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太香
随着我国“遗产”运动的推进，更多的民族文化被“遗产”冠名，十余年里，在这一场自上而下的遗产运动中，遗产的经济价值的上升，遗产的申报、开发、利用、保护等过程中政治都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遗产的开发和保护，旅游视乎是这两难境地的一个“出口”，但政府在其中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程度的介入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中就以兴文县石海的花山节与古蔺县大寨宝佤山踩山节进行对比分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过程中，政府的介入程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变迁的影响，过度的介入或包办都可能会带来包括舞台化生存带来的文化生态环境危机、节日文化的过度符号化的利用、忽视了遗产的主体性传承以及较强的政治性表述所带来的历史与文化的曲解或重构等方面的影响。与此相反，政府以恰当的角色和方式进行民族节日的资源化运作，或许能发挥应有的效力。
引言
对于遗产的开发和保护，旅游视乎是这两难境地的一个“出口”，遗产与旅游的天然亲和力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出世”就成为了旅游开发者们的“钱包”。这就不必奇怪有学者会说，“遗产叙事是一种为了旅游目的而被选择的特殊表述方式”、“旅游成为引导遗产行进的旗舰”等等，同时，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遗产成为行政部门通过行政操控、行政法规、行政管理、行政手段等实现‘绩效以兑换政治资本的变相‘公式。在这一过程中，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各级政府实现行政绩效注入了巨大能量；因为‘遗产旅游是一个风向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政府这三个话题被拉入了一个可讨论的范围，早期国内的学者们偏向于探讨政府以恰当的角色被纳入遗产旅游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积极性影响是不言而喻，高丙中：“民间仪式借用特定的符号而让国家在场，另一方面，国家有时也通过民众的代表或其符号的在场而让人民在场。这种在场界定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定关系。有时候国家的在场或民众的在场对仪式的性质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那么，与此相反，后来的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到政府以不恰当的角色纳入其中，正如学者们看到的，我国的遗产旅游相对于经济意义而言，其文化与政治意义尚显不足。学者杨正文也提到“有很多地方政府仿佛仅将文化遗产保护视为展示地方文化资源、建构文化资本的一种手段。”具体到对于苗族踩山节的关注，贺倩如在对踩山节节日的时间、空间结构以及参与主体与活动内容的现代演化的阐述后提出，演化的关键动力就来源于政府。本文就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川南苗族踩山节为例，以现在被公众最为所熟知的宜宾市兴文石海“花山节”与泸州市古蔺大寨宝佤山踩山节二者之间的政府介入程度进行分析，“花山节”是典型的政府主办，包括节日名字的更改、时间与地址的选择都是根据旅游市场的需求进行开发利用，只有当地极少数居民只有在政府指派下能参与进去，其中的表演更多来自于受专业训练的民族文化表演团队。另外一个是有民间自己组织，政府起一个引导作用，一方面，做好媒体宣传工作（使得这一节日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与报道）以及维护节日安全的工作，另一方面考虑到对于节日内涵的完整挖掘以及节日主体的可参与性而展开。本文对这一典型的两个个案对比分析，试着探讨政府的不同中程度的介入给遗产的传承与变迁带来的影响。一、川南苗族的踩山节概述
（一）2012年兴文石海花山节
