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森垚
后现代旅游的核心特点是注重旅游者的异质性和旅游类型的多元化，因此如何探索旅游者的个人体验成了所有后现代旅游者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符号学则提供了一个实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以符号学的伴随文本分析法为切入点，本研究探索了赴韩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中的符号解读现象。通过对21名研究参与者的深层面谈，本研究采用归纳的技法成功捕捉了旅游体验现象中的伴随文本解读，并开发了一个基础的伴随文本分析框架。以此探索性研究为支点，研究者建议今后的旅游符号学者应尝试把符号学直接应用于旅游体验研究。充分利用符号学的跨学科特性进行更实用的现象学分析。
一、引言
后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观点是拒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尊重以实践者为中心的多元化的理论和研究的异质性。同样，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后现代旅游研究也愈发地倾向于探索游客的个性化和特殊兴趣导向。尤其是随着派恩和吉尔默（Pine&Gilmore）的体验经济理论的发表，探索游客的体验特性几乎成了所有后现代旅游学者的核心目标。
旅游体验是指在与旅游目的地互动的过程中，游客的主观心理活动的变化。这一变化充斥于旅游的方方面面，而且动态地影响游客的情绪乃至行为意图。纵向上，旅游体验开始于游客接触景点广告和宣传册等场外文本并着手制定旅游方案从而形成对体验的期待，在现场体验结束后，还将通过旅游照片和纪念品，故事讲述等场外延续文本来影响体验记忆的形成。横向上，现场旅游体验发生于游客与构成旅游世界的所有现场文本之间的互动，这些文本不但包括景点的主体物，而且囊括了服务人员、同行者、其他游客、本地居民，甚至天气、温度等所有的情境变量。这些所有的现场符号交织在一起，通过游客的感官形成格式塔式的总体形象，影响着游客的情感和认知的变化。由此可见，现场旅游体验可以理解为游客接收现场的旅游文本，并对旅游文本进行释义的符号解读过程。
但是基于游客有限的认知能力，接收全部的旅游文本几乎不可能。游客只能选择性的识别现场的符号，并形成自己独有的现场文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旅游体验的异质性。因此，若想通过符号解读的观点来研究旅游体验现象，不可避免的要清楚影响游客自我文本形成的要因。
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提到了影响文本接收者文本识别和解读的两个特殊概念，分别是伴随文本（co-text）和接收者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其中伴随文本作为跟文本主体一起出现的社会文化约定符号，和文本主体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引导着文本接收者的文本感知和解读。但是，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伴随文本还未引起旅游体验，乃至旅游符号学学者的重视。另一方面，现有的旅游符号学研究者，大多着眼于符号学的方法论特性。既，通过符号学来解读承载旅游体验现象的各种文本（照片、纪念品等），而鲜少有人把旅游体验看作符号解读的过程来探索旅游体验的本质。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一个定性分析的视角，来探索旅游体验中游客对伴随文本的知觉和解读，从而验证用伴随文本理论来探索旅游体验的可行性。
本研究设定了一个范围较小的研究案例：赴韩中国留学生的遗产旅游体验。马康纳（MacCannell）把跨文化旅游者定义为‘追寻异国文化符号本真性的朝拜者。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探索游客对象征着民族文化的遗产符号的解读是研究旅游符号学基础理论的最为便捷和显著的方式。另一方面，近20年来，后现代游客对异国文化的追求日益增加。以2013年赴韩旅游的外国游客为例，31.6%的外国游客有过访问韩国故宫的经历；20.4%的游客被调查有过访问韩国博物馆经验。因此，研究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对于国家的外汇收入的增加，乃至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意义。此外，本研究选择赴韩留学生为标本，不止是因为中国留学生的日益增加和消费力的增长、留学生的VFR游客吸引效果和国外中国留学生旅游市场的扩展以及成熟化，同时考虑到留学生在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代表性（相对较高的跨文化认知和较低的民族优越感）以及资料获取的便利性（较低的语言障碍以及反复多次后续资料收集的可能）和资料分析结果的效度（研究者作为局内人展开文本分析）。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符号学和伴随文本
