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锋
中共六大和七大正式召开相隔17年之久。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1939年6月、7月，中央书记处接连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代表数量由350人增加至450人，七大代表名额产生的主要原则是，按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环境、交通等条件来决定。关于代表成分的分配。依照六届六中全会的要求。尽可能使工人占20%，妇女、青年占10%。
中共中央分配广东的七大代表名额5名，身份分别是领导干部、工人、妇女、青年、基层党支部书记。193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市郊的黄塱坝村召开第五次执委会议，选举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古大存、区梦觉、朱荣、方华、唐初。香港党组织也选出吴有恒、钟明、周小鼎、周材、何潮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游击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会合。粤赣边区代表杨尚奎，闽粤赣边省委在梅县选出代表叶剑英、边章五、方方（以上3人为中央指定）、伍洪祥、苏惠、谢南石、王维等相继赶赴韶关，组成广东代表团。
坎坷北上延安路
广东代表团首先来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广西代表陈岸加入了代表团。时任办事处副主任石磊表示：“武汉沦陷后，广东去延安只剩下重庆经西安一条路了。但是自从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他们对去延安的人诸多刁难，甚至给予拘押、杀害。所以要改变路线，先把你们送到新四军军部。”
1939年12月中旬，代表团化装成新四军战士从桂林出发。由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龙飞虎护送。龙飞虎挂国民党少校军衔。用运送军衣的大汽车，经湖南衡阳、江西吉安、南城、上尧，浙江开化到达安徽的黄山。由于黄山到新四军军部不通汽车。代表团成员步行两天才抵达军部云岭。代表团古大存、区梦觉、吴有恒已经先期到达，粤赣边区特委书记杨尚奎是以后经重庆抵达延安的。
新四军军部集合的还有浙江、广西、湖南、四川、江西、福建、上海、苏南等南方局和东南局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在七大正式会议上组成大后方代表团。有代表84人。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城市。而要从敌后根据地到延安。日军为了阻止新四军渡江开辟根据地，对长江进行严密封锁。
1940年初，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立即出发，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古大存（1897-1966），广东省五华县人。早年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科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任军长兼代政委。抗战期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1939年底，当选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41年后，人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0年1月28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部队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后，唱着《偷渡长江》，有惊无险地到达江北的第一站——无为，这里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活动范围。在当地休息两三天后即又在部队护送下夜过淮南铁路，经含山、和县地区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定远县的藕塘集。此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先后对津浦铁路西的藕塘集和路东的新四军五支队驻地盱眙县半塔集（今安徽来安县）部队发起围攻，使得服务团的前进路线受阻。此时，刘少奇要求路东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部西援，在击溃李部之后，服务团即随罗炳辉夜过津浦路进入路东的半塔集。刘少奇也率领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移驻此地。在此。服务团受到江北指挥部领导的接见并聆听了刘少奇名为《从华北的经验看华中的工作》的报告，刘少奇还把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送了每个代表一本。在半塔集逗留近半月后，服务团继续向皖东北挺进到盱眙县城后，又乘小船渡过洪泽湖。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部的活动区域——泗县境内的青阳镇。在从青阳镇向宿迁县贵仁集转移时。服务团遇到了日军“扫荡”，女代表苏惠失足掉进两米多深的水沟里。幸得旁边人员的相助才得以脱险。
5月上旬，服务团在新四军江华部护送下，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至此，服务团走出新四军活动区域，进入山东根据地第一一五师驻地。休息后，第一一五师派老六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服务团遭到了红枪会改编的伪军袭击。在行军路上。香港代表钟明负责医疗工作，并分配了一个卫生员随他保管药品。这些药品是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城市采购的，钟明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钟明一早起来发现敌情后，立即返回驻地找到卫生员一起收拾好药箱。但是，当他们冲到村口时，贺东生已带着大部分人员冲出村子。可村口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了。钟明只好和卫生员往回走，他们机智的翻越后墙，躲入玉米地里。后在群众和游击队的帮助下。当天晚上回到了服务团。
8月，服务团过平汉路，也是赴延安途中最难的一道封锁线。平汉铁路是日军占领并控制华北的枢纽。日军为了维护其对冀鲁豫三省的统治，对铁路封锁极严。在铁路两侧挖了宽4米、深3米的封锁沟。过路者只能从封锁沟上预留的路口通过。每个路口都设置有固定的哨所，哨所之间可以相互呼应。铁路两侧的村子里还有在日军组织的护路队巡逻守卫。第一次，部队刚接近铁路就被日军发觉，只好暂时撤退。过了10多天。服务团再过平汉路。第一一五师的一个营长带领突击组，迅速解决敌哨兵。服务团立即跑步越过铁路，一口气跑了好几公里。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9月，服务团随徐向前通过同蒲路到达晋西吕梁山区。再渡黄河，到达陕北绥德。1940年12月，经过艰苦跋涉的南方代表团，终于到达延安。从八路军总部到延安的途中。服务团连闯5道封锁线，甚至有时一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