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已经有一百余年的时间，面对这一外来思想，中国人由抵触到接受，并最终将其与中国的实践与文化很好的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间的相通之处和相互影响两方面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原因，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 包容性
作者简介：彭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驻307厂军代表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104
自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广泛被人民群众认识接受，但是其深层次意蕴却较少为人所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的社会实践和传统文化相互影响作用，从而产生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以此来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发展，除了普遍认同的革命和现实发展需要原因，思想文化基础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止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上，注重其和社会现实的探索，而对于其能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原因方法则缺乏研究，而想要真正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我认为要从传统文化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有三。
一是当下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没有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到一起，很多学者的研究立足点设定在文化自发的表层而没有进入到哲学自觉的深度。而且多数学者至今仍然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分裂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终结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研究侧重点明显偏向西方文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更需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两者间的关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从其本质说来是一种文化精华。如果研究哲学不从文化入手，就相当于离开基础空谈理论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作用。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更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才行。也就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处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进行动态研究。
三是人类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而且存在于精神世界之中。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创造出了精神世界。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而且中国人并没有局限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立足于社会实践，调节其与传统文化间的关系。所以只有理解这种文化自觉，才能有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综上所述，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结合时代发展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从中得到未来的实践指导经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特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入手去分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留存至今的古文化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玄学盛行，南北朝时期和中国本土的道教一度以玄学威胁到儒家的思想主流地位。儒家学者面临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并没有一直盲目抵制批判，而是逐渐吸收两家的长处，在社会上形成以儒学为中心的三教合流的状态。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并不是盲目抵制，而是兼采各家所长以促进自身发展完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厚德载物”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的态度，由此才有了唐代的万国来朝，新中国成立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费孝通老先生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从古至今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之一，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我们在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时应该本持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走共同发展完善的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适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一个相对真理。对一般规律的概括、总结和升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哲学类型，成功指导了第一国际运动、第二国际运动和苏联改革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适应性是其能够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不过单纯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紧密联系起来，紧紧结合社会现实与中国传统文化，将其赋予中国特色才能真正为我所用，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包括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即：辩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的主客体、辩证法和实践等观点，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五行、八卦、元气、格物致知、有无相生、知行合一等相通。
王夫之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较好的结合了起来，关于思维与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上的哲学认识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顶峰。
1.他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提出了：“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即：宇宙之间充满了阴阳两种气，除了他们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即“气”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也就是说他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将世界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 ——“气”，体现了王夫之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不是明代盛行的像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
2.在世界是运动还是静止的问题上，他论证了气的运动性，提出“阴阳居于太虚絪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即：阴阳二气存在于宇宙之中，有阴阳两个方面，有时候静止有时候运动。证明了他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二气相互协调产生、不断运动发展的观点，实际上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处于不断运动之中，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 。
3.在认识世界方面他提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即：人的感觉器官、心理活动、实在事物三者相互遇到，人才会产生认识。表明他主张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实践，而非王阳明的“发明本心”，单纯依靠自身的主观想象，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是相通的。
除了这些在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外，两者关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上也具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导实践。受小农经济影响，中国传统哲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是贯穿始终，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如此。墨家就是从社会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家，他注重手工业者的利益，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力、尚能”等思想，除了理论研究还着重各种工具的研发。儒家则是论述各种政治理论思想，维护贵族阶层利益，门徒则到各国游学传播儒家思想，辅佐君王，苏秦挂六国相印可谓是最好的证明。不论是儒家还是墨家，不管是维护贵族还是平民的利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都是为了指导实践，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激发被剥削、被奴役民族的奋起反抗精神，指导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运动，指导了苏联人民反抗沙俄专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从哲学最终目的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是相通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
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遗留的思想。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其中除了精华难免还有糟粕。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其精华部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交流发展，另一方面其糟粕部分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在中国进行传播发展和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封建时代虽然是专治统治，但是一定的民本思想传统其实是历史悠久的。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在《管子·霸业》中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魏征也曾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而且这种“民为邦本”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对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张“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其中由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最好的例证。
经世致用和行先知后的中国传统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因为不管是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还是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强调的都是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之后，外来思想的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由此而产生的“实事求是”的办事理念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始终，是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坚持的办事理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更是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最终确定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消极影响
不可否认金无足赤，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含有封建主义的一些思想残渣，具有腐朽、负面的成分。而文化对人的影响又是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是很难避免的，但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虽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后就宣告完结，但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却是仍存在于中国人民思想中的潜意识里。封建时代的中国处于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统治者个人专断，奉行愚民政策，视人命如草芥，“不患寡而患不均”使得长期以来人治大于法治，人民的法制观念并不十分深刻，比起对于法律反而对于强权更加敬畏。也就导致了现在部分民众无视法律法规，为了攫取权力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满足一己私欲；孟子主张“性善论”、“重义轻利”，导致了民众对于君主的盲信盲从，盲目崇拜权力，民众缺乏自身独立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缺乏社会主人翁意识。因此当社会上出现一些由某些舆论恶意导向的偏面报道时，一些民众盲目跟风，被有心之人利用；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三纲五常”更是束缚了人性，死板教条古而有之。所以现在很多人从小仍被灌注很多刻板的固有认识，已致现在民众普遍性创新性思维枯竭。而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又亟需新概念，新想法的注入。随意这种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小农经济中注重实用经验，忽视理论概括，缺乏对理论知识的研究传统。现在社会上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不得不说与这种传统思想也有一定关系。人们过分关注眼前的既得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对未来发展深度和广度的考量。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永远都在不断发展完善的道路上，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文化中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残余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内在的影响力。我们对于此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时刻警惕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坚持党发展的正确方向，决不能同样的错误犯两次。
五、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虽然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社会也都是在社会劳动实践中发展的，但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环境等因素创造了不同的文化。所以不同的地区间的文化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于其他自身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上就是两者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方面存在相通之处，但是在研究角度、表达方式等方面两者又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研究范围更加广阔，也更加深入，在学科规划、理论归纳方面更加出色。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未涉猎和研究透彻的。因此无论是单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片面夸大中国传统哲学的优越性还是盲目崇拜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不理性的。我们需要客观看待两者，各取所长，指导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才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
根据上面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与其自身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和两者之间的相通性密切相关，而根据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如果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融合再创造。运用科学理论的手法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哲学中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价值和不足，同时灵活地使用中国传统哲学，采用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式，将中国哲学中隐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更加理论、更加有逻辑的方式表现出来，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特色的同时更加的系统化、逻辑化。就像李鼎民之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不如我们理论分析的那么顺利，而是肯定与否定交互，交流与抵制并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的倡导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思想过分激进，整体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进行了的全面否定。建国初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指导方针使得传统文化的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又彻底将中国传统文化打入谷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传统文化才逐渐被理性看待，客观分析，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我最认同的就是张岱年的观点，他提出当今社会的文化应该兼取各家之长，在已有基础上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可以肯定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正确的着眼点，但是我们不能囿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必须时刻不忘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和历史主义观念，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不断结合中国实践与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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