符号是通过客观的媒介来传达人类主观意识形态的道具。维科（Vico）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到，人类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解读，从而得以建立自己的主观心理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生活体验是人类把社会经验和行为当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并通过解读这种语言的意义，从而构建独有的心理世界的所谓‘经验的符号化的过程。换言之，体验的本质是人类与充斥着整个外部世界的符号之间的互动。而符号学，则正是研究这种互动的一种跨学科的学问。
范梅南（vanManen）指出，符号学是构成主义文学研究和意义论的基础。赵毅衡在解释符号学的理论形成时也提出，符号就是承载意义的外部表象，而符号学则在某种角度上可以称之为意义学。由此可见，符号学的研究对象简单的可以概括为一种研究符号的意义生产和解读的学科。而在研究符号的意义生产和解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探索意义生产和解读的环境、社会文化背景、所使用的道具和法则。在这一系列的探索过程中，符号学衍生出了各种新的形态。例如研究意义生产和解读过程中的人脑活动的认知符号学、研究广告传媒环境中符号传达的广告符号学、研究旅游体验过程中的主客互动的符号互动论等。因此，符号学首先是一种跨学科的科学，其次符号学的应用范围之广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实用学科。
现代符号学的发展可以大体的归结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索绪尔（Saussure）为代表的语言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方向，另一个是以皮尔斯（Peirce）为代表的逻辑修辞符号学方向。几乎发端于同一时期的两大理论方向为20世纪符号学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索绪尔把符号学命名为‘semiology，并提出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二分概念。能指被定义为符号的表象、属性和功能；相应的，所指被定义为符号的意义或概念。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为基础，巴尔（Barthes）扩展了符号学的范围，提出语言可以扩展到生活中的各种指示物，并以印有向法国国旗敬礼的黑人军人的照片和埃菲尔铁塔为例，区分了外延能指、外延所指、内涵能指和内涵所指的概念，并指出符号的内涵意义代表了一种‘神话（myth），并因此发展了神话学理论。
皮尔斯主张符号是说明客观现象和意义之间关系的几乎所有的社会表象。皮尔斯重新定义了符号的概念为‘something that stands for something else，to someone in some capacity，并提出构成符号的表象（sig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三分法。表象大致相当于能指，而对象和解释项则分别代表了符号的自带意义和符号接收者的解释意义。由此可见，比起索绪尔学派的以符号的意义生产为中心的研究，皮尔斯同时考虑了符号的意义生产和符号接收者的意义解读。皮尔斯的三分法为使用符号学研究人类认知和生活体验奠定了基础。既，人类体验社会生活的过程即是人类接受周边由符号组成的文本并解读的过程。
因此，如果把体验看成人类通过符号与周围世界进行沟通（communication）的互动过程的话，至少有三个基本要素的存在：分别是符号发送者、符号接收者和符号信息。符号发送者负责给客观表象进行意义赋予（coding），被赋予意义的符号在特定的背景下以文本的形式向符号接收者传达符号信息，符号接收者通过自己的元语言对符号信息进行释义性解码（decoding）。而符号接收者解读的意义并非完全与发送者的意图一致，接收者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文本的附加信息等共同影响着文本的接收和解读。前者通过影响接收者的元语言而影响接收者的信息提取和解读能力，后者作为被传递信息的伴随文本影响接收者的信息接收方向和解释方式。
