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几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并有团体化、低龄化及女性化的倾向，引起家长、校方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校园欺凌事件频发且未得到有效遏制，显示我国现有的应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效果不佳。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就反校园欺凌专项立法。
关键词 校园欺凌 法律效果 专项立法
作者简介：孙豪，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024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2016年1月5日，翟某某等三名中国留学生因涉嫌绑架、殴打和折磨同学，在美国法院被追诉，后通过律师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三人分别获刑13年、10年和6年。作为辩诉交易，检方撤销了三人的折磨罪指控，倘若检方不撤销对折磨罪指控，三人将因校园欺凌面临终身监禁的可能。相对国内的批评教育、赔礼道歉或停课调班等无关痛痒的处理方式，美国法律对校园欺凌的处罚可谓痛下杀手。该案件的判罚侧面反映了国外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在校学生的强势保护，对我国立法处置校园欺凌问题，不无裨益。
一、校园欺凌事件的产生原因
校园欺凌，国内俗称校园暴力，指在校园内部及其周边地区，在学生之间以及非学校人员与学校师生之间产生的暴力行为。校园暴力欺凌事件频发，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不良影视文化的影响。当前影视作品中暴力文化盛行，激烈枪战、血腥仇杀等内容充斥其中。在信息传播迅猛且媒体分级审查制度缺失的现状下，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直接裸露在暴力影响之下，长久浸润，形成了崇尚武力的心理认知。
第二，规则意识缺失。学校教育设置上，偏重文化知识的传授，忽视伦理道德、法规法纪的培育；家庭教育中，父母或忙于工作无暇顾及，或限于自身素养无力引导，或家庭结构缺失无法陪伴。致使在校学生普遍存在“偏重分数、轻视素养”、“管控有余、教育不足”等问题。未成年人情绪不稳、自控力差，缺少对他人基本人权的应有尊重，处理矛盾冲突能力不足，日常琐事而拳脚相加。
第三，对校园欺凌的处罚不严处理不力。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理过轻，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校园欺凌现象的滋生、蔓延。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或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社会现实中，对于已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往往对欺凌者给予批评教育、赔礼道歉或停课反省等轻微处理，学校缺乏有效的惩戒措施。
凡此种种，都可能导致孩子漠视规则乃至挑战法律，发生冲突不寻求老师或家长的帮助，而是运用武力手段自行解决纷争，最终引发校园暴力事件。
二、我国处置校园欺凌的现有法律及其困境
我国目前对校园欺凌问题尚无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其法律责任散见于《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第一，民事责任参照《民法通则》及最高院发布的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未满14周岁的施暴者，受害学生本人可作为原告（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行使诉权），可一并起诉施害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主张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第二，行政责任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根据情节不同，分别给予拘留或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三，刑事责任参照《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予以追究。根据地第十七条的规定：绝对刑事责任年龄是年满十六周岁，对校园欺凌的实施者，可根据具体情况追究其故意伤害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或寻衅滋事罪。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有构成八种严重的暴力犯罪才承担刑责，而实际发生的校园欺凌案件，很少达到该八种严重暴力犯罪的定罪标准。
虽有法律规定，但因施暴者和受害人之间多为同学校友，其次达到轻伤以上的程度才可追究刑事责任。现实中的校园欺凌，多为精神上的侮辱，如撕扯头发、脱衣拍照等，生理上的伤情未必达到轻伤害的程度，但精神伤害却极其严重。按现行法律，如未构成轻伤害就很难追究刑责。其次，刑法规定侮辱、轻伤害等暴力行为属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受害方因考虑到同学之间的后续交往，可能不愿启动自诉程序，追究施暴方的刑事责任。诸多原因导致对校园施暴者处罚不力，法律效果不佳。施暴者一般是承受学校的训诫等处分，最多被公安治安处罚。因校园欺凌被判处刑罚者，少之又少。施暴者的违法行为如不能得到及时、严格的惩罚，某种程度上放任了校园暴力欺凌的滋生、蔓延。审时度势，国家起草“校园安全保障法”、“反欺凌法”等专项立法，势在必行。
三、世界各国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应对措施
防范和应对校园暴力，是各国政府及普通公众广为关注的社会焦点。概括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对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基本思路总体趋同，即通过司法强势保护，学校、家庭和社会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校园欺凌。
（一）司法强势保护