“兴文石海位于宜宾地区兴文县城南的兴堰、石林、周家、德胜、博望等乡境内，景区面积136平方公里。地表石林怪石雄峰同地下充满幻景的龙空神洞，形成独特风貌，故称“石海洞乡”。石海洞乡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地面怪石林立，如云南路南石林；地下溶洞纵横，似桂林芦笛迷宫，与竹海、恐龙、悬棺并列为川南四绝。”在兴文县政府主导下，依托兴文石海世界地质公园的优美的自然景观，举办的“花山节” 。也就是苗族同胞们的踩山节，为了符合旅游市场的需求，花山节由2006年农历正月里举办的踩山节到2012年五黄金周的花山节。所有的苗族同胞可以穿着苗服，免票参加。花山节2012年的活动主题：“领略苗族风情，畅游神奇石海”。这是典型的以自然景观的依托的“文化景观”展演。节日期间的活动内容主要包括花山节开幕式（立花杆、祭花杆，苗族风情文艺演出，民族大联欢、踩花山）、主体活动（苗山飞歌大赛，苗族文化研讨，苗家儿女踩花山，苗家生活场景展示……）、大众活动（石海苗寨浪漫篝火夜，夫妻峰下露营结缘，……探秘神奇天泉洞乡）几个板块。虽然，其中苗族文化符号被使用的淋漓尽致，苗族歌舞美轮美奂。同时，参加踩山的人更多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同时，在大力宣传苗族文化的是当地政府和少数的苗族文化精英，当真正生活其中的村民们并没有真正的参与进来。但是，节日期间苗族服饰洒落在人丛中，芦笙、唢呐、苗家酒这样一些典型的苗族文化符号被开发和利用。同时，游客、政府领导、企业家、苗族文化的专家学者们构成了一个新的节日文化空间。节日的内涵已经有原来的祈福求子等变成了实质上的旅游节事。
（二）、2013年古蔺大寨宝佤山踩山节
大寨村是一个苗汉混居村寨，属古蔺县大寨苗族乡辖区，该乡是一个民族混居的村寨，“是古蔺县三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位于古蔺县西部，距县城47公里，幅员面积47平方公里。宝佤山位于古蔺大寨村与叙永合乐村两村交界的地方，但是，因为古蔺县大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宝佤山的踩山节以“中国古蔺大寨宝佤踩山节”为名，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古蔺大寨村的踩山节每年都在固定的正月十三、十四和十五，场所一直固定在宝佤山。因此，在当地人看来，宝佤山又名“踩山苞”。这里的踩山节，以及有着很悠久的历史，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踩山节对于当地的苗民们来说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很多准备活动很早就开始了，整个活动从准备活动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下午4：00倒完花杆后，直至晚上人群散去，才算是节日过完了。整个活动中，参与者众多，热闹非凡。今年的准备活动从正月初四就开始了，项文福提前准备花杆、祭祀用品、节日里的食物等等。有的时候，如果前一年使用的“围子”花杆）坏了，还要提前准备花杆。以前的花杆是三年换一次立花杆的主人，现在，由于许多其他原因，许多人不愿意接手，17年以来，一直是项文福一个人立花杆。正月十二立的花杆（立花杆要看期程），有一些列的立花杆的仪式，这一仪式的参与者主要是当地社区居民。正月十三，节日正式开始，周围的人们（有的甚至提前几天就来亲戚家里住着等着踩山）早早就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近年来，越来越少的人穿苗族服饰），拿着芦笙吹着唱着出家门，来到踩山苞上，节日的喜悦开始了。这一天，“踩山苞”聚集了当地村民，也有许多外来游客。同时，政府在附近的水安塘还组织了斗画眉大赛。大家要整整狂欢一整天，不知疲倦的到深夜才离去。第二天，早上，在政府的带领下，又进行了一次食物丰富的祭祀花杆的过程，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上午10：00开始正式的节目演出，也是有政府搭台，这是一台苗族的文化盛会，期间，展示了许多苗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包括《传奇婚俗》《爬花杆》、《鼓祭》、《酒宴宾朋》等等。同时，民族团结这样的主题也被纳入进去。十五，下午两点，花杆人要爬上花杆挂上象征着多子多福的红色绳子。下午四点举行倒花杆仪式，之后直到天黑，人们才慢慢的开始离去。
二、“花山节”与踩山节中政府介入程度的对比
宜宾市兴文石海“花山节”与泸州市古蔺大寨宝佤山踩山节二者作为川南踩山节比较具有名气和代表性的两个地方的节日，都是以苗族踩山节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为前提开发出的带有不同程度的旅游性质的节日活动，由于两地政府在参入其中所秉承的立场有所不同，二者介入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造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传承与保护的局面。
三、政府的介入程度对于遗产旅游（花山节与踩山节）的影响的分析
