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德里达“解构即正义”竖起了后现代法学的标志性旗帜，但如何理解解构策略在法律和正义之间的运用，如何以解構的方式重新诠释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则成为后现代主义进入法学之后遗留下来的最主要难题。德里达反复强调法律是解释性的，那么这种对暴力的解释实际上也就构成了对正义的解构。
关键词 解构 正义 法律 暴力 强力
作者简介：李栋，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计算机工程系党总支副书记，思政理论课教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2.001
德里达《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虽然篇幅不长，但试图回答法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正义，以及暴力、语言、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关系。解构的策略要求通过现实中的事件、作品、冲突和问题揭示其内在的冲突，而这些事件、作品的解构又无一例外的指向解构策略背后的哲学立场，法律的解构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对法律的解构无论如何进行，最终都会回到对正义问题的回答上来。在德里达看来，正义作为一种不可能的经验，永远处于后退之中，永恒的不在场、不可还原，那么法律赖以为根本的“正义感”其基础就不是正义，而是一种“可强制性”、一种权威。这种权威的基础是“神秘”的，是一种“不可解释、不可分辨的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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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正义的寻求依赖法律，而法律的基础却仅仅是“没有基础的暴力”。
一、他者的语言：异乡人、法外人
德里达在开篇便着力强调此番关于“解构与正义的可能性”的演讲有义务用英语来说，正义要具有aa一种普遍性，那么首先要排除的就是私人性，要“诉之于第三者”、排除“习语的多边性a或者独一性”，即存在一种普遍的语言、逻辑，用以不同的主体描述同一件事实，从而产生相同的理解。法律是这样一种普遍语言、逻辑，而“只要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不完全享有这种特殊语言，非正义的暴力就开始了”。背离正义，恰恰不是违反了自然法的天性、实证法律的规定，而是首先对同一事实背后的语言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德里达并不追求一种普遍的语言，用以表述普遍的正义，相反，这种语言应该是“你的”语言，而不是“我的”语言，应该是“他者的语言”。因为，一旦追求一种普遍的语言，法律将彻底成为一门外语，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而当我们都不掌握法律的语言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遵守法律吗？如同马克思所批判的一般，“法律成了职业法学家的法律”？我们是不是都成为了“法外人”、“异乡人”？
应该说，德里达在这里仍旧点滴透露着康德法权哲学的影子：承认和遵守法律的基础是我处于法权状态之中，即我理解它并遵守它，我愿意我的准则成为普遍的法则。如果脱离了法权状态，那么法律对我就是非法的，如果我不能懂得法律的语言，我就没有办法遵守它，或者法律的语言和我的语言是抵触的，我就不承认我进入该种法权状态。但德里达并不承认每一个法权状态下的成员都是普遍的立法者，和“他者的语言”的不同，这种自我立法的普遍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立法从最初的时刻，率先进入法权状态的并不是立法的普遍原则，而是“神圣暴力”。此时此刻，法律的现实性只能说明“强制”，并不能说明“权利和强制的权限是一回事”。
二、解构：行走在法律与正义的绝境中
德里达强调，正是通过语言，我们寻求到了始终在场的“强制”，法律正是依托其自身的强制性而成为法律；进而，通过私人语言和“他者的语言”的差异，不同的话语体系、“外语”的存在形成了非正义，促使一些“强制”成为非正义的暴力；因而，从立法的神圣时刻来看，法律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非正义的，“法律在本质上是可以解构的”，而正义是不可经验的、不可解构的、和不可还原的，“解构就是正义”、“法律的基础或自我权威化就是实施解构的可能性”；最终，我们形成了这样的“绝境”：“一方面是正义，一方面是法律；一方面是（无限的、不可计算的、反抗规则和外在于对称的、异源异质和异地异向的）正义，另一方面是作为法权的正义的实施，是稳定饱和而又可以计算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一个被调节和被成文的规范体系”。在德里达看来“公平正义当然不能还原为法权，但这两种价值并非无关”，“法律声称要以正义的名义自我实施，正义也需要以必须被强制的法律的名义自我确立”，而解构的任务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找到自我”，行走于“三个绝境”之中：
