所有的创作，依着一个实际抗战戏剧工作者的见地，尽批评介绍之劳”；发表剧作，既“欢迎长篇巨制，但更需要短小精悍能鼓动并教育士兵和农工小市民起来坚持抗战的作品”：“注意各方戏剧工作者的实际报告”，“希望由于各方面戏剧工作者更努力更团结，实现一个光辉的戏剧时代！”在田汉的倡议下，《戏剧春秋》除发表戏剧作品外，还就中国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endprint
文化城里的“戏剧兵”
1941年5月下旬，杜宣自桂来湘，找到蛰居于南岳菩提园正从事创作的田汉，向他报告了桂林的情况。原来，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高潮中，有西南文化城之称的桂林也遭冲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销，生活书店被查封，《救亡日报》被停刊，文化界的许多著名人士纷纷撤往香港或抗日根据地。奉周恩来关于“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的指示，杜宣在逆境中始终坚持工作，和李亚群等一道苦苦撑持着桂林的局面。这时，一个名叫李文钊的人因被免除了国防艺术社社长之职，便筹集了一笔钱，想在桂林成立新中国剧社，并邀请杜宣等参加。年轻且社会阅历不足的杜宣一时不能定夺，便想到了与李济深等广西上层人士都颇有交情的田汉。
明白了杜宣的来意后，田汉当即表示：“新中国剧社一定要搞成，要搞好。”“孙中山在搞革命时，常常提到‘凭藉二字，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据点。没有‘据点我只有在南岳隐居，有了据点我们就可以战斗了”。在今天，“我们需要一个较能自主的有效率的民间剧团”。为了鼎力支持“新中国剧社”的工作，田汉遂于1941年8月23日携全家移居桂林。
抵桂的第五天，田汉即应邀为当地佛教界创办的刊物《狮子吼》撰写了《关于新佛教运动》一文，倡议佛教界以“救国即救教”为宣传的中心，“本着佛教反侵略的立场，动员全国佛教徒起来参加抗战阵线，正对着敌人的毒计，予以激烈的反攻。”
9月1日，抗敌演剧第一、第九两队在柳州举行“三周年队庆纪念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和柳州市各界人士应邀参加。田汉闻讯后专程从桂林赶来与会，和张发奎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晚宴上饮酒时，始终牵挂着演剧队前途和安全问题的田汉对张发奎说：“在这样的大会上，你应向大家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保证演剧队的生命安全。”并连说了几遍，迫使张发奎站起来向大家表态说：“我保证，演剧队在我的管区内不出任何问题。”事后，演剧一队（后改为抗敌演剧宣传四队）的工作果然一帆风顺，而其它战区的演剧队却不时遇到各种麻烦甚至遭受迫害。
在领导桂林文艺运动的同时，田汉还遵照中共的指示，通过帮助当地文艺工作者和戏剧界的老艺人解决其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等，千方百计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积极参与抗战宣传。他与当地的一些戏剧团体如文艺宣传团、四维平剧社、中兴湘剧团等都建立了深厚了友谊，并热情地为其编写、提供剧本，给予大力支持。新中国剧社于1941年10月5日正式成立后，为赶在10月10日第二届戏剧节演出陈白尘的话剧《大地回春》，就提前加紧了排练，并请田汉做艺术指导。田汉负责对该剧本进行压缩修改时，往往通宵达旦，终于使演出如期举行。
新中国剧社初期的营业状况并不太好，社长李文钊因无力再维持局面，遂被迫宣布他本人退出剧社，将剧社交由社员自理。每当新中国剧社的演员们生计无着时，田汉就总是想方设法，或从自己家里拿出一些口粮送给剧社，或代剧社借粮。田汉后来回忆说：“我住的那房子隔壁是一家米店。我和他们有来往。比如今天赊了一担米，半担给文艺歌剧团，半担给‘新中国。”他甚至还向长沙的商人章东岩借钱“替两个剧团买米”。1942年，新中国剧社由于《再会吧，香港！》横遭禁演而陷入困境。情急之下，一贯傲骨铮铮的田汉不得不去找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李济深将军，耐心地向他介绍了新中国剧社的情况和处境，请他给予帮助。李济深向来敬佩田汉的人品和才华，因而答应了他的请求，破例给新中国剧社这个与军队毫无关系的团体批发了一大笔军粮，使其渡过了难关。此外，田汉还在创作上给新中国剧社以大力支持，他创作的话剧《秋声赋》，为该剧社的第二次公演提供了理想的剧本，使其在桂林的演出获得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剧社全体成员的士气。
1942年1月，当湖南“岳云湘剧团”来桂林演出时，田汉与杜宣、欧阳予倩等举行茶会表示热烈欢迎，并亲笔写下“歌动湘漓”4个字送给剧团，以助其打开局面。后来，因时局动荡，剧院上座率每况愈下，有些演员离团出走，致使岳云湘剧团难以为继，田汉便热心地出面帮助剧团实现了改组，将其更名为“九如湘剧团”，并动员自己的弟媳妇陈绮霞重返舞台。该剧团连续上演了田汉的《江汉渔歌》
