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利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学校适应问卷，运用一定社会统计分析手段，在对贵州省10多所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大学新生在校适应状况进行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借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民族新生适应性的因素进行了定量模型分析。
关键词 高校 少数民族 大学新生 学校适应 Logistic回归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适应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2FDY01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栋昌，贵州大学林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G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2-233-03
一、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在身心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适应性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大学新生因为其民族特点及其相应的心理与文化特征，面临着由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换以及文化背景的改变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生活环境、学习方式、人际关系和情绪调整等方面，并且这些问题时时刻刻在困扰着刚刚进入大学生活的少数民族大学新生们。高校中少数民族新生的适应问题，从个体角度来看，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当前身心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到他们以后身心的健康发展；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又将直接影响到学校培养人才的整体质量、影响到民族地区发展后备人才的提供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的适应问题如果长时间存在，并且比较强烈和持久，那么当遇到某种刺激时，则会像多米诺骨牌似地发生连锁反应而带来一系列不适应。因此，针对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省情，加强对我省高校中少数民族大学新生的研究与管理模式探索，不仅是贯彻落实团中央“分类指导青年”的重要体现，也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需求。
二、研究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工具：调查问卷
本文所需的数据资料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首先，通过文献法、专家咨询法、访谈法等，初步将少数民族大学新生的适应结构分为四个方面：生活环境适应、情绪状态适应、学习活动适应、交往活动适应等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又综合为总体适应情况；其次，结合上述四个维度对3名贵州大学心理学教授、6名贵州大学专职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教师和50名我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进行访谈；最后，将他们对上述各个维度的回答作为问卷题目设置的重要参考，再经过专家指导、讨论修订后形成 《贵州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适应现状调查问卷》。
（二）调查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贵州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适应现状调查问卷》共设计40个题目。利用三个月时间，对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省内10多所高校中的少数民族新生和少数汉族学生、高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69份，有效率为94.83%，对回收数据借用SPSSl2.0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通过因素分析，34个变量在各自的公共因子上都有较高的负荷值（剔除了6个在各因子上的负荷量较低的变量或者项目），且抽取的9个公共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72.89%，可认为，因子的提取结果比较理想。检验分析模型结果表明，贵州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适应的四个结构维度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另外，调查问卷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0.8632，分半信度为0.8112。因此，由上述数据表明，调查问卷信效度等指标显著性较好，可作为有效问卷来分析少数民族大学新生适应状况。
（三）研究变量的选取
在研究中，本文运用SPSS相关的分析技术，主要是采用Logistic回归检验各自变量因素的显著性。对贵州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适应评价主要由项目测量平均分值法来确定。本文选择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城乡结构、家庭结构、是否独生子女、住校阶段、是否担任班干部、是否享受国家助学金等9个自变量。
（四）分析方法
在本文的Logistic回归检验中，本文使用四类模型：第一类模型是检验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的“性别”、“年龄”、“专业”三个自变量对贵州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适应的显著性；第二类模型是在（模型Ⅰ）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城乡结构”、“家庭结构”和“是否独生子女”（主要看家庭因素的显著性影响）；第三类模型是在（模型Ⅱ）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住校阶段”变量后的显著性影响；第四类模型是在（模型Ⅲ）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是否担任班干部”、“是否享受国家助学金”两变量后的影响的显著性（主要是大学的干预措施对其显著性影响）。
二、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的统计学基本特征分析
将经过调查后所得到的有效问卷输入spss12.0数据库统计分析后发现，在所调查的569份有效问卷中，少数民族大学新生主要集中在苗、侗、土家、彝、布依等民族，其中苗族132人，占23.22%；侗族81人，占14.17%；土家族68人，占12.09%；彝族67人，占11.80%；布依族99人，占17.31%；其他少数民族73人，占12.78%；汉族49人，占8.63%。
（一）基本变量的人口学特征
在调查的520名少数民族大学新生（剔除汉族学生外）中，男生有292人，占学生总人数的56.13%，女生有228人，占学生总人数的43.87%；年龄结构方面，100名学生年龄在18岁以下，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19.28%，332名学生年龄在18-19岁，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63.87%，78名学生年龄在20-21岁，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14.92%，7名学生年龄在22-23岁，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1.28%，3名学生年龄在24岁以上（含24岁），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0.65%；在专业构成方面，被调查样本中有文、理、工、医科学生分别有186人、145人、124人、65人，分别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5.77%、27.88%、23.85%、12.50%。
（二）基本变量的社会结构特征
在调查的520名少数民族大学新生中，城乡结构方面，有238名学生居住在城市，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45.83%，282名学生居住在农村，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54.17%；家庭结构方面，53名学生是单亲，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10.19%，457名学生是双亲，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87.92%，10名学生则是其他情况，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1.89%；同时，在调查样本中，独生子女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38.15%，非独生子女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61.85%。