赵毅衡认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被携带信息或是潜在的，或是显性的。这些伴随的文本或是在文本生产过程中被附加，或是产生于文本被接收的特殊环境下，它们与主文本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互文（inter-text）状态被接收者感知并解读。伴随文本携带了从文本信息被生产到被解读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context），若是没有这些伴随文本，符号接收者将难以正确解读符号发送者的意图，甚至出现符号误读或者漏读的情况。尤其是当符号接收者和发送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或是不同的时间维度时，伴随文本的缺失将预示着主文本信息的传递失败。
赵毅衡总结了3类6种伴随文本的存在。显性伴随文本是跟随主文本一同被传达的表层文本。它包括了副文本（para-text）和型文本两种类型。其中副文本是指对文本进行总结性说明和特性归纳，以及价值阐释的伴随文本。例如书籍的标题和出版说明；美术作品的印鉴；商品的商标和价格标签；艺术品的作者说明和官方证明书等等。副文本往往让符号接收者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从主观层面上影响接收者的符号解读。型文本是另一种必备的显性伴随文本，用于连接形成文本的各个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籍以说明主文本的体裁，类属和风格。认知心理学者认为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学习是基于对已知存在的分类（category），由此可见型文本直接影响着符号接收者的符号认知和学习。
第二类伴随文本被定义为生成性伴随文本或者是前文本（pre-text），是指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留下的各种时代背景和文化痕迹.任何文本或构成文本的符号的生产都无法脱离广范围的社会文化语境。换言之，符号生产者想要传达的文本信息，本质上是自身对当前社会文化等意识形态的认知，而符号生产的过程则是把这种认知客观化并希望同他人共享的过程。由此可见，文本的释义不可避免的要放在文本生产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
第三类伴随文本产生于符号接收者的解读过程中，因此被定义为解释性伴随文本.它包括元文本（meta-text）、链文本（link-text）和先后文本。元文本是用于解释文本的文本。它不受属于文本生产者的主观意愿的影响，而是在文本传达过程中所出现的有关文本的社会性评价。链文本是指文本解读时接收者所能知觉到的相关文本。包括和文本共存的其它文本、文本所处的环境、文本的相关作品等等。文本很少单独被接收，通常文本的接收必然伴随着环境的‘噪声。这些噪声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接收者解读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正确性。赵毅衡指出，上述的几种伴随文本必然会随着主文本出现，而先后文本并非必然出现。先后文本被定义为主文本的‘仿作、续集、后传等。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就是文学作品的后文本，而文学作品则是电影的前文本。
伴随文本是通过文本信息把生产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接收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连接的纽扣，是被动接收的文本解读语境和文化制约。通过伴随文本，接收者可以准确地理解生产者的意图，若失去对伴随文本的正确接收，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文化误解，甚至偏见。以跨文化旅游为例，若导游未能准确地向游客传达各种关于文化符号的伴随文本，必然会影响游客的文化认知，从而影响游客的跨文化体验的品质。
（二）旅游体验的符号学研究回顾
旅游体验研究经历了日常生活体验和旅游现场体验的再分化，旅游体验的多样性和旅游体验的主观性等三个阶段。后现代旅游学者则更多地把旅游体验视为一种日常生活现象，承认旅游体验的因人而异的特性并试图从现象学的视角探索旅游体验的主观性。因此如何探索旅游体验的主观性以及开发一个有效地旅游体验研究方法成了旅游学界共同面对的课题。马康纳用符号学的视角扩展了旅游本真性理论来探索旅游体验现象，他指出旅游者是追寻符号本真性的朝拜者，旅游者不但在旅游现场解码各种现场符号，而且在场外也通过接触各种符号信息（maker）来加深自己的体验。这些符号共同组成了体验的舞台（stage），而游客关心的恰恰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连接的稳定性。