《土桥之战》和欧阳予倩的《梁红玉》，由于这些剧目反映了抗日军民的意愿，颇受观众欢迎，剧团因而有了生机。7月下旬以后进入演出淡季，加之不少艺人因水土不服患有“软骨症”，导致生活困难，一部分人被迫离桂另谋出路，留下来的10多人不仅无钱治病，甚至连住处也没有。田汉遂冒着酷暑积极奔走，他让田洪、李也非负责为剧团找住处，自己设法解决剧团的生活和演出问题。他在无私地拿出自己的一笔稿费以安排演员生活的同时，又与剧团负责人及主要演员共商出路问题，热切地鼓励他们重新组团，排演新戏，艰苦奋斗，打开局面。为此他煞费苦心，根据湘剧《目莲传》中的一折《老汉驮妻》（又名《会缘桥》），加紧将其改编为《新会缘桥》。然而该剧在排练时依然困难重重，田汉遂全力以赴指导剧团排戏，并动员“平剧宣传团”支援演出服装、道具等等，最终使该剧顺利上演。此后，九如湘剧团再次更名为“中兴湘剧团”。
与此同时，为了增强剧团演大戏的实力，促进旧剧改革，田汉又派人去衡阳将福如湘班请来参加中兴湘剧团。在连续排演了田汉创作的《江汉渔歌》《桂岭双忠记》《武松》3部大戏之后，中兴湘剧团生机焕发。11月中旬，该剧团告别了桂林，返回老家湖南继续宣传抗日。而田汉则留下来坚持战斗。
1944年春，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中国人民正竭尽全力去夺取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国内外反动派则相互勾结，垂死挣扎。为此，广大戏剧工作者迫切希望有機会展示自己的力量，以不负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由田汉为首，共有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在内的3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发起，决定在桂林召开“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简称“西南剧展”）。该筹委会遵照中共的“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历经两个多月的认真准备，使“西南剧展”于同年2月15日在桂林广西艺术馆隆重开幕，西南地区粤、桂、湘、赣、黔、闽、鄂、滇等八省有30多个戏剧艺术表演团队计上千人参会，共演出话剧、歌剧、平剧、桂剧以及少数民族歌舞等共170多场，观众10多万人次。同时，还把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戏剧资料进行了为期15天的展览，并举行了历时16天的戏剧工作者大会，讨论通过了53项提案，其中有田汉的3项提案，包括“拟请在桂林组设中华戏剧协会西南分会案”“请褒扬抗战殉国殉职剧人并予以抚恤案”和“拟请筹募剧人员贫病相助金死亡抚恤金案”。田汉不仅亲自参与领导了上述各项活动，而且还同进步戏剧工作者一道，与那些试图利用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国民党顽固派作了有理有据的坚决斗争。
期间，大会组成了以田汉为首的“剧展会演出十人批评团”，其活动方式是集体观看一场戏，然后座谈，并以集体名义撰写评论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这对当时在创作和演出中存在的若干倾向性问题展开批评，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就在湘北战事失利，南下的日军有打通粤汉全线向湘桂铁路沿线继续西犯之势的严峻形势下，田汉又毫不畏惧地与欧阳予倩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工作委员会”，决定自6月14日起至20日止，用一周的时间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以“保卫大西南”为宗旨的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抗战宣传周依次通过“动员日”“音乐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义卖日”和为期3天的“国旗献金游行”等活动，共募捐400万元，较好地达到了激发全民抗战热情的目的。
6月27日，日军逼近桂北，情势万分危急，但田汉仍会同欧阳予倩等筹备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并拟仿效上海抗战初期的办法，公开招考知识青年和文艺青年，成立10个工作队分赴各地宣传抗战。后因当局阻挠，只组成了一个工作队，名为“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田汉自任总领队，并为之撰写了《队歌》。8月1日，田汉率领该工作队自桂林启程，沿着湘桂铁路到兴安、全州一带慰劳抗日将士，大搞抗战宣传。在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之后，于8月21日返回桂林，工作队被迫解散。
9月12日，在桂林守城司令部发布第三次疏散令的情况下，田汉只得携妻子同新中国剧社等大批文化工作者一道撤离桂林，转进贵阳。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