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的纳粹主义给社会带来沉痛的伤害的同时，也给后来的人们带来反思。现而今，西方世界霸权主义的盛行，俨然一副法西斯主义复苏的局势。这也让我们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产物。透过法西斯主义政治经济的行为，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法西斯行为得以盛行的背后的人民群众的心理机制。本文将从心理机制角度分析在近代化过程中人们发生的心理机制的“异化”与纳粹主义兴起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 纳粹主义 心理机制 “异化”
作者简介：潘体芳，苏州大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3.293
20世纪上半叶纳粹主义的崛起并非是一个偶然事件，从政治上来看，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未息的余波，是魏玛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失败；从经济角度看，它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更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的异化”深层次的表现。
法西斯主义得以在国际上形成一股浪潮，绝不仅仅是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透过这些领导人的无理性的、极权的政治策略，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作为群众的一种盲从。而从群众的这种自主选择、判断能力的丧失，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下，人的本质属性的深层异化。本文将结合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结构分析角度，透析德国纳粹主义的深层心理机制，从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大时代背景的意识形态分析开始，再回归到作为社会重要组成的群体的心理机制的异化，来分析法西斯主义。
一、技术理性统治的时代背景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进程迎来新的高潮，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同时，更是解放了广大的劳动阶层人民的双手，为劳动人民赢得了大量的闲暇时光。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生产的普遍运用，我们也渐渐发现了科技带来的双重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财富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与机械的普及又给人们的生活戴上了新的枷锁，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科学技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主宰或统治，即技术理性的统治的产生。
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中性的，而是作为一种统治和操控的异化力量而存在。所谓技术理性的统治，是指通过对事物的客观秩序和理性结构的把握，取代传统的人身依赖和对自然的依赖，从而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形成一种更高形态的理性。技术理性在更高效地开发自然和精神资源的同时，人类却被生产手段渐进地奴役。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创造新型的机械来代替人类站在生产的流水线上去劳作，从而将人类解放出来，享受美好的闲暇。然而，在日常生活普遍机械化的状况下，人类也过度依赖机械，日益形成一种“非机械，不生活”的思想，逐渐演变成机械的奴隶。
对于技术理性的统治如何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从马尔库塞的资本主义进步法则的公式得到很直观的理解：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从技术理性的两重性中我们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改变人们外在的物质生存条件，从而实现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变。较之传统的暴力的政治的统治，技术理性的统治的 “高明性”在于它具有合理性的外观，即它通过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通过机械的自动化，不断减少劳动者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并通过大众文化为劳动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消遣设施，由此来消解劳动者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的对现存社会状况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劳动者在减轻体力劳动输出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在劳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并且，在自动化技术体系中，劳动者们主动地参与并自愿被整合到生产和技术体系中去，不再作为现存生产体系的否定力量而存在。
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影响下，我们看到工人被整合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不再作为社会的反抗力量。劳动阶级在最初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而具备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渐渐地消解，其后果是使社会失去了其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人类的基本生存转变为由个人无法掌控的力量和机制——技术理性来统治。
在熟知了整个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化的意识形态的概况后，我们便可以发现一战后的德国纳粹主义兴起并不只是一场政治革命那么简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面对国内的疮痍的同时，还不得不承担《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大额经济赔偿，魏玛共和国在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失去平衡的政治危机中艰难地前行。然而，1929年欧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各经济力量分崩离析，各群体都起来反对民主共和国的软弱无能，此时，以希特勒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迅速崛起。在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困境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带动国家经济发展更能说服群众的政治主张了。而且，随着发达工业的发展，技术理性的统治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现实，而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的人变成社会的人的“转换器”，通过塑造着人的性格结构，剥夺人在劳动中的自主性地位，使人们丧失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变成对现存社会的只具肯定性认可的单向度的人。正如性格结构分析大师赖希指出：“正是现代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抓着人民群众的这样的心理机制，希特勒以一种反理性的思想特征，强调极端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通过激情和感性的宣讲，调动群众的情绪，赢得大众的支持。