能指和所指间的稳定连接被视为客观（object）的真实存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基于旅游者的主观判断则被视为构建（constructive）的真实。继马康纳之后，卡勒（Culler）从一个批判的观点解读了游客的符号追寻现象。他指出，旅游者妄图追求符号的本真性，却偏离了客观本真性的本质，反而满足于各种‘虚假的复制品。厄里（Urry）则从游客的视角，提出游客体验的本质是对具有意义的旅游符号的凝视（gaze）。刘（Lau）则反驳了马康纳的‘makerassignifier的观点，他认为从索绪尔的二分法的视角上，马康纳混淆了能值和所指的概念，而卡勒和厄里则是马康纳错误理念的荼毒者；作为反驳，克努德森（Knudsen）指出马康纳的旅游符号研究的基础是皮尔斯的三分法而非索绪尔的二分法理论，他并且提到，皮尔斯的三分法是探索旅游体验的适合的方法。
意识到用符号学来开展旅游体验研究的可行性，学者开始着手于旅游符号学的发展。
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符号学的视角研究旅游的表征问题。帕尔默（Palmer）通过探索遗产景点的符号意义，指出遗产是国家和民族的‘语言符号，象征着民族文化的性格。在文化符号的研究上，赫伯特（Herbert）通过分析文艺旅游者的遗产旅游体验，建立了遗产景点的建构（遗产表征）和消费（意义解读）模型。
艾特纳（Echtner）通过对符号研究理论的综述，提出了旅游符号学研究的六个步骤：分别是选择共时的文本信息；细分化文本单位；记录文本单位的出现频度；分析单位间的组合关系（相互连接性）和聚合关系（可替代性）；建立一个全面的文本模型并理解各单位间的连接规律；最终得以洞察文本的外延含义和内涵。艾特纳的文本研究技法为分析旅游者的文本信息（照片，微博，日志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利特尔（Littrell）通过探索国际旅游者对购买的民族纪念品所赋予的象征意义，指出民族纪念品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性，而代表着游客现场体验的延伸。同样的，金（Kim）也指出，游客的纪念品购买象征着不同的意义赋予，同时，他还指出，伴随着购买情境的不同（礼物或自己用），对游客来说，纪念品则象征着不同的意义。同样以探索旅游情境中的符号意义为目的，斯奈彭格（Snepenger）和他的同事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探索了旅游地的场所意义。他认为，空间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场所，正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快乐意义、实用意义、消费意义、社会意义），而游客的场所体验动机，更多的是来自于场所意义和自我（identity）的一致性。
比起国外旅游符号学研究的愈发成熟，国内的研究尚处于一个初期发展阶段。在2005年出版的《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一书中，谢彦君总结了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学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用符号学探索旅游体验，以及旅游体验中文化释义的可行性。并总结出符号解读的四种可能（正读、误读、忽略、放弃）。作为国内旅游符号学研究的基础文献，该书为之后旅游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作为旅游符号学研究者，彭丹从一个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探索了旅游情境中，主客之间的交互体验。她指出，作为旅游现场的表演（performance）参与者，游客、地区居民和旅游从业者不但通过角色扮演生产着各种符号，而且凝视着对方的身份、角色、行为和地位符号。伴随着对该类符号的解读，个体调整自己的符号生产，从而实现了旅游现场的符号互动体验。孙洪波则从构建的角度上阐释了由时间符号、空间符号、社会符号和景观符号组成的‘旅游世界的存在。
纵观国内外的旅游符号学的发展，意义论和分析旅游文本的符号学方法论成为了旅游符号学研究的主流。相反，鲜有学者把符号学直接应用于旅游体验研究。依据研究者的个人知识，桑托斯（Santos）是唯一从真正意义上，提出了应用皮尔斯三分法探索旅游体验的可行性的学者。但是他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取赴韩留学生的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中伴随文本的作用效果，来探索使用符号学的伴随文本理论解读旅游体验的可行性框架。因此，本研究选择了韩国‘5大宫中的宗庙和昌庆宫作为研究对象。