正如有的学者所注意到的一样，政府在这一活动过程中的角色错位导致了一些列的问题，比如“节庆举办动机的经济性、节庆组织的行政化、节庆主题的雷同化、节庆活动的形式化”等问题。同样，政府的若是在民间传统节日传承与发展和旅游节事的开发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样既能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发挥其本质上具有“公共性”与“地方性”的文化的共享性。同时，还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就具体到此案例而言。
政府包办的遗产类旅游节事活动中，遗产的舞台化生存容易带来的文化生态环境危机。本文中，花山节这种以民族节日为旅游资源进行的舞台化的展演。一方面它在政府、民族以及国家层面加强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影响，这种看似更加国际化民族遗产在本身的遗产的生长土壤却变得更加遥远，在年复一年的在兴文石海举办，而踩山节在当地的节日圈仅仅两三个小时的路程（脚力），同时，在现代化语境下，踩山节举办的日子是“五一节”，这一在具有“五一黄金周”的意涵日期，这仅是对于游客而言，相反，在传统语境中，阳历的五月是农事繁忙的日子。这对于传统节日的村民们来说，完全参与进去的可能性变得很小。另外，为了安全，政府并不鼓励和支持苗族同胞们自己举办这一节日。所以，兴文的踩山节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它的文化土壤，可能预见的是，这种依附性的旅游资源会随着这一自然景观不再受到游客们的热捧便会衰落下去，无疑造成了踩山节的文化生态环境危机。同时，那些以芦笙歌舞以及节日上穿的盛装也会逐渐的失去它的生存环境，最终彻底淡出历史舞台。同时，遗产旅游化过程中过多注文化符号的的利用，忽视了遗产的主体性传承。政府主导下的花山节办的是旅游节事，在节日的相关者中，兴文县的花山节远离的苗族同胞，反而更像是节日内涵的符号化处理，政府采用的是节日这一文化资源、苗族文化这一符号，包括对苗族的芦笙、苗族情歌、古歌、苗族服饰挖掘利用、包装进行商品化运作，此类节日中，节日的传承主体并没有纳入其中，因而，节日的主体在时间的长河中，很有可能沦落为客体，在这样的节日文化内涵解读中，充当了一个被动的文化接收者，出现主体客体化的可能。这样，利用民族的资源的过程中，社区利益变得遥遥无期，政府注重的是政绩而非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在政府遗产的政治性表述中可能带来的历史与文化的曲解或重构。在整个节日的祭祀方面，兴文花山节的祭祀者更多是当地的文化精英，
与此相反，在政府的引导下，大寨的踩山节办的是民族的节日是以民间自己举办、祭祀、参与“朝山”，在兼顾了社区居民的利益过程中，民族节日生存的文化的生态环境还得以延续。
“人们对产生民俗节日的农耕文化根基与构成民俗节日习惯规则的深层记忆”。正月里，大家正好是农闲时分，踩山节作为一个生产之外生活之内的娱乐活动，踩山节的时间本身就具有农耕文化生活与生态环境完美和谐的特征，丰富了村民们的生活。虽然，大寨踩山节的对外宣传是大寨乡政府在操持，但是相比起兴文花山节的对外话语权中，大寨的苗族同胞们以自己的亲身参与节日活动中来表达了自己的话语权。同时，大寨的祭祀人却是做了长达17年的“花杆人”，而且，对于节日的解读方面，尤其是节日的历史渊源，也更注重文化的吸引力，而大寨的踩山节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的内涵。大寨踩山节的举办，一方面，考虑到传承主体队节日文化内涵的传承，同时，节日的资源化运作过程中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利益，因而，在一个旅游节事活动中将社区居民与游客的节日诉求区分开来，既满足游客的旅游观光需求，也满足社区居民的节日文化传承的愿望。四、结语
通过对兴文石海花山节与古蔺大寨宝佤山的梳理与对比分析，关注到了文化遗产不仅是一项特殊的民族文化、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但是，对于它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尤其是政府在遗产旅游开发中，应该是有限度的介入，注意到遗产的政治表述，而不是被政治性的去曲解和或者是更改历史与文化内涵。或许，政府更应该还遗产于主人，而不是粗鲁的资源占有和鲁莽的文化符号的利用，减少政治行为对民族节日文化的冲击，减慢节日文化的变迁速度，更不应该引向淡化与消亡。相反，政府或许可以在媒体的宣传和安全维护方面做的更多，站在支持和引导的立场，做好服务者的角色，并不是不去全面干预节日内容，而是把文化遗产更多引向当地居民，挖掘出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自觉自主的把这种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培育出更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政府与民间达到一种的良性互动，更有利于保护和传承遗产的。
（作者单位：四川天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