（三）基本变量的住宿结构特征
在调查的520名少数民族大学新生中，有261名学生从初中开始就住校，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50.13%，有148名学生从高中开始住校，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28.38%，有111名学生从大学才开始住校，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21.49%。
（四）基本变量的干预措施特征
在调查的520名少数民族大学新生中，有165人享受过国家助学金，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31.78%，有355人未享受过国家助学金，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68.22%；同时，担任班干部或学生会干部的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23.16%，未担任班干部或学生会干部的占调查样本总人数的76.84%。
三、结果与分析
（一）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的适应状况分析
经过SPSS12.0软件输出结果和维度问卷量表打分的均值可知，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的总体适应得分在0-1之间，适应状况一般（如表1所示）。具体来看，生活环境、学习活动、情绪状态、人际交往活动等四个维度的适应性平均得分在0.388-0.286、0.396-0.234、0.401-0.243、0.388-0.263之间，说明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水平大都集中在0-0.5之间，但是分值内部的离散性较大，其中学习活动和情绪状态的标准差为0.081和0.079较大，这也说明有极少部分的少数民族新生的适应性水平偏低。
（二）影响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的因素分析
1.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本文以高校少数民族大学新生学校适应的得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专业、城乡结构、家庭结构、是否独生子女、住校阶段、是否担任班干部、是否享受国家助学金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
结果表明：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四个维度的得分与“性别”、“年龄”、“专业”、“城乡结构”、“是否担任班干部”、“是否享受国家助学金”等6个因子在生活环境、学习活动、人际交往活动等3个维度上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P≤0.05）；而“家庭结构”、“是否独生子女”、“住校阶段”在生活环境、学习活动、情绪状态等3个维度上，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总体看来，9个自变量因子与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的四个维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剔除“是否享受助学金”和“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变量因子外），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均在0.6以上。
2. 影响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的因素分析。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的适应性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且每个因素对其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文通过不同层次模型，引入不同的变量来分析影响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因素。在这里，只解释产生适应性对不适应的情况。
在表3的模型Ⅰ中，本文只考虑少数民族新生的“性别”、“年龄”、“专业”基本特征变量。在这些变量中，“性别”变量对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年龄”、“专业”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45、0.038，接近显著性水平（Sig≤0.05为显著），这也说明“年龄”、“专业”变量对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符合基本事实经验的，不管是汉族还是民族新生来说，一般年龄越大的大学新生学校适应越强，这主要与自身的经历和心理认知结构有关；同时，对于专业的学习，教学模式的“突然改变”导致学生的无法适应，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感觉更为明显，这也与走访调查中挂科率最高的现象在理工科中居多是一致的。
b. Sig≤0.05为显著表3的模型Ⅱ中，本文引入“城乡结构”、“家庭结构”、“是否独生”三个变量后，可以看到，三个变量对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是显著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32、0.021、0.015，同时“性别”、“年龄”、“专业”的显著性也在增强（与模型Ⅰ比，它们的Sig值都在下降），这就说明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在“家庭”这个维度的范围之内，“性别”、“年龄”、“专业”三变量对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有很大程度上的显著影响。同时，“性别”变量对其的显著性影响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程度。
在模型Ⅲ中，引入“住校阶段”变量后，与模型Ⅱ相比，模型Ⅲ中变量的显著性发生了稍微的变化，“住校阶段”变量的显著性水平Sig为0.05，显著性水平较强，但是与模型Ⅱ中变量的显著性相比，相对较低，其他变量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说明住校的阶段性选择对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也与实际调查情况相符，中学住校时间的长短对其大学生活的适应、人际交往等维度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模型Ⅳ中，加入“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享受助学金”两变量后，与模型Ⅲ相比，模型Ⅳ中的变量显著性没有发生了多大变化或者没有变化，自身的显著性也不强，反而“性别”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这说明它们内部的某些干扰因素的存在，会抑制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水平的提高。
四、结论
本文从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的四个维度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的总体适应得分在0-1之间，适应状况一般，其中学习活动和情绪状态维度得分较低，说明少数民族新生在大学的适应更多是学习的不适应，高校辅导员或班主任需加强对其学习方式转变的引导，同时由于环境的改变、异域文化的“侵入”，使得民族新生对异文化的认知与接纳还需一个过程，因此帮助其民族新生熟悉所处环境和文化特征是高校辅导老师的主要任务之一。
2.贵州高校少数民族新生适应性受到性别、年龄、专业、城乡结构、家庭结构、是否独生子女、住校阶段、是否担任班干部、是否享受国家助学金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家庭结构（双亲、单亲）和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的影响最为强烈；大学对其施加的干预措施（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享受国家助学金）对适应性的提高没有显著性影响。
3.在引导贵州高校民族新生适应大学生活、学习、情绪控制、交往等方面时，必须要考虑其民族文化因素对他们的影响。
注释
① 在调查问卷中，生活环境、学习活动、情绪状态、人际交往活动等四个维度，每个维度设置5～8个项目，每个项目的量值在之间，最终取项目的均值可得适应性得分。
参考文献：
[1] Heather Noel Anschuetz. Coping with college transition：The effects of trait vulner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American： Doctor of Philosophy of Wayne State University.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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