宗庙是供奉朝鲜时期历代国王和王妃（包括后来追尊的国王和王妃）神位的具有儒教性质的祠堂。是大韩民国最精致、最庄严的古典建筑之一。宗庙被指定为史迹第125号、宗庙正殿（国宝第227号）、永宁殿（宝物第821号）、宗庙祭礼乐（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号）、宗庙祭礼（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第56号）等也被确定为大韩民国文化遗产，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1995年12月，宗庙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昌庆宫是韩国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的居所。也被誉为磨难最多的宫殿。壬辰倭乱时期的昌庆宫被毁于战火，光海君1616年重建；1790年再次被烧毁，纯祖34年再次重建；1907年，日帝强占时期被日本人改建为动植物园，直到1981年才重新恢复了宫殿原貌。
宗庙和昌庆宫见证了不同背景的韩国历史，因此具有特殊的韩国文化遗产代表地位。
（二）研究标本特性
本研究参考了宗庙和昌庆宫的主要访问人群，从资料收集的便利性、分析的效度和代表性的层面上选取了有效标本中国留学生21名作为调查的参与者。为了保证小范围标本的妥当性，21名研究参与者包含了多样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统计特性。
21名研究参与者中男性11名，女性10名；宗庙体验者12名，昌庆宫访问者9名；赴韩留学两年以下的4名，5年以上的3名；年龄分布在19岁到27岁之间。其中包括博士1名，语言学习生1名。另外人文社会学科（经营、新闻放送、贸易、经济、英语英文）、理工科（消防）、艺术科（视觉设计）和自由专业学生各有1名以上。考虑到韩国文化的特殊性，本研究的标本中还包含了2名朝鲜族留学生。
为了保证研究的道德性，本研究的全过程中省去了研究参与者的个人信息，只通过字母和数字的混编（宗庙p1-p12；昌庆宫q1-q9），以及专业标识的方式来区分研究参与者（如，p1，消防）。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妥当性，本研究的标本中没有包含旅游相关专业的学生。
（三）研究流程简述
作为一个定性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通过研究者参与观察和深层面谈的方式收集资料。为了掌握第一手现场资料，研究者在旅游现场收集标本的一般信息并请求面谈。面谈地点选择在旅游景点附近安静的咖啡店，并采取一对一深层面谈的方式。为了防止研究参与者的疲倦以及考虑到信息的充分获取，每位参与者面谈时间被控制在30-40分钟之内，面谈的全部内容被录音。面谈采用研究参与者自发描述的方式进行。参与者被要求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旅游体验，在参与者的讲述过程中，为了减少研究者的主观诱导，研究者只采用‘为什么、然后呢等引导性词句进行交流。
收集到的录音被整理成文本资料。资料分析采用托马斯（Thomas）推荐的一般归纳法。以赵毅衡的伴随文本三分法为基础，资料经历了开放式编码、次级核心概念编码和核心概念归纳三个阶段。为了保证归纳的妥当性，归纳信息邀请了两名旅游专业的中国留学博士和一名旅游专业的韩国教授进行妥当性评价，评价的结果直接反馈于最终归纳结果中。
四、分析结果
（一）显性伴随文本
1、副文本
在研究参与者对遗产旅游体验的描述中，对副文本的描述几乎出现在故事讲述的最前期，并且伴随着对构成主文本的各个符号的解读（‘宗庙不是韩国仅有的几个世界级文化遗产之一吗？当然要来看看。要了解一个国家，了解它的文化遗产无疑是最直接有效地手段。（p4，新闻放送））。研究者还发现，体验者对副文本的认识多数是来源于导游的说明或者指示牌上的文字描述（‘导游说这个正殿是韩国的国家级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我特别留意了一下。（p1，消防））。由此可见，副文本是伴随着主文本的最直观和显性的文本。副文本不但帮助体验者正确的解读符号的意义，而且引导着体验者的选择性知觉。
不但如此，研究者发现体验者习惯于把副文本当成构建符号本真性的信号（‘那上面写着这是韩国的宝物多少号，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品，但是既然有那样的指示牌，我就当它是真的了。（q1，语言学习））。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副文本依存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跨文化旅游中异国体验者多少存在着对本地文化的认知不足。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本真性追求的需求，体验者不得不依存于副文本的‘解说，由于无法判断符号的客观本真性，这种本真性的感知几乎是构建性的。而且体验者能准确地判别这种本真性的‘虚假（‘导游说是什么宝物，什么道遗产、国家遗产的。那我们也没法判断他的真假。他说是就是吧。（p9，自由专业））。