1.规则的悬搁：“要实施正义，我就必须是自由的，必须对我的行动、行为、思想和决策负责”。也就是说，法律的判决总要依据一定的规则，第一次的判决或者说立法本身是一种创造，但此后的每一次依循此规则判案实际上都不会是完全与上一次一致，因此都超出了规则，因而存在遵循与创制之间的矛盾。“绝对没有这样一个时刻，此时此刻，我们能说一个决断是正义的”。
2. 不可决断的幽灵：“作为法律，没有一种切割分化的决断，正义就绝不可能得以实施”。任何的决断都不可能是绝对完备的正义，绝对正义是无限的，但具体事实是有限的，德里达接受了列维纳斯“他者的无限权利”，无限的正义观念不可能还原到具体的事实之中，尊重他者的无限权利，就必须承认他人的不可计算性，就必须承认绝对正义是通过“亏欠”这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场的。进而，也唯有解构，促使我们不停的追求正义而接近绝对正义。因此，德里达说，“对于这种正义，解构是疯狂的，对于这种正义的渴望是疯狂的”。
3. 阻隔认识地平线的紧急状态：“一个正义的决断永远是当下立刻的要求。它不可能给自己无限的信息，也不可能无界限地认识给它正当性的条件、规则和假设命令”。简言之，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但决断的时间是无限紧急的，正义的到来只是在未来，任何一个决断都不是弥赛亚式的终极审判，任何一个绝对在正义到来的未来都可能是不正义的，而彼时的正义也只是一个“也许”的正义，不是绝对的，只是一次重新决断和评估，而这种绝境也只是要求我们将解构持续进行下去。endprint
在德里达看来，这个正义并非法律的正义，但又不是和法律全然没有关系，这个正义仰仗于法律的强制性作为自身的现实性，但这个正义不是无限的和绝对的，绝对的正义永远是以一种“未来”的姿态存在。这并不意味着解构主义法学是相对主义的，而是要求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毕竟，比之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和法律的自我续造这种法律的内在自我完善，一种外在的解构的眼光，更有利于接近事实本身。解构并不是要求我们去颠覆规则、反抗制度，而是在绝境中思考，于不可能处发现实现正义的途径。
三、神圣暴力：暴力的话语重构
实际上，德里达引述帕斯卡尔和蒙田，甚至是康德，其最重要的意图就在于建立这样一种联系：法律和强制力之间的联系。简言之，德里达强调法律的本质是一种合法性的暴力。法律“禁止个人暴力”，因为它危及了法律的利益，而法律具有一种“垄断暴力的兴趣”，不是出于正义的合法目的，而是出于保护法律自身，“将暴力意义上的强力垄断起来”，就成了合法的强力，并通过法律宣告这不再是一种暴力，通过法律的自我解释，用“完成式的同义反复”和“先天综合判断”实现一种合法性的自我说明，最终构成了法律的神秘基础。“暴力先行的属于一种特殊的法律秩序：即使他可能伤及我们的正义感，还仍然必须改造和确立”。
暴力在法律中质疑法律，在立法的同时摧毁法律，立法和革命既是一种非法的形态，又是法律的全部历史，暴力以自己的尺度建立“超验的法律”——“它既是暴力的又是非暴力的”，“暴力的不可理解性来源于一种属于被人称为法律象征秩序而不属于纯粹自然秩序的暴力之可理解性”。简言之，暴力建构法律，同时以法律的话语体系将自身合法化，既设定了可垄断的暴力形式为象征法律的强制性；又设定了私人暴力为非法的，非正义的，应该被谴责和禁止的对象。法律即是暴力与强力的分野界限，而这种界限实际上是自我设定的，并非本质的区别，暴力通过法律追溯自身。
“神秘的暴力，不是立法，而是毁法，不是确立界限，而是泯灭界限，不是导致错误和补救，而是导致报应，不是威胁，而是打击”，这种立法的“神圣暴力”，在立法的同时，也在“解构法律”。“神圣暴力最为公正，最具历史意味，可决断性最高，决定力量最强”，神圣暴力也可以称为“主权暴力——最高暴力”。一方面神圣暴力作为立法的主权暴力，拥有本质的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这又决定了这个最本质的基础是可以解构的，因为这不是出于某个理念的立法系统的展开，而是暴力的偶然的自我策略，是暴利的话语重构。
德里达对暴力的解构，并没有停止于作为法律的“神秘基础”，而是扩展到立法暴力、扩展到主权国家立法的领域之中。暴力通过法律的解释实现自身的垄断和建构，又通过立法实现对自身的批判和解构，如果说德里达试图通过法律来回答正义，倒不如说德里达试图通过解构暴力，回答法律和正义的关系，试图通过最初的“神圣暴力”理解人类社会建立之初的正义诉求——正义不是某种东西，某种超越的存在，而是我们通过不断解构的反思所发现的“我们必须思考、认识、自我再现、塑造和审判所有话语与罪大恶极者之间可能的共謀关系”。无可避免的正义绝境证明，除了保持思考和解构无以捍卫正义，解构才是与暴力对法律的建构一并诞生的、唯一可能的正义。
注释：
德里达.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23， 399， 403， 444， 454， 400， 408， 409， 410， 412， 413， 420， 422， 424， 425， 442， 445， 447， 453.
Derrida， Acts of Religion.233， 234.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