二、逃避自由心理机制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群体的个体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加深，并且人類同自然的分化也不断加深。人类从原始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不断获得个体自由的同时也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传统的社会秩序，狭小且固定的生存环境，不变的社会地位都给人的身心以一种原始的束缚，同时也是一种天然的安全感。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也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现代科技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扩展了人们生活的渠道，以自我为主体的小宇宙开始变得没有边界，在与不同的主体通过交流与碰撞产生关系的同时也蕴藏着极大的危险：人类遭到强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敌对的和疏远的，在强大的市场和社会背景下，个人的渺小、无价值的挫败感成为心里的一座孤墙，随时都面临着崩塌的危险。
在日益个人化的过程中，与理想中的对自由的无限热爱相比，更多的是与个人化相伴随而来的孤独、焦虑和不安。这些情绪带来的无形的压抑会使人产生对自由的恐惧和对原始安全感的怀念。所以，便有些人产生了想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他们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籍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心理机制” 就是这种放弃自由、逃避责任、渴望安全的心理冲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积淀而成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而人们逃避自由的有效途径是希望被某种权威或组织机构认同，即个人通过放弃自我，放弃自由，与某个强大的权威结盟，来分享它的威力和荣耀，以便忘却那个给自己带来恐惧的自我。此类行为的逃避机制心理，一方面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专制机构或体制的横行提供了温床。
德国纳粹得以极度盛行，跟群体的这种逃避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一战后德国国内就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德国群众更是处于政权更迭的惶恐中，加之欧洲歧视犹太人的长期历史问题的积淀，所以，当以希特勒为首的民族主义团体，以恢复经济为由，大肆打压并剥夺犹太人的地位和财产时，群众的逃避心理机制表现出一种“舍己”的自动适应，主动地放弃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变成一种无主体的“常人”，以使自己的孤独和焦虑的感觉得以缓解。同时，也通过与这种外在的权威和力量的认可，来获得安全感。
三、纳粹主义的“高明”手段
纳粹主义正是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人们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提供的温床上得以恣意横行。就德国国内当时的状况而言，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旧中产阶级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遭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威胁，由此引发了他们的焦虑和仇恨。他们异常恐惧，一方面渴望臣服于掌权者，而同时，又想统治那些无权者。而此时，另外一个阶级——极权主义者们抓住了他们的这种心理机制，建立起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独裁政权。因为一套等级制度一经形成，其中每个人上面都有一个他要臣服的人，下面则是他有权支配的人。由此，希特勒成为旧中产阶级的救世主，因为按照当时旧中产阶级所处的状况，他们根本没有发财致富的机会。而一旦他们成为纳粹官僚机器的成员，他们就可以强迫上层阶级与之共享财富和声誉，并可以从犹太人和政敌那里抢得饭碗。而那些围观的其他人在“欣赏”这出闹剧时也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这些施虐奇观和优于其他人类的感觉至少能暂时弥补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贫穷。
除了运用政治经济手段满足旧中产阶级的利益和保全心理外，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主义更是通过过分地宣传民族的荣辱感来增强群众的民族归属。自一战后，备受伤害的德国民众心理普遍呈现出一种倦怠的状态，而面对纳粹的独裁政权，无论一位德国公民是多么反对纳粹主义的原则，但在他必须独自一人与归属于德国的感觉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纳粹政权正是利用了人们害怕孤立的逃避自由心理机制，赢得了大部分人民众的支持。基于这样的民族认同心理，使得任何对德意志的污蔑宣传，只会加深那些本并不完全认可纳粹制度者对纳粹的支持，因为在一个刚经历过战败的伤痛国家而言，伦理原则高于一切。
作为德国纳粹主义的领导者的希特勒是一个典型的权威主义者，他通过摧毁一切威胁到自身存在的外力，来缓解内在的孤独和无权力感。并且，希特勒早年的政治运动的失败的经历和家庭的艰苦的生活环境，更加深了他对权威的仰慕。这种权威主义性格的本质就是同时具有施虐和受虐冲动。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和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利，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独，需要借助共生关系克服这种孤独。他的权威主义性格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希特勒自身的这种施虐和受虐冲动心理的并存，所以他比常人能够更敏锐地洞悉体到当时德國民众的普遍心理状况，并利用这种心理机制实现他的野心。
当下，制度上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消失，但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阴影依然残留。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思想的分析，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并全面地了解法西斯主义，并作为借鉴，实现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美]艾里希·弗洛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