2、型文本
赵毅衡把型文本归类为浮现在主文本外面的显性文本，在研究者的分析中，这种文本几乎是被体验者的潜在意识所知觉到的。型文本既可能类似于副文本，由导游或者指示牌进行引导性说明（游客主动询问导游宗庙的用途（来自研究者的参与观察）），也可能来自于游客过去的知识和经验。
事实上，研究者发现，大部分的研究参与者都会提及自己的比较体验（comparativeexperience）。作为中国游客，研究参与者更多的把在国内的类似经历与当下的体验相比较，推断体验对象的类型（‘中国也有宗庙，毕竟都是起源于儒家文化，虽然格局不太一样，但是内容差不多，都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地方。（p12，英语英文））。
研究者把参与者的型文本解读进行归纳，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型文本的解读。一类是场所（遗产地）或符号的用途；另一类是对场所设计类型的解读。其中对用途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对场所用途的解读和对构建总文本的符号的用途的解读（‘那东西韩语叫deme啊。中国故宫好像也有类似的，盛放救火用水的。（q4，经营））。而对场所用途的解读又可分别横向比较解读和纵向比较解读，横向比较解读是游客把场所跟类似的其它场所进行比较从而进行认知归类的过程（‘中国也有宗庙…都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地方。（p12，英语英文））；而纵向比较则是比较不同的两种场所，而进行认知学习的过程（‘我也去过韩国的景福宫，和这里完全不一样。很简单，用途不一样。（p4，新闻放送））。对场所设计类型的解读在本研究中。主要体验在对遗产建筑设计符号的解读（‘韩国的建筑讲究跟自然地协调，到处都是树啊草的；中国的宫殿更讲究皇家的威严，高端大气，建筑连绵。（q5，贸易））。
不管是哪种型文本的解读，无疑，型文本可以被看作最重要的伴随文本。因为它直接作用于文本接收者的解读方向。
（二）生产性伴随文本：前文本
作为对遗产符号的解读过程，遗产旅游体验中的前文本解读直接作用于解读者的解读过程中。作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广范围的社会文化背景，遗产文本的前文本揭示了遗产的创作背景。正如任何小说的创立必然反应创作时代的现实，遗产文本同样属于时代文化的‘复制品。
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中，游客对前文本的知觉来自于访问前的知识或者经验，以及导游的解说或者现场指示牌的说明。对于前者来说，跨文化游客受到文化距离（culturaldistance）的限制，无法直接地把前文本作用于文本解读，大多数的游客知觉到的前文本只是通过对韩国文化形象的浅显理解加上国内对韩国历史的集体认识而形成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韩国文化不都是模仿的中国儒家文化吗？你看那宫殿，连名字都没改。（p5，朝鲜族））。这种刻板印象大多数是负面的，因此也影响到游客的整体评价和解读的深入（flow）。作为留学生的特殊性，一部分在韩国滞留时间较长的留学生具有相对比较丰富的韩国文化认识，因此较能够客观地评价韩国历史（‘高丽时期的王信仰佛教，朝鲜时期的王信仰儒教。所以在建筑设计上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儒教风格。但是还是保留了一部分佛教的东西，比如那个塔。（p2，英语英文））。这些之前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解读者的事前前文本。而导游的解说则作为现场前文本直接作用于游客的符号解读（‘导游说那里曾经被日本人毁了两次。太愤怒了。日本人还不承认战争，这里就是证据。（p1，消防））。
综合来看，如果把符号看作文化意识形态的具象化的产物，那么前文本无疑为解读者的符号解读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在跨文化旅游体验中，前文本表现出事前前文本和现场前文本两种状态。这其中事前前文本作为游客的主观记忆，正面的前文本和负面的前文本影响了游客的符号评价和解读深入程度。
（三）解读性伴随文本
1、元文本
元文本是关于文本的文本。旅游符号世界的元文本则是关于旅游场所的社会性评价。这种社会性评价包括了其他游客的口传、网络上的旅游日志（‘我们语学院的老师提起过这里。因此我来之前特意上网查过关于这里的信息，大致了解这里是韩国历史和民族的象征。（q1，语言学习））、游客朋友亲人的推荐（‘我朋友来过。那会还跟我看照片来着。当时给我讲了，没留下什么印象，还得自己亲自来。跟听人讲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会儿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现场的气氛确实不错。（p4，新闻放送））。