美国是采用司法措施严惩校园欺凌的典范。通过立法，明确校园欺凌受害者的法律救济途径和施害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美国，校园暴力被称为校园欺凌，其内涵不仅包括拳脚相向、故意推搡、拍裸照等一般意义上的欺凌行为，还扩展至网络欺凌，即在网络媒体故意辱骂、肆意攻击或擅自披露同学隐私。
根据欺凌手段、具体情节的不同，当事人可能触犯的罪名也有所区别，比如翟某某等凌虐案件中，三名施暴者就面临包含折磨、绑架、殴打在内的6项指控。美国法律规定，对不满18岁的校园欺凌施暴者，法院通常给予警告等方式轻处置。但如果施暴者有前科且后果严重，即便涉案人员实际年龄未达到成年标准，也比照成年人立案侦查、科处刑罚。在美国，通过细化立法条款明确欺凌行为的认定标准，辅以强势的司法保护严惩欺凌行为，使得校园暴力行为得以有效遏制。
（二）教师家长各尽其责
教师是直接与学生共处者，最容易发现欺凌现象，因此在应对欺凌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不少国家通过立法与培训的方式，强化学校和教师责任。日本《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规定：要强化对教师的培训和研修，使得教师掌握防止、应对校园欺凌的专业知识和素质能力。韩国2004年出台《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法》，要求校方设置专门的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并配备专职咨询教师；并进一步规定，校方有权禁止暴力实施者接触、胁迫、报复受害人或暴力事件的告发者；在一定期间内停止到校上课；调换班级；命令转校；责令退学等。
防止校园欺凌并非学校或老师的单方责任，作为学生监护人的家长，其教管责任不可替代。日本《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规定，监护人应当竭力指导被监护儿童养成规则意识，不得实施欺凌行为。同时规定，监护人在知悉儿童受到欺凌后，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护、疏导。美国政府也非常注重加强父母教管子女的责任。如果学生欺负同学，校方会立刻通知其家长并要求家长到校参加会议：如果未成年学生因实施校园欺凌而被移送至青少年法院，父母也要一起进入司法程序：如果法官认定孩子欺凌行为与父母自身行为不当（如吸毒、酗酒）有关，法官可暂时剥夺父母的监护资格。如果父母限于自身素质管教不当或方式欠妥，法官会责令父母上训导课程，学习如何合法有效的管教监护未成年子女。
在应对校园欺凌行为中，校方和家长应相互配合，但二者的责任不能均等分担或相互推诿。对监护人义务的规定，不能视为减轻校方责任的抗辩事由。
（三）重视协调机制建设
反校园欺凌需要多方合力齐抓共管，因此，相关的协调工作与机制建设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南非，学校安全委员会不仅要制定欺凌行为的预防和解决措施，而且要定期组织家长见面会，集中讨论学生的近期状况、学校的政策和其他事宜。德国政府从就读幼儿园的儿童开始，就开始“善良教育”、“规则教育”并贯穿整个教育的全程，旨在提升学生自身道德素养，减少暴力冲突概率，防病于未然；此外，严惩已发生的校园欺凌，治病于已然，对两次记过后仍不思悔改的校园暴力行为人，校方有权将其送到“不良少年管教部门”给予强制管教。
四、反校园欺凌的立法建议
校园欺凌事件频发且未得到有效遏制，显示我国现有的应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效果不佳。因此，有必要就反校园欺凌专项立法：明确校园欺凌行为的认定标准及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对广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作出一般性的指引和评价；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学校、公安机关抑或司法机关，严格依据法律规定采取开除学籍、拘留、罚款、有期徒刑等处罚方式，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社会效果。
第一，强化家长的主体责任。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监护人主体责任的规定，如家长对未成年人照管疏忽、教育不当等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构建及责任追究。据上海警方公布的统计数字，高达80%的涉案的未成年人长期处于逃课失学、街头流浪等缺乏家庭监管的散养状态。在反校园欺凌专项立法时，明确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强化家长的监护与教管责任，当家庭对未成年人疏于管教、教育不当或者故意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根据情节轻重，公权机关加大干预程度和指导力度。
第二，不以受害人的伤残等级为确定刑责的唯一依据，适当增加施暴者主观恶性的考量。我国现已判刑的校园欺凌，绝大多数是以故意伤害定罪量刑，少数以寻衅滋事追究刑责，而前者的量刑轻重主要依赖被害人的伤残程度。反观法治发达的国家，针对校园欺凌案件量刑时，往往更加偏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即便被害人的物理伤害不很严重，但被告人因主观恶性较大仍可能被判处重刑。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已被发现的校园欺凌，施暴者戾气十足、手段残忍，且常将打人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行为令人不寒而栗。
未来的反校园欺凌专项立法时，应细化校园暴力行为的认定标准，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因未造成实际伤残，就放任其发生或以蜻蜓点水式的批评教育代替相应的法律处罚。许多情节轻微的校园欺凌没有严肃处理，就会给学生一个错觉，欺凌就会继续发展。受害者身体上的伤疤愈合容易，心理上的阴影却挥之不去，甚至影响人格发展，同时校园欺凌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
第三，立法中适当许可公权机关介入严重校园欺凌案件。改变现有的公诉案件受案标准，对于情节恶劣的校园欺凌，即便未达到轻伤害的程度，也可列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赋予教育机构适当的惩戒权，如校方有权对校园欺凌实施者予以告诫、逐出课堂、勒令停止、开除等。同时，完善现有的政府收容教养和少年犯罪管教制度，做好被逐出校园问题少年的后续帮扶、教养和管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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