由此可见，元文本强烈影响着游客的访问前期待。特别是在SNS等社交媒体越发普及的现代社会，元文本被更便利的接收。从而更广泛的影响游客的符号寻找和解读方向。
另一方面，游客在符号解读过程中也在生产着元文本（‘那个雕刻确实很有意思，我拍下来直接发到微信朋友圈了，很快就有人问我在哪。我跟他们说了这里，他们说下次也来。（q9，经营））。
2、链文本
链文本是跟主文本同时被游客接收的‘参照物。链文本虽然不能直接的作用于游客的符号解读，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解读的大环境，因此影响着游客解读时的心境（‘我只能说韩国的景点开发做的太好了。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中心坐落着这么一片古建筑群，整个城市好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博物馆。（p5，朝鲜族））；（‘昌庆宫后山腰上可以看到宫殿的全景，甚至可以看到远处的南山塔。南山塔跟昌庆宫融合为一体，没有一点违和感。（q3，经营））。由此可见，遗产旅游体验中的链文本接收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游客对同一类属的其它遗产景点的同时接收，从而形成一种格式塔式的整体感知；另一种则是不同类属的其它符号被融合入遗产文本，作为遗产文本的一部分影响着游客的心境。
五、研究结论和局限
本研究以赴韩留学生的遗产旅游体验为例，探索了一种伴随文本式的旅游体验分析方法。以赵毅衡的伴随文本理论为基础，本研究通过归纳的定性研究方法成功捕捉了显性伴随文本、生产性伴随文本和解读性伴随文本三类核心概念（图1）。
（一）本研究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直接作用于旅游体验研究，从学术角度上：
1、本研究再次证实了用符号学直接探寻游客体验现象的可行性。此外，从伴随文本理论的视角上，本研究证实了符号学研究的实用性。既，虽然现象学研究多是采用主观的定性分析技法，但是利用符号学可以充分降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使现象学分析趋向于客观化。
2、本研究探索了跨文化的遗产旅游体验。研究结果表明，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是解读‘它文化符号的现象。因此若想准确地探知旅游者的体验性质，不可避免的要同时探索旅游者的文化社会背景和符号的文化社会背景。
3、本研究采用了赵毅衡的伴随文本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伴随文本是游客和旅游文本互动的接入点和纽带，若想准确地用符号学剖析旅游体验现象，对伴随文本的分类和提取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一点，在过去众多的旅游符号学研究中都被忽视了。
（二）从旅游开发者的角度上：
1、本研究证实了留学生旅游体验的特殊性，尤其是留学生比普通外国游客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识的特性。在留学生旅游市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今天，我们建议旅游开发者把留学生旅游当成一个特殊目的（specialinterest）的旅游市场来对待。
2、同时证实了跨文化遗产旅游的特殊性。作为吸引国际游客的重要符号，我们建议旅游开发者从利用遗产符号来扩散国家文化形象的角度上设计遗产旅游。尤其是开发免费的、高质量的导游服务系统以及现场多媒体解说系统，以通过伴随文本的准确传达达到帮助旅游者解读遗产符号的目的。
（三）本研究出于探索的目的开发了旅游体验的新方法，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局限。
1、为了资料收集的便利性和分析的信赖性，本研究选择了一个较狭窄的研究标本。这不可避免的影响了理论的一般化。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考虑更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情境，从多个角度证明本研究结论的可行性。
2、本研究选择了跨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国内旅游存在着它的特殊性。伴随文本分析框架是否可以成功的分析国内旅游体验仍亟待考察。今后的研究中应提取国内旅游的事例进行分析，以补全当下研究的局限。
（作者单位：韩国嘉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